# 通識再現  

前幾個月有一則新聞讓人匪夷所思，某市議員在質詢時揭露，該直轄市的教育局局長，安排兩位候用校長輪流當「自己的司機」。這兩名「候用司機」不僅全程接送，還必須載著局長到處跑行程。

十一月二日《點教育》裡〈三輸的學校教育行政——殷殷期盼政府高層出面解決〉一文，曾經論及學校的新人被要求擔任行政組長職務，而嚴重影響學校教育品質。此篇要再次論及潛藏在校園中的教育行政工作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教育需要熱情，熱情需要滋育。這是發生在苗栗縣泰安鄉原住民部落的真實故事。

高潮迭起的2020年美國的總統選舉終於「落幕」了，共和黨的川普落敗不得連任，拜登雖當選卻前途滿布荊棘。我們對美國的政治並不感興趣，也對誰當選並不特別關心，然而這一次競選萬眾矚目，其過程對全世界的教育以及文化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啟示，又看到在臺灣有不少人鍾愛於川普，更覺得有必要從文化與教育理念層面提出針砭。

從世界各國傳遞來的訊息都告訴我們，臺灣在這一次全球性的新冠病毒疫情當中的表現，可說是數一數二，其他各國難以望其項背。簡單的說，在這波疫情中，臺灣政府反應迅速，防疫措施堅定而得當，因而獲得民眾的支持與配合。與世界其他各國相較之下，當下臺灣人的日常生活及經濟活動，最不受疫情的影響，沒有所謂的城市封鎖、特定行業的禁止、學校的關閉、宵禁及聚會人數的嚴格限制，各項經濟指標也名列前茅。臨大疫而能安然如常，實屬得來不易的重大成就。

「溫故而知新」這句話大家耳熟能詳。它首先出現在《論語‧為政》篇，完全同樣的一句話也出現在《中庸》的第二十七章。其中有兩層意思：一、熟悉舊知識，才會有新的體會。二、只溫習舊知識是不夠的，還要能知新才好。許多人認為儒家是發展科學的障礙；其實「守舊」是儒家末流造成的錯誤印象，並非原始儒家的態度。《大學》第三章就說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所謂「遊戲」是指小朋友在課餘時間，三五成群，自主性的聚在一起進行某種活動，例如早期的玩彈珠、打橡皮筋、跳房子，或較現代的打棒球、籃球鬥牛等等。遊戲可以是即興的也可以是定期安排的，但它們是有規範的，必須遵守規則的。

《國家語言發展法》於民國107年12月25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隔年1月9日公布。所謂「國家語言」，根據立法意旨，指的是「台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台灣手語」，而且，由於都已經瀕臨衰微的危機，必須儘速復振。

每年到了暑假，最傷腦筋的莫過於學校的校長！因為學校的教師兼職行政人員紛紛求去，如何彌補人事缺口？行政人員的不穩定，成了校園中潛藏的一顆隱形炸彈。

國中升高中職「全面免試，就近入學」，是政府推動「十二年國教」的重要政策之一。不過現實上，因升學的競爭壓力大，家長更重視孩子的學習環境，使得在選擇學校時反而是「挑選入學」，特別傾向口碑較好的私立學校就讀。國小也有類似的狀況，造成幾千人爭取百個名額的現象。

「資訊工業策進會」為李國鼎先生在民國七○年代創辦，對於臺灣資訊科技的發展貢獻良多。為落實「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Thinking）向下扎根的理念，於民國108年成立了「運算思維實驗教育機構」，招收小六、國一、高一學生進行運算思維的教育。不料該實驗教育機構未滿周歲就停止招生，坦承對教育領域專長經驗不足。對於「資訊工業策進會」勇於創新以及勇於承認錯誤，一方面感佩，一方面想要釐清，運算思維是否能成為教育主軸？究竟是要以用運算思維去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要藉著運算思維讓學生提早學習電腦科學以發掘資訊人才？這需要清楚的辨明。

世界上的所有規定都是「專家」做出來的，一般人無置喙之餘地。行外人雖莫名其妙，並不敢挑戰；圈內人但照本宣科，更不敢質疑。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的級分換算方式就是一個鮮活的實例。

「中小學行政大逃亡」斗大又醒目的標題，幾乎都會在每年的七、八月出現一次，去年嘉義縣某國中就同時有十位兼任行政業務的老師請辭。老師不願兼任行政工作已是學校多年來的常態，過去全教總、教師會、校長協會均提出現況問題的嚴重性與解決建議，要求學校行政專職化，但終究是懸而未決，以拖待變，然學校行政人事更動頻仍，對學校教育效能、學生受教權都是嚴重的斲傷。已經有太多的相關論述見諸媒體，在此不贅述，本文僅就學校人事不安定對於學校經費預算的編列、執行所造成的嚴重影響提出說明與建言。

就在這幾年，「校長學」的這樣一個名稱，開始零星出現在台灣教育學界的專書、研討會主題以及研究所課程中，而儼然有想要將其推崇為一種「學科」的訴求。就學術領域多元發展的宏觀角度，對於各種新興學科或是科際整合，的確應該予以正面鼓勵；然而，若是針對顯然不符「學科」本質者，亦理應就此明確針砭以正視聽。

1907年，英國陸軍中將貝登堡（RobertBaden-Powel）依據他特有的教育理念在白浪島（BrownseaIsland）試辦第一次露營，翌年又出版《童子警探》（ScoutingforBoys）一書，於是開啟了後來的國際性童軍運動（scouting）。這一運動的宗旨是透過年輕人自願參與的某些非關政治，而超越性別、出身、種族或信仰的教育活動，健全發展他們體、智、情、群及心靈的潛能，冀培養出敬事的公民，使能作為各種小、大乃至國際社群裡的良好成員。

學位與學問兩者之間的關係本來並不密切。換言之，學位高並不見得學問好，而學問好的人未必有高學位。學問是實，學位則是名；最好是名副其實。然而我們在制度上卻做了三件事，使得社會大眾只重視學位之名，而不在乎學問之實。於是乎學位論文的作假或抄襲事件乃層出不窮。

臺灣二十多年來的教改行動，一直環繞著「自由、彈性、多元」核心價值推展，這一次的新課綱實施高倡「適性揚才」，特別是針對高中，要求增加校訂必修、班級數1.2至1.5倍的選修科目、彈性（自主）學習時間、學習歷程檔案等，教改精神是一貫的。然而，當我們越來越重視不要由上而下、不要一體適用，要尊重在地脈絡、教學自主、學生中心時，這就注定了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校、老師、學生，以及家長都會更加忙碌，而且各方有形或無形成本都會墊高，這其中一個昂貴的成本來自於提供「量身打造」課程及教學的師資人力，因為學校勢必得自行增加開設許多課程或教學、輔導方案，好讓學生得以適性學習，師資人力需求已遠非昔日可比。

為什麼時下的家長們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如此焦慮不安？

美國前教育部長RichardRiley曾表示：「我們必須教導現在的學生，畢業後投入目前還不存在的工作、使用根本還未發明的科技、解決我們從未想像過的問題。」庸俗直白的說，教育之目的莫非就是讓學生在未來能夠活下去。雖然有學者在研究「未來學」，當大家聽到「未來」一詞，反應可能就如多數學生聽老師講課一樣：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究其原因，大概是無人明瞭「未來」到底像甚麼樣，所以也就缺乏興趣。

過去半年來，人類經歷了新的社會關係。「社交距離」（socialdistancing）成為最高行為準則，所有的群聚活動的形式都被重新規範。其中，「學校」，這個自有人類文明以來最重要的教育場域，受到的衝擊尤其顯著。「封鎖」（lockdown）的狀態下，為了維繫教學，各種運用網路的教學與學習方式應運而生。疫情，不只是讓網路與教育緊密結合，在此同時，也讓世人重新思考，所謂的「學校」，是否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與可能的變革。這是重大的議題，值得從各種領域多方探討，本文試著從教育本質的角度提出思考。

最近有兩樁大學課堂裡發生的事傳了出來，讓大家大開眼界，感到匪夷所思。於是知道，原來大學教師是可以如此上課的！莊嚴的大學課堂上會發生這類荒唐事，值得大家深思。

錢鍾書在他有名的諷刺小說《圍城》一書中，老早就揭露了民國三〇年代大學當中的假文憑問題。小說中的人名、地名和時間點或為假，事情卻往往為真。

近來中小學課程朝向數位學習，在網路上也紛紛開設了許多線上課程提供學生免費使用，不僅可在網路上課、網路上討論，就連在學校寫作業、交作業也都會使用到網路，比起過去使用量高出許多。加上時下最夯的通訊軟體LINE和社群網站FB、IG的盛行，學生只要有手機，無論是討論作業，或與家人、朋友連繫都較為方便，更讓手機離不開身。

行政院2017年12月6日院會通過「2030臺灣雙語國家發展藍圖」。當時的院長賴清德在全球化及國際化浪潮之下，為提升國民英語能力以增加國際競爭力，想將臺灣在2030年打造成為雙語社會。在這藍圖中，國民教育中的英語教育是重中之重。

行政院於2018年底宣布，將2019年訂為「雙語教育」元年，然而，檢視這個政策或者回顧教育界過往以「雙語」為名的諸多舉措，我們可以推測，行政院新政策的真正目標應該還是在於英語學習的擴大和強化，而與雙語教育（Bilingualeducation）原來意涵不盡相同。

過去三、四個月，新冠肺炎打亂了各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態，更幾乎打亂了全世界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學校停課所造成的教育問題，牽動每個家庭成員也牽動了許多行業因此而蕭條。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料，今年五月為止已有超過130國家實施全國性的停課措施，導致全球80%以上的學生無法繼續學習。此外，仍有許多國家實施局部停課，以防止疫情擴散。若這些國家未來也以全國停課作為防疫措施，無法上學的兒童和學生人數，還可能增加數千萬。

網路上流傳著作家劉墉的一篇短文，談到這一代華人親子關係的兩難處境！他提出當今許多年輕人想要西方生活水準，卻少了獨立思考與自主謀生能力；想要享受美國式的自由，卻放不下中國式的寵愛；成長過程少了美國孩子的積極主動，又把中國傳統的孝道拋在腦後。結果這些年輕人進到職場後，既想要美國公司的福利，卻又捨不得中國式的鐵飯碗；工作上少了美國員工的自律敬業，也不講究中國傳統員工對公司的忠誠。而這些習性可能都與父母親從小過度保護，學校中缺少基本品格要求有關。養成年輕世代懂得爭取權益，卻忽略自己的做人本分與做事原則；把人情與道理混為一談，無法分辨場合，掌握合宜行徑。

上學期期末，一位來自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的大學生，在離臺前向教授辭行，並分享她來臺交換的心得與建議。從以下的談話，可看到兩岸高等教育發展上極大的差異，尤其在大學生學習動力上的問題。

對建築稍有涉獵的人，可能聽過這樣的說法：「建築是生活的容器。」這是近代建築大師勒‧柯比意（LeCorbusier）對建築蠻貼切的描述。從山頂洞人穴居、有巢氏構木為巢、遊牧民族的蒙古包、到現在各式各樣的建築，我們看到作為容器的建築隨著人類生活的多樣化，不斷的演變。

不久前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某教授自己爆料，他在大學甄試入學的面試時咄咄逼人，害得考生返校後大哭，引來家長抱怨。他在〔臉書〕上解釋：「甄試其實不僅是看應考者過去的努力，還要看其未來對抗攻擊時的應對能力。與其溫文儒雅地發問，……倒不如猛烈攻擊，然後看其反應。」他還自豪：「臺大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大家都溫文儒雅，虛虛地互打太極拳，而在於真槍實彈地攻防。」

基於資源有限，並為確保計畫的可執行與價值，除教育部針對大學的部分經費補助，已長久採取競爭型計畫模式外，另諸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等，亦以大學教師為補助對象實施自願性的競爭式申請。而既然是「競爭」，通常就不是人人有獎，所獲得的經費多寡也不會大家相同；本文於此，姑且不論競爭型計畫可能存在使大學過度配合政策而失去自主的弊端，即便僅著眼於應強調基本性、普遍性、均質性的中小學教育階段而言，其學校辦學經費需求，顯然就更不適合、也不應該採取競爭型申請方式。

上個月本專欄刊出一篇〈《學位授予法》的美麗與哀愁〉，談到去年底發生某科大的論文事件，該校某碩士班遭檢舉，約六成的學位論文與工程技術無直接關係，出現研究命理、夜市、符咒、紫水晶等題目。不只是私校、連國立大學也接連被揭露碩士論文的問題。此篇文章也提到改善整個大環境結構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感來自面對現實的壓力；若學校系所都招不到學生，經營不下去了，如何嚴格審核他們寫的論文？理想也只能空談。

2011年「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引進「成果導向教育」（Outcome-BasedEducation），著重以學生的學習成果作為評量依據，相關論述甚多在此就不贅述。然而「成果導向教育」有一重要內涵是「問責」（accountability），就字面而言，學生的學習成效，主管單位、學校、老師等一干關係人要能負起全責。案原文字典上的說明，「問責」不僅是負責，還要對所發生的事情能說清道白、提出清楚的解釋。例如，今年「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學測）的數學滿級分超過1萬4千人創新高，雖然考題不是大考中心主任出的，但是無法提出清楚說明，也就辭職以示負責。然而，今年學測的數學、國文成績未達底標的人數也都超過1萬4千人，卻無從「問責」。

教育部在今年3月18日函寄相關單位《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並告訴大家，這指引的依據是《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在這圖像的勾勒中，教育部期許全國教師要以終身學習為核心，具備教育愛、專業力和未來力。除此之外，教育部更進一步的在這3個向度下分別提出3項核心內涵。在教育愛的向度下，是熱誠與關懷、倫理與責任、多元與尊重；在專業力的向度下，是專業與實踐、溝通與合作、探究與批判思考；在未來力的向度下，是創新與挑戰、文化與美感、跨域與國際視野。這洋洋灑灑的9項核心內涵，就構成了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在教育部的構想中，這些指引不僅是不同職涯發展階段的教師在專業發展學習上的依據，也同時是各教育行政機關及有師培學程的大學，在規劃專業發展課程與活動的參考。

最近因為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導致許多國家大區域或全國性的暫停各種非必要的經濟、社會活動，甚至封城、封國，連帶地學校也必須停課，視疫情嚴重程度從2週到數個月都有。台灣由於疫情相對和緩，目前全校正式停課的個案僅有極少數，然而，基於「停課不停學」的教育理念，教育部或各縣市政府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早在2月大多已規劃採行「遠距教學」，因應停課所造成的學習中斷問題，並通令所屬各級學校及早安排、演練。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招聯會）於2018年底作了個決定，2019學年後大學學系的甄選「至多參採」學科能力測驗五科中的四科，說是為了「減輕考生負擔」。但未料當即造成2019年申請入學篩選的困難，受到考生及家長的極大責難。招聯會該項決定原是受制於教育部的壓力，想要討好若干家長團體，但效果卻適得其反。

目前在臺灣，小學生的在校時間，依年段不同而有不同差異；一般而言，在一週五天的「正常上班上課」時段中，小學生需要在校上課到下午的天數，於低年級（一、二年級）、中年級（三、四年級）及高年級（五、六年級），分別是一天、三天及四天。

以下場景，相信學校教師們不會太陌生！

自從廣設大學之後，臺灣高教的亂象就層出不窮，或者說，鬧的笑話也不少，多到足足可以寫幾本「學場現形記」。近來碩士生畢業論文與其所屬系所之設立目標不符就是一例。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考中心）係於民國78年7月由教育部成立，82年3月改制為財團法人，迄今三十甫立。新上任未滿一年的張茂桂主任於2月24日，突然因109年「學科能力測驗」數學考科的難度不夠而致鑑別度不佳，以行政監督不周的理由提辭，立即獲董事會同意，各界譁然。更令人驚詫的是，董事會在3月24日的會議中就選出了新任主任為周兆民教授。

不久前【點教育】的〈臺灣的基礎科學研究，怎麼了？〉一文披露了臺灣近年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發展明顯落後的情形，引起大眾矚目。這與「科技部」的設置密切相關。

環境是教育的一個重要因素，校園環境要做到多安全才是理想的？校園是學習的場域，不只是知識技能、人際關係，更是自我負責以及防衛意識的學習場域。因此校園環境中，不論是實體或是虛擬空間，在在都是學習場域中的重要元素。從環境營造的專業角度來看，如何拿捏設計的尺度，使有助於教育理念的實踐，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臺灣的教師團隊具備世界一流的水準，此話一點也不為過。但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對於臺灣的教育失去信心，家長急欲把小孩送往國外求學或是尋求實驗教育為解方，以獲得家長心目中所謂的「優質教育」？

長久以來，中小學教師的主要職責是課堂教學和班級經營，「課堂教學」指的是傳授在國家課程綱要之下由一群學者專家所編著、經審查通過的教科書，這個工作主要偏向「教學」，而不是「課程設計」，因為從教科書一路往上到課程綱要，都已經確定了，教師的工作因此是針對教科書內容的解說及詮釋，透過編製的教材講義，安排的教學活動、隨堂練習及回家作業等，讓學生能夠學會相關的課程。若從廣義來說，這雖然也屬於「課程設計」，但已偏向很後端的工作，攸關「課程」最為核心的學習目標、知識結構和內容重點等，都由國家統一規範，無從更改。

民國80年時，臺灣境內的大學共有50所（大學21，學院29）。其後教育當局飆設大學，雖經若干整併及少數停辦，迄108學年，向教育部立案的大學數高達146（大學126，學院20），另有專科學校12所。大學過多又遇到少子化趨勢，已成臺灣高等教育的夢魘。

在北部都會區某一公立學校，有位一直還算努力，然英、數成績卻均欠佳的國三學生，他在國一、國二時的數學課與英語課，都是由編制外的兼任教師在教；其中，他國二英語老師的學科專長，甚至還是「輔導活動」，而非「英語」。國三時，學校終於改安排由編制內教師來任教；但眼看再過不久，這位學生就要參加國中畢業會考了，他在這兩個科目上的表現，恐怕亦已難有轉機。

多年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不斷的指出，不同背景的孩子在學校中有共處的經驗會減低階級之間的對立，也會減少對不同族群及階級的「他者」的猜忌。臺灣私立中小學的壯大與OECD的忠告正是反其道而行。

「素養」究竟是Competency還是Literacy，108課綱似乎也沒有交代清楚，大夥帶著朦朧的美就歡喜上路。其實也無傷大雅，反正這是條探索之路，面向未來性的未知挑戰，邊走邊學也是一種策略。然而比較確定的，108課綱論述中不見老祖宗留下的智慧。這也就罷了，因為教育領域專家、學者、老師的養成，多是建構在西方的架構。因此水波爐、氣炸鍋烤牛排可以侃侃而談，卻不了解甚麼是爆、溜、煸、煨、氽、焯。

103年11月總統公布「實驗教育三法」，將實驗教育區分為學校、非學校兩種型態，其中，非學校型態涵蓋個人（自學）、團體或機構辦學，是此一立法優先的關注，原來批判、衝撞體制多時的「另類教育」（alternativeeducation）多半可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名，為國家教育體制全面地接納。

關於全球大學的排名，一般熟知的有四種（英國Times報的THE、英國QuacquarelliSymonds公司的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上海交通大學的ARWU、美國USNews&WorldReport雜誌的USNWR）。每次發布，媒體都熱衷報導。大家會關心臺灣大學的排名是上升還是下降？又，除臺灣大學外，中國大陸及香港的大學有多少是在兩百名內？還有，前一千所大學中，臺灣有多少大學入榜？相關的檢討文字已有許多，本文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