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兩岸互不通氣，關係日緊的局面，有人對和平表示悲觀，對武裝衝突心懷顧慮。我們雖不必然過度憂心，卻也必要重申：對戰爭的厭惡，對和平的期待；對生命的歌頌，對進步的堅持。
既然我們塑造人文世界，就能重建人文世界
文化世界的一切：觀念，理論，制度，還有什么結構，包括兩岸關係，統統不是有如自然界的實體，而是人為的建構。只是，人的意識通過了物 （異）化，這些文化物件，有時被人誤認為客觀的實體。文化世界既然是人的構想，不是什麽天生自然，也就能夠由人加以解構，重新建構。哲學家告訴我們：自然不是人所創造，所以我們不能完全了解；文化社會既然是我們人所建構，人沒有理由不能了解。這麽看來，我們的想像力應是無遠弗屆。想像力的極限是兩岸和平如何安排的唯一限制。這不是說：我們的想象力可以決定一切。我們推動一些理念，不但一定要務實，而且最後不免受到現實某種程度的制約。但是手段上的務實，不表示接受思想上預先打折，自我打折的結果是改進的程度越是離我們的理想更遠。所以說：「矯枉必須過正」，矯枉而不過正，常常半途而廢。
歷史上有無數的例子似乎在暗示：人和社會只有在壓力，危機，慘況，戰爭的威脅之下才有重大改變的可能。啟動的改變，無論成功與否，或成就到哪一個程度，人們常常又撤退到舒適的例行公事般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首次看到科技進步同時導致史前無例的殘酷。人類的反應是國際聯盟及某種程度的戰爭預防和軍備限制。但這種改變證明是遠遠不足，而且無法完全實現。雖然，二十世紀三零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至少在工業國家推動了修補式的某種程度的社會民主。而人類在幾乎是從反戰的全盤撤退之中，經歷更加殘酷的二次大戰。其結果帶來像聯合國及人權宣言等，突顯對世界和平及人類生命及生存權利的重申及希望。存在的意義在於生命的延續；生命的延續必然要有和平的環境。一旦戰爭終止了生命，存在，以及由存在追求社會進步從而帶來的物質和精神的提昇，對不再存在的人即無意義。
就台灣而言，它既是二次大戰試圖解決，但遺留至今的問題，自然不能自外於和平及人權的呼喚。而二十世紀末第三波民主浪潮和某種程度的台海危機，也間接促成台灣社會解嚴和幾次修憲的改變。然而，台灣社會是否必得等待另一個危機，特別是戰亂的威脅或發生，才有再度變動的可能？不管如何，我們的使命在拒絕臣服在這種宿命式的惡性循環。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後冷戰時代美國最大的戰略失算—誤判習近平 ｜ 更多文章 ）
中共不一定要實行一國兩制
海峽兩岸既然風雲日緊，戰爭如果不免，和平希望的一國兩制還有它的相干性嗎？中共的確沒有非談一國兩制不可。要不是鄧小平的資歷和威望，沒有人當時能或敢提出這種大膽的構想。在解決族群衝突的努力當中，通常是弱勢 （台灣）應該才會要求強勢一方（中國大陸）讓步。前蘇聯解體過程中，少數民族紛雜的許多前共和國脫離聯邦獨立時，經驗顯示當共和國越是比較站穩腳步，境內的少數民族的自主要求， 越是得不到多數族群的考量。現在一反常情，是大陸一方願意讓步，台灣連拒絕什麽都沒搞清楚就盲目否决。到目前為止，台灣當局「絕對」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的宣示；而在野黨不知就裡，也一直噤若寒蟬，默認接受，都是極端不智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