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評析  

美國白宮秘書波特與幕僚索倫森年初先後遭到前妻指控家暴，兩位受過良好教育，備受長官青睞的政治人物，在家中居然是施暴者，令外界驚愕不已。曾訓練專業人員接聽家暴防治專線的美國犯罪學專家派斯納日前投書《華盛頓郵報》，指出在2001年到2002年間，遭現任或前任男性伴侶殺害的女性，比當年在阿富汗戰爭中戰死的軍人多了45％。家暴案件頻仍，但人們對這類犯罪卻充滿迷思。

金管會近日推出震驚資本市場又極具政治爭議的重大指導性意見，規定舉凡外國公司的控制性股東曾有中國國籍、或在大陸有實質營運的公司，一律不准在台灣申請上市，一次封殺了數十家外國公司實體營運在中國者來台上市。

勞動部長潘世偉2014年5月7日在立法院答詢指出，最近將邀請專家學者、勞資團體和各縣市召開座談會，研究「分區基本工資」的可行性，作為未來基本工資調整的參考，以能解決目前存在的區域差異導致之薪資落差問題，未來倘若能夠達成共識，基本工資將打破全國一致標準，開放各區或六都及各縣市，可以分別依其在地物價水準訂出不同的基本工資。此議一出，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熱議與莫大關注。

—政界小心，不要站到22%的位置上和69%民眾對立

房地產市場困擾台灣的經濟與社會，干預政治與法令制度，已至少三十年。如果長期以來台灣的房市與住宅制度，像德國或荷蘭，現在的台灣應該還是福爾摩沙。造成當前房市亂象與社會經濟動盪的核心原因，是房地產稅制的落後。

本月13日，就香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問題，兩名主管香港事務的官員—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與香港立法會泛民議員正式舉行會晤。一如會前預料，雙方基本上各說各話，在特首候選人提名方式、特首是否必須「不能對抗中央」等關鍵問題上，沒能達成共識。香港和北京、香港社會內部對於普選的爭議和矛盾可能將日趨激烈，並可能撕裂社會，香港能否在2017年實現真正的普選，仍任重道遠。從香港普選的爭議，可以看出兩岸三地真正「統一」之難，難在何處。

我們在中國學習歷史，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是重點。古老的帝國從「貿易順差」變為「貿易逆差」，大門被列強打開、國土被列強瓜分、惡行在中國上演。求變的國人上下求索，試過幾招實在不行，才終於在一百年後選定了「社會主義」作為中國的救命良藥，延續至今。

兩岸協定監督法制化的論戰未歇，如何解決核四僵局的爭議又起。民進黨處理這兩個議題，正好都訴諸公投。不過，江宜樺認為在野黨對兩者的公投主張不一，自覺逮到機會，大力批評在野欠缺中心思想。但事實果真如此？

國民黨台北市長初選，連勝文最後勝出，七成民調以39.72%贏過丁守中36.99%，三成黨員投票更以10,647票大勝丁4,765票，總支持率以48.19%勝過丁35.02%。如果再加上最後宣佈棄選挺連的蔡正元，也得到總支持率10.34%，連勝文算是大勝過關。

於川端康成而言，生命就是等待死亡。

馬奎斯曾經說過，他一生中寫了那麼多，卻還是把一些不錯的題材丟進垃圾桶，其中包括為他自己送葬的那一篇（注一）。而現在，終於輪到世人替他送葬了。

法務部羅瑩雪部長近來逾越部長權限，頻頻放話要偵辦318學運攻立院、政院的學生及公民。說是不能對學生違法視而不見，卻對於323政院流血鎮壓事件中下令的警察高層，甚至她的上司江宜樺院長可能觸法的行為視若無睹，或許是不想落得如前內政部長李鴻源主動調查戶政系統案而被迫下台的下場。

教科書是學校對於課程的支配性定義，一言九鼎；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社會上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力量的競逐及妥協（Crawford,2000:1）。

堪稱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社運的太陽花學運才剛落幕，各界已忙不迭地基於各種不同的目的或動機，急著給這場社會運動定性、下標題、貼標籤。在這當中最值得注意的論戰，當屬這場長期佔領國會的行動，在法律上能否被評價為抵抗權的行使或一場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西蒙．佩雷斯的75歲生日，是在他的摯友、老資格的出版家奧哈德．茲莫拉家度過的。茲莫拉家裡全是書，他的出版社最新出的一本書，便是佩雷斯的《為了以色列的未來》。派對開得很成功，也合乎早期拓荒者質樸的風格：一群人坐在草地上，聊天，喝著果酒，彈著吉他；陪伴了佩雷斯半輩子的髮妻索尼婭像往常一樣沒有到場，她幾乎從不在丈夫的公事上亮相，包括至關重要的大選，為此，這對夫婦曾受到一些指責。到場的都是一些著名的作家、學者和政治家，像是一場淡淡的告別會，大家都覺得，佩雷斯的餘生將在著書立說中度過。

「Zhenya，我要說一件好笑的事。」趁著鋼琴家紀新(EvgenyKissin，Zhenya是他的暱稱)來台灣演奏，我終於可以當面告訴他。「有位鋼琴家在訪問中告訴我，他在北京時，主辦單位說這場鋼琴家群星會本來也邀了你，可是你說你和家人非頭等艙不坐，還要安排超豪華旅館，加上天價演出費，所以最後決定不邀。」「哈哈哈哈哈。」為什麼好笑？因為熟識紀新的人都知道，他拒絕去任何共產國家演奏，包括中國。就算給他一億，他不去就是不去。可是真正的笑點並不在此，而是對一個絕對出得起天價費用，也向來以大方聞名的主辦單位而言，為何在邀約被拒之後，居然編造並傳播這樣的故事？誰不知道北京最不缺的就是錢？但我們該感到意外嗎？如此言論，以及其背後的態度，我們早已無比熟悉。只要台灣藝人說了什麼不合己意的話，中國多數網民的反應就是要他們「別來中國圈錢」。這其中沒有對藝術創作的討論，沒有對演出水準的討論，沒有對品質高下的討論，開口閉口只有一個字，錢。如此態度自非一夜造成，但也絕對不能輕視。錢，而且是大量的金錢，足以讓一切變調。許多有志之士認為對中國全面開放並不足懼。但如此類似「和平演變中國」的觀念，或許僅適用於過去而非今日兩岸。畢竟，「和平演變中國」的預設，在於兩岸皆把自由信念和文化成果視為應受高度尊重的價值。但在短期大量金錢介入之下，這個價值顯然已經動搖。近年來北京大幅建設，蓋了設備最先進的音樂廳與歌劇院，更幾乎可以請到任何想要的音樂家與劇場家。有了那麼多錢、那麼好的設備和表演者，人民總該變化一下氣質，就算附庸風雅也好吧？但你若實際造訪，就會發現聽眾秩序仍然很差，甚至比十五、二十年前更差。「差」其實可以想像，但「更差」就值得深思。循序漸進而來的富裕，或能逐漸增進人民的教養，但短期大量獲得的財富，不僅無法移風易俗，反而助長並強化暴發戶的自信。對土豪而言，金錢才是價值，而非品質與文化。附庸風雅，即使做作，至少是學習品味。但現在土豪是只要有錢，我就是風雅。金錢可以移山倒海，請國際名家名團到北京演出，可聽眾卻在演出進行中大聲講手機，或索性跨椅睡成大字—大爺我就是禮儀標準，你能奈我何？就經濟實力而言，就算現在台灣發展良好，也仍然不敵中國。不是說經濟發展不重要，而是要和中國—這全球數一數二大的市場—較量金錢，根本上就錯了。愈是抬高經濟利益的價值，愈是頌讚金錢福音的萬能，以現況而言，就愈是助長土豪心態和暴發戶行為，也就愈失去台灣的特別與價值。台灣的特別與價值在哪裡呢？就像聽眾水準無法一蹴可幾，台灣在過去四十年所積累出的文化成果與高度，目前仍然難以取代。也因為這個高度（即使可能是想像中的高度而非實際的高度），論及「文化」，台灣仍然是華文世界的金字招牌。這反映在諸多文化產業與文化想像上。無論歌手或演員，台灣人能在中國開展事業者，從未有人不是先在台灣成名。立足台灣，才有可能放眼中國，因為在中國人民的一般預設中，到目前為止，台灣仍然是高水準、高品質與高文化的代表。這也是有中國器樂演奏家不惜投下巨資在台發片，或歌手即使賠錢也要在台北小巨蛋開演唱會的原因—塑造出在台灣獲得認可的資歷（或假象），對發展中國市場幾乎無往不利。演藝人才如此，作家也不例外。「台灣知名作家」或「台灣暢銷作家」，對中國讀者仍有極大的吸引力。許多在中國頗有斬獲的作家，其之所以成功，不見得是他們遠勝其他中國人，而是因為他們來自台灣。而任何打著台灣旗號的餐飲業，在中國也都能夠受到關注，因為飲食亦是文化的代表。我並非貶低他們的成就：他們確實「好」，但「來自台灣」這個事實，讓他們「好上加好」，冠冕上繞了一圈光。但這金字招牌還能掛多久，實在讓人不容樂觀。一方面一如前述，暴發式財富已在改變中國人對於文化的尊重，認為在金錢面前誰都必須低頭，無法想像有人就是有錢卻不願賺。另一方面，若把眼光放回台灣，我們自己也在快速崩壞。以我略具認識的出版業而言，從我正式進入開始（在2003-2004年籌備出書）至今恰巧十年，而這十年，正是見證出版市場年年萎縮，閱讀人口逐步崩垮的十年。台灣的神奇之處，在於無論大環境多差，這個島始終出人才。這十年來出現太多比我優秀的寫作者，我望之不可及的同輩與後進，但他們面對的大環境卻比十年前要險惡太多，初版起印從四千、三千本，一路掉到二千或一千五。若在台灣，年輕人建立名聲愈來愈困難，那麼無論他們有多好，作品又怎能銷到中國和中國以外的市場？而年輕一輩如果難以立足，台灣在未來，而且是不久的未來，就將失去文化上的領先地位，從根基徹底崩毀。而正是這個不斷扯年輕人後腿的大環境，現在卻以前輩的教訓口吻對後輩說：「你們太怯懦了，你們要有競爭力。」當然，年輕人該自立自強，不能事事依賴政府。但無論年輕人再怎麼自立自強，有些事就是無法靠個人或團體做到。看看香港書展，看看上海書展，再看看台北書展，真的要有極其強悍的信心或相當程度的近視，才能免於自慚形穢的羞恥感。單靠傑出作家或藝術家，並不能阻止閱讀人口流失和藝文環境崩壞，是政府應該務實而非務虛，積極主動地面對並解決問題。而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太多了。無論經濟能力多強，和強鄰相比，台灣確是小國。但這是有兩千三百萬以上人口，其實一點都不小的「小國」。我們若想突圍求生，就更應該發展文化並強調文化，而非一味和人比拼經濟，最後落得失去自我。我很難不把挪威當成模範。就以我所熟知的領域，鋼琴家安斯涅（LeifOveAndsnes）為例。原先我對他並不看好：他年輕時的錄音雖然「不錯」，卻不到「出色」，而以嚴格標準而言，那其實也就是「普通」。當時也年輕的我，認為再過幾年，或許就聽不到安斯涅的演出了吧！但萬萬沒有想到，安斯涅可是一路成長，技巧音色都愈來愈好。不只唱片等身、獲獎無數，安斯涅曲目寬廣，從巴洛克到當代音樂皆有涉獵，堪稱穩健步向大師之林的中生代名家。

中國經濟與發達國家存在本質區別

4月14日，蘇、謝兩人陸續退出民進黨主席競逐，使5月25日黨主席選舉很可能成為一人參選局面，蔡英文篤定在6月1日之後，即將成為新任民進黨主席。無獨有偶，蔡、謝兩人不管是參選或退選，都以太陽花運動為題，主張民進黨必須彌合與公民運動的落差。蔡表示：「過去六年以來，台灣社會的確累積了巨大而深沈的民怨，人民對未來充滿焦慮，學運只是一次社會潛藏力量的釋放。因應社會力的興起，民進黨更應該深刻反省，對政黨的角色與功能重新思考」、「我們也應該開啟和社會的對話，與公民同行，讓更開放、更年輕的民進黨與所有的人民一起努力，徹底改變這個國家」。

曾經看過一部電影，裡面的黑惡勢力費盡心機，想用高科技的病毒污染水源，以便靠出賣潔淨水謀取暴利。

合夥做生意，維護股東的權益是第一要務。因為維護了股東的權益，等於是自己獲利最大。

過去將近一個月，全台灣都沈浸在對318學運的心情激盪裡，由震撼、凝視、傾聽到認同、尊敬、感謝，大家都經受了一場畢生罕逢的啓蒙洗禮。太陽花的成功不在塑造英雄、創造政治對抗新形式，而在它讓已死的民主信念復活，讓絕望的大地萌發生機，讓所有有良心的人感動落淚。簡單一句話，它重新點燃了台灣希望！

3月19日凌晨近四點，在立法院的議場中，女女男男的青年們群策群力，眾人加上以椅子構築成的防禦障礙物，把試圖攻堅進入立法院議場的警察們「送出去」。優勢的警力無法對抗和平抗爭的公民，是公民驅離了警察，不是警察驅離公民。

日本特別注意集團文化，一般的上市企業或公司都會在內部發行刊物，並通過這個內部刊物來對員工進行教育，以便提升員工的意識以及對於企業或者集團的歸屬感。

台北論壇董事長蘇起4月1日帶團訪問大陸，與國台辦、商務部等部門交流。談到太陽花學運，大陸官員很困惑。商務部一位官員就說：服貿協議規定的台灣對大陸開放的項目，要麽早已開放，要麽是早已適用其他國家的待遇；且大陸對台灣的要求不多，實在無法理解台灣為何有這樣的反彈。大陸當局的這種困惑，實際是對台灣民意的隔膜。但隔膜的豈止是大陸當局。

上篇文章（《從美國判例看佔領行動的法律定位》），談臺灣學生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借鑒美國判例談到了對於遊行示威中一些具體行動的判例，結果遭致不少懷疑。

臺灣的大學生們，從反對服貿協議到發起佔領立法院、佔領行政院的行動，將行動推向了一個新的方向。而佔領這個行為也引起了多方位的討論。從社會運動角度而言，佔領就是一種行動策略，和戰爭中的佔領一樣，在宣佈一個階段性成果的時候，一定要找到一個標誌作為象徵，完成一次佔領的儀式，在對方的領域裡升起自己的旗幟。同樣，在社會運動領域，也有各種不同形式的佔領，宣告自己的訴求。

3月29日，臺灣黨外運動元老、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前往立法院單獨靜坐，聲援方興未艾的太陽花學運。以佔領立法院的激烈方式抗議馬英九政府強推服貿的太陽花學運，不止震撼臺灣本島，更讓多年無新聞的臺灣，終於重返國際輿論場，成為各大媒體追逐的焦點。林義雄靜坐次日即3月30日，50萬人雲集凱道示威，將太陽花學運推向高潮。

「楚材晉用」是台灣跨不過的門檻。

不少世界級經濟學大師都警告，國際經濟協議不能只從開放項目對比談「利大於弊」，對受惠產業有利的事未必對整體國家有利，商業利益不能優先於國家利益。可怕的是，如此簡單而「要命」的原則，身為國家領導人及全民身家性命所寄的馬總統居然不管，他及他的政府官員且傾全力為「黑箱作業，一人決策，一字不改」的兩岸服貿協議背書，棄民主程序及國家安全如蔽屣。如果不是318學運為大家「救亡圖存」，台灣亡國之禍恐不遠矣！

日前學者徐斯儉以「房間裡的大象」巧妙地比喻中國黨國資本主義，以及大象踐踏兩岸民主與社會公平的危害性。本文延伸此一比喻，從經濟角度說明這隻大象如何能夠跑進房間裡以及所造成的破壞，由此闡釋太陽花學運對日後台灣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契機與啟示。

1985年，美國娛樂週報Variety刊出全版廣告，偌大篇幅僅打上寥寥數字：「親愛的席德．辛伯格（SidSheinberg），你何時才要發行我的電影《巴西》（Brazil）？」

正當性在於生死存亡

一個看起來明顯讓利於臺灣的兩岸服貿協定（根據大陸有關部門估算，大陸在兩岸服貿協議中給臺灣的優惠利益比WTO還多出30%，而臺灣方面限縮門檻，對大陸開放的項目約比WTO條件又少了30%；一來一往，大陸吃虧不少），竟然引發臺灣民眾如此聲勢浩大的反彈。對此，筆者以為，不管台島內外對學生的抗爭方式如何褒貶，對於執政的國民黨當局來說，則不但應反思自己的施政方式是否黑箱和粗暴（學生批評為「獨裁」實在太矯情了），更應反思的是，臺灣發展與大陸的關係時，「先經後政」原則對臺灣而言是否真的適當！

那是一個想像比現實重要的時代，我成長的時代。在台大，在那小小的朋友圈裡，我們最大的競爭，是看誰能花最少的時間，學習一種新的外國文字；我們最大的虛榮，是找到一本困難的理論書，努力向朋友證明我讀懂了，有能力可以對他們解釋書到底在講甚麼。

白狼昨天率眾走了一趟立法院，掀起了一些小紛爭，卻也點出了一些學運的大問題。

服貿思辯的貢獻之一，是大幅提高了國人對法律論辯的興趣。為了確保資訊的正確性，避免真誠求知的心靈受到表面華麗但終究是錯謬的資訊誤導，有必要提出辯正。對知識份子而言，「資訊受到扭曲，辨正就是義務」。也許黑色島國的上空，有朝一日會因為正直與純真的求知，而顯露些許曙光。

閩南語中有一句很有智慧的成語──「緊事寬辦」，我的理解、我的解釋是：有些真正緊急的事，是不能用緊急的方式來做的，非得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踩穩了來．因為急了快了倉卒了，容易出錯，更容易引發原先沒有想過預備過的連鎖反應，結果愈搞愈慢，而且愈搞愈複雜，就更不可能快快到達目的地了。

做自己不擅長的事下場有多慘，今天的馬英九是一個例子。他根本就不適合做所謂總統，因為他根本不具備一個政治家的才幹。他只是一個行政幹才，卻被推到今天那樣的高位上，推到那樣的風口浪尖，這是歷史的誤會，是他的悲劇，也是臺灣的悲劇。

太陽花學運在3月30日成功號召五十萬人上街頭反對服貿協議。這50萬人為什麼會被激發出來？3月23日當晚學生進入行政院受到警方暴力流血的鎮壓，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最近，大家都在關注台灣，台灣民主往何處去？在此期間，遠在北非的埃及，法庭宣判了五百二十九名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死刑，國際社會受到的震撼仍未消失，怎知現在法庭又開始審訊另一批兄弟會成員，人數高達六百多人，他們全是前總統穆爾西的支持者。大家都在密切關注，今次會否再添死囚，一再打破歷史紀錄？

去年一整年，我在「誠品講堂」的『現代經典細讀』課程中，用了三十個星期的時間，「細讀」了六本我認為在「民主」、「自由」和「公民社會」思考上有著巨大貢獻的「現代經典」──孟德斯鳩的『法意』（『論法的精神』）、盧梭的『民約論』（『社會契約論』）、『美國憲法』、彌爾的『論自由』、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和羅爾斯的『正義論』。

330之後，台灣服貿之局要如何解？我問過身邊所有有智慧的人、有政治經驗的人、老謀深算的人，大家都說「不知道」。

上週，就在「反服貿」成為台灣社會一項新的流行風尚時，我遇到一位來自香港的會計師，他服務的公司是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在兩岸三地有龐大的業務。我問他，台灣、香港和大陸三個地方的年輕會計師，他喜歡用那個地方的？

馬英九三拖四拖，萬不得已才對30日佔領凱道行動給予善意回應。而且他對學生四項訴求承諾三項，內容既自相矛盾，又把責任推給立院，廻避獨裁黨主席必須對立院黨紀鬆綁（亦即回復國會自主），才是解開問題之鑰。同時，他再次指摘學生違法，警告民進黨勿利用學生純真，似為自已未來的推翻承諾預留伏筆。以上顯示，除了小動作頻頻，他還是一個機關算盡的總統。

針對太陽花學運，正反面的文章所在多有，以意識形態分類，可謂涇渭分明，激進者甚且口不擇言，論態勢則顯然正在擴大。單以各校大學生湧入立法院，不論是過場或縱身投入，就個人言，至少可和隱隱然正在改寫歷史的心理情境搭得上，若有圖為證，或有一段影片上傳，未嘗不可作為個人歷史的佐證。英雄不負少年。

香港有一個金堯如紀念基金會，2009年成立以來每年頒發「金堯如新聞自由奬」。金是一位老共產黨人，香港文匯報老總編輯。1989年5月北京宣佈戒嚴後，他和社長李子誦等人在文匯報社論欄開了天窗，上書四個大字：痛心疾首！

雖然一般認為笑的優越論──我們笑是因為感覺優越，而且出於惡意──過於偏頗，這個理論卻在佛洛依德的研究裡得到了呼應。佛洛依德認為，帶有敵意的衝動和性慾一樣，都是與生俱來，也同時受到文明的壓抑。

據說在這一次服貿協議的協議，附件裡總共有三大項的條文，會摧毀台灣最珍貴的出版自由，那分別是：印刷、書店和翻譯。

自臺灣學生太陽花運動以來，中國大陸輿論界對其高度關心。在傳媒和網路上都多有討論。有幾位被外界視為年高德劭的前輩傳媒人及學者（我就不好意思直稱其名了），竟然稱臺灣的學生為暴民，稱臺灣民主為壞民主。有的引用台灣部份媒體的說法說「這是臺灣民主最黑暗的一天」，有的稱「余英時恐共」，這些話語不論如何我都不能接受。

各位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