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幸觀點:兩岸和平宣言芻議─兼答友人質疑

2021-01-01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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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既然有兩岸,其思維及解方必須(也一定會)運用辯證的方式。圖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前)。(美聯社)

兩岸關係既然有兩岸,其思維及解方必須(也一定會)運用辯證的方式。圖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前)。(美聯社)

面對兩岸互不通氣,關係日緊的局面,有人對和平表示悲觀,對武裝衝突心懷顧慮。我們雖不必然過度憂心,卻也必要重申:對戰爭的厭惡,對和平的期待;對生命的歌頌,對進步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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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塑造人文世界,就能重建人文世界

文化世界的一切:觀念,理論,制度,還有什么結構,包括兩岸關係,統統不是有如自然界的實體,而是人為的建構。只是,人的意識通過了物 (異)化,這些文化物件,有時被人誤認為客觀的實體。文化世界既然是人的構想,不是什麽天生自然,也就能夠由人加以解構,重新建構。哲學家告訴我們:自然不是人所創造,所以我們不能完全了解;文化社會既然是我們人所建構,人沒有理由不能了解。這麽看來,我們的想像力應是無遠弗屆。想像力的極限是兩岸和平如何安排的唯一限制。這不是說:我們的想象力可以決定一切。我們推動一些理念,不但一定要務實,而且最後不免受到現實某種程度的制約。但是手段上的務實,不表示接受思想上預先打折,自我打折的結果是改進的程度越是離我們的理想更遠。所以說:「矯枉必須過正」,矯枉而不過正,常常半途而廢。

在對日本的戰爭中,蔣介石採用了極端的焦土戰術。(美聯社)
人和社會只有在壓力,危機,慘況,戰爭的威脅之下才有重大改變的可能。(美聯社)

歷史上有無數的例子似乎在暗示:人和社會只有在壓力,危機,慘況,戰爭的威脅之下才有重大改變的可能。啟動的改變,無論成功與否,或成就到哪一個程度,人們常常又撤退到舒適的例行公事般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首次看到科技進步同時導致史前無例的殘酷。人類的反應是國際聯盟及某種程度的戰爭預防和軍備限制。但這種改變證明是遠遠不足,而且無法完全實現。雖然,二十世紀三零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至少在工業國家推動了修補式的某種程度的社會民主。而人類在幾乎是從反戰的全盤撤退之中,經歷更加殘酷的二次大戰。其結果帶來像聯合國及人權宣言等,突顯對世界和平及人類生命及生存權利的重申及希望。存在的意義在於生命的延續;生命的延續必然要有和平的環境。一旦戰爭終止了生命,存在,以及由存在追求社會進步從而帶來的物質和精神的提昇,對不再存在的人即無意義。

就台灣而言,它既是二次大戰試圖解決,但遺留至今的問題,自然不能自外於和平及人權的呼喚。而二十世紀末第三波民主浪潮和某種程度的台海危機,也間接促成台灣社會解嚴和幾次修憲的改變。然而,台灣社會是否必得等待另一個危機,特別是戰亂的威脅或發生,才有再度變動的可能?不管如何,我們的使命在拒絕臣服在這種宿命式的惡性循環。

中共不一定要實行一國兩制

海峽兩岸既然風雲日緊,戰爭如果不免,和平希望的一國兩制還有它的相干性嗎?中共的確沒有非談一國兩制不可。要不是鄧小平的資歷和威望,沒有人當時能或敢提出這種大膽的構想。在解決族群衝突的努力當中,通常是弱勢 (台灣)應該才會要求強勢一方(中國大陸)讓步。前蘇聯解體過程中,少數民族紛雜的許多前共和國脫離聯邦獨立時,經驗顯示當共和國越是比較站穩腳步,境內的少數民族的自主要求, 越是得不到多數族群的考量。現在一反常情,是大陸一方願意讓步,台灣連拒絕什麽都沒搞清楚就盲目否决。到目前為止,台灣當局「絕對」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的宣示;而在野黨不知就裡,也一直噤若寒蟬,默認接受,都是極端不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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