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從美國判例看佔領行動的法律定位》），談臺灣學生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借鑒美國判例談到了對於遊行示威中一些具體行動的判例，結果遭致不少懷疑。
剝離開具體的佔領行為，對於集會、言論和示威過程中的不同做法，可以抽象為依據法律的、消極抵抗法律的、積極觸犯法律的三種，法律不對三種行為做任何道德判斷，而是對於不同行為的具體後果該如何承擔，保護言論與集會自由，以及保護被觸犯的權利之間尋找平衡做努力。
但是，有評論大聲質問，有本事你找一個美國人佔領國會山的案例出來。雖然這個問題沒有對文章的觀點邏輯構成實質質問，但我還真見過佔領國會山的事情。正因為見過，所以反思佔領行為，我認為要承擔首要責任的不是學生，而是立法者、行政部門。
回到2007年，所有憤怒的炮火都傾斜到了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身上。在世界各地的左翼集會上，醜化或者侮辱小布希的行動、海報、演講、表演等等，屬於重頭戲，而且比重一定能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無論是戰爭、饑荒還是氣候變化，世界所有罪惡就是小布希直接或者間接造成。理解了這個大背景，也挺好理解為什麼奧巴馬一當選總統竟然就能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以上是大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有了小布希及伊拉克戰爭這兩個巨大無比的靶子，左翼力量也有了相當民意基礎，和創意無限的活動素材，從而引發繼馬丁·路德、金發表「I have a dream」演說之後，華盛頓特區所發生過的最大集會。集會的主題是反戰，在伊拉克戰爭發動以後，美國已經犧牲了大約3800名士兵，而預估有15萬至60萬伊拉克人在這個期間的衝突動盪中喪生。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落幕起，反戰運動就在不斷地活動著。而反戰的大爆發，終於在2007年9月密集出現了。
2007年9月15日，是「Veterans for Peace」和「The Answer Coalition」兩家組織共同發起的第一次大遊行。按照集會申請，人群將從白宮遊行到國會山。而組織者為了放大活動的效果，發起了一系列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公開招募志願者參與，包括組織志願者在抵達國會山后實施Die-in的抗爭手法，圍繞華盛頓第一街頭的和平紀念碑附近躺在街頭，模擬屍體象徵那些伊拉克戰爭中逝去的生命——組織者特別聲明的是，這部分是違法的，沒有報名志願者的人可以繼續參加其他的合發抗議活動。
活動當天，當一群老一代嬉皮士們和青年的社會活動家遊行到了國會山附近，現場的激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組織者的想像。沿著劃定的集會場所，華盛頓佈置了重量的警力在週邊，保護國會山。但是激動人心的人們，為了推動「世界和平」，已忘掉了集會申請的範圍，飛蛾撲火一樣地向員警的警戒線衝過去。小布希這個「十惡不赦」的領袖，以及那些代表了美國正在對人民作惡的議員們，就在眼前，就在咫尺之外的國會山裡，就在員警的警戒線之後。
不得不佩服的是，華盛頓員警確實太過訓練有素，不管是日常維護秩序，還是在這種緊急關頭嚴格控制集會現場的邊界。事後統計，有超過190名示威者在衝擊警戒線的過程中被捕。很可惜，如果他們衝過了這道防線，佔領國會山的榮耀就屬於他們。
而9月15日的這場集會結束之後，美國社會的左派陣營對於效果很不滿意。為此，他們又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第二次緊急行動號召，要求9月29日，全美國的無產階級們，再次回到華盛頓去，再次為了反戰而鬥爭。
人群又一次聚集到了華盛頓特區的大草坪上。這次活動更為盛大，除了大遊行，還在正對著國會的廣場上豎起了主舞臺，架起了高音大喇叭。相比於9月15日活動組織還有主流政治家參與，這次的活動更為草根，彙聚了來自美國各地的草根行動者。還有老嬉皮士為了響應號召，帶著兩個女兒從俄亥俄州一路騎車過來。他的女兒，一個七歲，另一個更小，最小的女孩眼睛直勾勾看著我手裡的可口可樂，迫使我很不好意思地送給她，看她開心地痛飲，估計是渴壞了。
而國會山的員警，對這次集會的警戒程度明顯增高。不僅頭頂直升機盤旋，還有武裝到牙齒的防暴員警，緊張站在了集會的警戒線前。
頗為有趣的是，這次的活動組織者，用高音大喇叭和平完成行為藝術後，並沒有對警戒線進行衝擊。孫子兵法有一招很好用，叫做聲東擊西。另外一波年輕行動者們，在警方的戒備之下，神不知鬼不覺在憲法大道和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一些路段上宣佈了佔領，包括佔領了遊行路線之外的路段，整個阻斷了核心地區的交通要道。
對這一招，警方第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但在發現這一情況後，警方做出了更加乾脆的決定，在行動者們堵塞路段的街區兩頭設置警戒，將這些佔領者們包圍起來。那些參加佔領街道行動的年輕人，歲數就是高三到大二的這個樣子，他們表情嚴肅，三三兩兩的以防員警衝擊的姿勢緊緊圍在一起，一動不動。而警方也同樣在週邊觀望，一動不動監視著裡面人群的一舉一動。我在附近接近一個小時的遊蕩觀察裡，雙方就這樣默默對峙著。
事後瞭解到，這個佔領街道的行動，成功的持續了超過4個小時，直到深夜才結束。
從9月15日到9月29日，短短兩周時間裡，發生了兩次規模接近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不僅僅是對警方維持社會秩序的挑戰，也是對行動組織者智慧的考驗。
在美國，行使集會權利的時間、地點，乃至範圍以及行為模式都有清晰界定，確保集會權利和言論表達權利能夠得到釋放，而不至於影響社會運轉。但美國的行動者們並不懼怕挑戰法律，無論是未果的佔領國會還是成功的佔領街道，這都是違法的行為，但行動者為了將自己的聲音和決心放到最大，依然無所畏懼。
對佔領國會而言，真正挑戰的是，立法者能否清晰地將集會權利和言論自由的釋放，與社會秩序的穩定結合清晰而精密地規定下來。這些規則的清晰，也是各方權利義務清晰的邊界，同時也能為警方執行自己的使命有很清晰的前提。而在規則之外，也就是警方維持現場秩序的能力。警方能否也在不侵犯集會權利與言論自由的情況下，精准而有效地防止社會秩序被破壞。
對比臺灣的佔領行動，約100多名「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青年學生突破立法院的警方防守，衝進立法院，完成佔領。且不論臺灣法律對此究竟如何規範的，對比美國警方逮捕了190名突破防線的年輕人，最終是臺灣警方的防線被學生衝破，無論當時的學生違反了什麼樣的法律，為何警方維持現場秩序不力，竟然無人批評呢？
令人遐想的是，如果2007年9月15日那天，美國的示威者們真的衝進了國會，最終被批評和討論的，難道是這些示威者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