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打腳踢、拿刀威脅、情緒勒索，這些對她而言不僅是家常便飯，更是最難以逃離的夢魘...前陣子在台灣造成極大迴響的紀錄片《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透過與媽媽不斷自我揭露與坦承，發現媽媽原來是個女同志的真相，感人過程引起熱議。如今，她進一步深刻寫出當時遭受爸爸「死亡威脅」的回憶，儘管已過去數十年，字裡行間仍滿是驚恐與揪心。
不會回頭的逃離
國小三年級下學期剛結束的那年，一個尋常的午後，媽媽帶著我和妹妹離開家。是永遠不會再回去的那種離開。
我還清楚記得那天是個有陽光的好天氣，外面馬路車來人往，從我家窗戶看出去的那幾條黑色電線上還有小麻雀停在上面吱吱喳喳叫著。這原本是平淡無奇的日常，卻因為我們的離家而變得令人難忘非常。
父親就跟平日一樣，白天幾乎都不在家。原本我跟妹妹坐在父親床前挨著電視看，突然我媽出聲叫我們關掉電視，進去我們平時睡覺的房間。我們聽話站起身把電視關了，走到房間另一側，看見我媽拉開衣櫥在翻找東西。她把所有藏在裡面的現金都搜了出來，另外還有她的身分證。原本也拿出來的戶口名簿在看一看之後又放了回去，決定不帶走。
那時她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要逃離這個家了。但我心底知道。
媽媽牽著我跟妹妹走出家門，走下樓梯，走到外面的馬路攔下一輛當時還未統一顏色的計程車。我們母女三人坐上車，媽媽請司機開往一個我們可以暫時避居的地址。
計程車開得不快，但我感覺自己心跳很快，媽媽一定更是這樣吧。在那個似夢似真的模糊印象中，車子開了一段路，我回頭望一眼剛剛離開的那個房子，不是因為不捨，而是為了確定我真的沒有被遺留在那裡。
我們離開家之後第一個暫時的住所，是蓮姨的房子。蓮姨和我媽是在同一個村子一起長大的好朋友，一樣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到北部工作。她的兄弟姊妹不多，只有一個弟弟，非常有美術天分，他手繪的千元鈔逼真到令人難辨真假，據說還曾因為這樣而吃上變造錢幣的官司。
在我媽那個年代，女孩不是生來就有上學讀書的權利，尤其是在資源比較少的貧窮農村，家裡如果能有一點錢讓小孩唸書，當然是優先讓能傳家的兒子去。於是，身為長女的蓮姨理所當然一肩扛起負擔家計的責任，我知道她一直都沒有結婚，努力工作賺錢供養她一家人。
說來人口少也有好處，那讓蓮姨能夠多存一些錢，再加上貸款，就能在北部買下一間小公寓準備以後老了可以安居。也還好有蓮姨，不然當時匆忙離家的我們無處可去，可能就要流落街頭。
剛逃離的前幾個禮拜，媽媽都不敢帶我們出門，母女三人幾乎整日都窩在蓮姨的公寓裡。每天到了吃飯的時間，媽媽都是自己一人下樓去麵攤自助餐買現成的食物，她連要走遠一點到菜市場買菜都不敢。
幾個禮拜過去，我媽帶在身上的現金也差不多都用完，她不得不開始出去找錢。可能找朋友商借，可能靠打牌贏點賭金，或是去當別團牽亡歌陣的臨時工。
北部做牽亡歌陣的人不多，圈子小，彼此都互相認識，所以也多少知道我們家的情況。媽媽就是透過同是做牽亡的朋友得知，父親三天兩頭就會跑去問他們有沒有人知道我們母女的去處。他們還說每回父親去的時候，總是兩眼睜得老大，眼睛裡布滿紅色血絲好嚇人，而且，他身上一定都會帶著用報紙包住的刀，所有見過他的人都叫我們一定要躲好。
當時的我雖然還小，但已經能感受到死亡威脅的恐懼。我很怕哪天媽媽出去工作時若是真的被父親碰見，可能就再也回不來了。應該是為了安慰我們，媽媽總是說不用擔心，因為大家都知道父親是怎樣的人，沒有人會眼睜睜看著他傷害我們的。
媽媽的話好有力量，我總是相信她。要到將近三十年後我才知道，原來當時她比任何人都害怕。
再見，再也不見
那個時候我已經十二、三歲，跟著三重一個牽亡歌團一起工作。團長是一對老夫妻，很知道我們家的情況，幾乎讓我寄養在他們家，平常有出陣頭的時候，我都跟著這對老夫妻和他的一雙兒女一起吃住，沒有工作的時候才會回家跟媽媽妹妹一起。平均一個月裡，我有一半的時間都是在老團長家裡度過，那樣可以為我們家再減輕一些經濟上的負擔。
那天，我也是跟著團長夫妻出陣。記得喪家是將告別式場的鐵皮棚架搭在一個四周都有鐵絲網圍籬的的籃球場內，我就在塗上綠漆白邊的球場上，踩著排練好的腳步，跟其他兩位牽亡歌舞者一起下腰、劈腿、翻筋斗，還有對著陌生人的靈堂焚香、祭拜、奠酒。
當時年紀最小的我另外還要負責燒金紙，在團長夫妻每一段唱唸暫歇的空檔，我就得走到鐵皮棚架外，靠近籃球場圍籬邊，將金紙放進金爐焚燒，那是要給牽亡過程中所請來的神兵神將的路費。
在將金紙點燃放進金爐後，我仍站著確認金紙有無順利燒盡，要是沒燃燒完全，金爐會冒出嗆人的濃煙，影響老團長夫妻唱詞唸口白。我有些出神地看著橘紅火光晃動，但眼角餘光發覺身旁的鐵絲網外站著一個人，他的視線投向我。
真實人生總是比虛構戲劇有更多的巧合與張力。我轉過頭看見的，正是我的父親。
如果當時不是隔著那道高聳的鐵絲圍籬，我不確定接下去的發展會是怎樣，但我非常慶幸當時有那道圍籬存在著。距離不超過一公尺，只有一網之隔的父親兩眼直盯著我，他的表情看起來既激動又疑惑，因為當時我臉上畫著濃妝，身上穿著牽亡歌陣演出的服飾，他或許沒能完全確定眼前的女孩是不是自己的女兒。
但我卻第一眼就認出他來。有那麼幾秒鐘，身邊的時間彷彿像是凍結了一般，我動也不能動。最先有反應的是我的雙腿，原以為它們就要癱軟下來，但想到父親被擋在圍籬外，還有時間逃跑，於是我趕緊提起腳，快步走回其他人所在的鐵皮棚架裡。我很緊張地告訴團長夫婦，我看見父親了。團長太太叫我不要再回頭看，她說這裡頭有這麼多人，我父親不敢進來把我帶走。
我聽她的話一直待在告別式場的棚架裡，我也只能這樣做。忍住緊張害怕和不斷湧上來的種種情緒，裝做沒事地繼續跳著牽亡魂的舞步。喪家家屬沒有人知道，我這個牽亡的使者早已經嚇得魂飛魄散。
一直到整個儀式結束，我都不敢再望向籃球場的邊界。等到我們收拾好道具準備離開，我走在老團長夫婦和所有團員的中間，才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剛剛父親站著的地方。他已經消失，不在那裡。
在那天之後的十多年間，我們誰都不曾再見過我父親。包括媽媽的朋友們也說沒再看到他帶著刀出現追問我們母女的行蹤。
人活著總是需要點什麼去支撐或驅動生命，不管那是愛，或是恨，都行。我不知道父親那天看見了什麼，或想通了什麼，讓他決定放棄找尋我們。但不管那是什麼，我想都不是讓他好過的東西，因為，那讓他最終失去了活下去的動力。
六歲開始跟著媽媽跳陣頭，十歲離開學校，二十歲轉行從事社會工作，開始學習紀錄片。曾任台北市紀錄片工會祕書長，現為自由影像工作者，也是開始步入中年的地方媽媽。在還有話要說的時候就會繼續做電影，不然也有可能去找塊地方學種菜。過去作品包括《八東病房》、《烏將要回家》及《我和我的Ｔ媽媽》等紀錄短片。籌備至完成歷時18年的紀錄長片《日常對話》，於2016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及最佳剪輯，並於2017年獲得柏林影展泰迪熊獎，以及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影片在國內外影展皆獲得廣大的迴響與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