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論壇董事長蘇起4月1日帶團訪問大陸，與國台辦、商務部等部門交流。談到太陽花學運，大陸官員很困惑。商務部一位官員就說：服貿協議規定的台灣對大陸開放的項目，要麽早已開放，要麽是早已適用其他國家的待遇；且大陸對台灣的要求不多，實在無法理解台灣為何有這樣的反彈。大陸當局的這種困惑，實際是對台灣民意的隔膜。但隔膜的豈止是大陸當局。
純就經濟而言，大陸官員說的可能不差。服貿對台灣服務業可能尤其利好，因為沒有獨特資源、製造業也不強悍的台灣，競爭力最強的就是服務業。若服貿協議生效，則整個大陸市場，都可能向台灣服務業開放，堪稱台灣經濟的大突破。
必須承認，今日之中國經濟，較十多年前已大不同。今日中國經濟不再限於加工製造業，而意味著巨大市場，空前強悍的購買力，其誘惑越來越不可抗拒。且不談資本家，就連各國名流包括大知識分子，都紛紛來中國「打躬作揖」，用自己的話語權做交換，但求在中國市場分杯羹。這現象用三個字概括，或可叫做「吃中國」。「吃中國」之人頭洶湧，已蔚為壯觀。
於中國當局來說，國內巨大的市場有如經濟上的三峽水庫，閘門朝誰開、灌溉誰的田園，全憑一己好惡，是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利器。就此而言，經濟與政治、市場與統戰，本不可分。中國當局的經濟統戰大致分三個層次：最低層次是直接送錢，如每年上千億美金的對外援助，大多針對沒有自我造血功能的落後國家；其次是送訂單，比如買美國波音、買法國空客；最高層次則是開放市場，尤其是高端服務業。
服貿的最大看點，即是大陸服務業、金融業對台開放，等於給台灣送去一個大禮包。顯然大陸最高當局下了最大決心，要以兩岸關係的歷史性突破作為自己任內最大成就，以奠定其個人的歷史地位，為此不惜血本。在大陸最高當局看來，既然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確定了經濟全面自由化的總方針，大陸服務業包括高端服務業的開放就是遲早的事。與其先向歐美開放，不如先向同文同種的台灣開放，讓台灣服務業在大陸先聲奪人，即吸引大陸經濟三峽之水灌溉台灣服務業，打造兩岸經濟共同體，再向歐美開放不遲。
在大陸當局看來，這樣做一定是投台灣所好，畢竟台灣內需市場太小，經濟上幾乎完全沒有規模和腹地可言。破天荒地讓大陸服務業尤其高端服務業首先對台開放，讓台灣一舉解決經濟腹地問題，在大陸當局看來無疑是空前大手筆，台灣民眾和台灣輿論，理應喜出望外、感恩戴德才是。
大陸的動人承諾，給了馬英九政府「拚經濟」的最大希望，也讓馬英九政府有了最大動力，不惜一切代價為服貿保駕護航。馬英九第二任後期，聲望急遽下跌，惡評如潮，而有「九趴」總統之譏，執政合法性也大打折扣。且台灣經濟萎縮十多年，有如泥潭困獸，這是台灣最大的焦慮之一，也被馬英九視為力挽狂瀾的突破口。馬英九政府只剩兩年時間，若能在最後兩年通過服貿給台灣經濟帶去活力和前景，在馬英九看來也算對得起台灣父老，可以挽回自己的聲譽。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跟大陸簽署和平協議，確保兩岸和平的永續，自己就更可以名垂青史了。這就註定了服貿協議必然是馬英九執政後期政治上決定性的一役，必然為此投入全部力量。馬英九堅信，只要闖過了服貿這個要隘，後面一定是坦途。前面多少的困頓、屈辱，都可以得到補償。台灣父老一定會深深感激他為台灣的付出，尤其是為台灣經濟的付出。
但以反服貿為主題的太陽花學運突然爆發，猶如平地驚雷，把兩岸政府震得暈頭轉向。弄不懂，想不通，氣不過。對大陸當局來說，從江澤民時代強硬的「飛彈政策」，到主要致力於「爭取台灣人民」的柔性對台，再到開放大陸高端市場給台灣做經濟腹地，已經是大陸對台政策的最大調整。但無論怎麽調整台灣民眾都不買賬，難道不是「逢中必反」嗎？
對馬英九政府來說，台灣最大短板就是經濟。亞洲四小龍之首已一落千丈，不復昨日輝煌，更致命的是看不到突圍的可能，這不僅影響2300萬台灣人民的生計，更有損台灣的尊嚴，尤其有損自由、民主的尊嚴。所以當務之急只能是「拚經濟」。自己千辛萬苦才在這方面有所斬獲，台灣經濟終於有望突圍，台灣民眾卻非但毫不珍惜，反倒群起攻之，在馬政府看來，這也太不領情、太民粹。
豈止兩岸兩黨困惑，就連大陸知識界，對太陽花學運也大多莫名其妙。必須承認，反服貿確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一面。在深受計劃經濟之苦的大陸知識界眼裡，這太不可理喻，太理想化、太左傾，對太陽花學運也就頗多批評，造成兩岸知識界的激烈爭議。但爭議無論多激烈，其實都是合理的、正常的，可以溝通，可以求同存異。但有人缺乏起碼的善意，把大陸知識界的批評一概貶為政治上的反動，一概斥為「維穩」，不過是當年「革命大批判」的做派，不值一駁。
但是，反服貿決不止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這一面，而有複雜成因，其複雜成因中頗多合理成分。大陸知識界則對此所知有限，這種隔膜確實需要消除。
台灣太陽花學運最重要的成因，是對「中國模式」的反彈。這種反彈之強烈，用驚弓之鳥形容，也不過分。
所謂「中國模式」，崛起於2008年奧運會。接下來的世界金融危機，更讓各國不能不一度仰仗中國的錢袋，更助長了中國當局的傲慢。這傲慢主要體現為制度上和價值觀上的所謂自信，即多年媳婦熬成婆的想像。從前，中國在國際話語市場上一直弱勢，中國當局也默認這種弱勢，只敢向世界輸出物質產品，即所謂「韜光養晦」。但在2008年奧運會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當局在國際話語市場上越來越不甘寂寞，越來越急於輸出價值觀，越來越急於擴張所謂中國模式。
但中國當局始料不及的是，他們的努力只對各國政府部分有效，在民間起到的都是反效果。越是輸出所謂價值觀、擴張所謂中國模式，就越發導致全球公民社會尤其國際輿論的普遍恐懼，逢中必反就越有市場。流風所及，甚至株連民間交往。
我前年訪日，一位日本學者就坦率告訴我，2008年奧運會之前，他只反感中國當局，但同情中國人民，認為中國人民都是受害者。2008年奧運會之後，他越來越不這麽看了，認為所謂中國人民跟中國當局，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麽大的分別。我幾次訪問港台，港台一些朋友也向我陳述過幾乎一樣的觀點。因而中國模式愈崛起，中國愈要在國際話語市場有所作為，世界範圍尤其跟中國本土最直接的港台兩地的民間社會，中國形象就愈不堪，中國這個詞就愈讓人談虎色變，「去中國化」就愈聲勢浩大。香港在97回歸前並沒有所謂「港獨」問題，回歸多年之後「港獨」竟漸成氣候。97前香港已有大規模移民，穩定多年之後，近年再現移民潮。台灣的「去中國化」曾隨著陳水扁政治上的破產漸趨沉寂，但因香港「一國兩制」遭遇困境，近年也再起高潮，對中國的恐懼再度瀰漫於台灣民間。
眾所周知，類似服貿這樣的經濟關系，如果存在於台灣和美國之間，台灣和日韓之間，台灣和歐盟之間，都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大風潮。今天這大風潮，並不是服貿具體內容真有多大問題，真對台灣多麽不利。很多反服貿的台灣學生和台灣民眾，可能到今天都未必瞭解服貿的具體內容，但無論如何他們都要反，甚至認為自己反服貿根本不需要以瞭解為前提。為什麽？就因為跟中國有關。只要跟中國有關，就無法讓他們安心。這都是所謂中國模式的陰影投射，其實無關服貿，服貿不過正好撞上了槍口。
具體分析，中國模式與台灣社會，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衝突。
首先是與台灣人文傳統的衝突。三次訪台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台灣社會的人文性和人情味。經濟的騰飛、市場的擴張、工商業的高度發達，並不一定要以犧牲傳統的人文價值為代價，而可以完美結合，讓每個社會成員既享受發展的紅利，也享受人文的美好、人性的溫暖。這點上，台灣在世界範圍內可能都是做得最好的。而恰恰在這點上，中國模式跟台灣形成強烈反差，台灣民眾絕難接受。
其次是與社會正義的衝突。在台灣，社會正義主要體現為均富。且以交通為例。大陸為發展高鐵，充分保證高鐵的客流量，原來的綠皮火車統統取消。坐不起高鐵的窮人咋辦？這問題根本不在決策者的視野之中。但在台灣，雖然也有跟大陸高鐵類似的自強號，有跟大陸特快類似的莒光號，但逢站必停的「區間車」，照樣四通八達，跟自強號、莒光號共存共榮。我從臺北坐「區間車」到基隆，票價折合人民幣區區八塊錢，台灣誰會坐不起？而且車內寬敞明亮，乾乾凈凈，低價但絕不低質。不僅交通如此，台灣吃穿住各方面莫不如此，富人富得克制，絕不敢炫富，否則會被視為粗鄙、野蠻，後果非常嚴重。窮人窮得有保障、有尊嚴。不止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福利保障，更重要的是有整個消費結構保障。用台灣流行的詞彙概括，叫消費正義。
不只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環節註重均富，市場自發的消費結構也註重均富，可見均富代表的正義觀在台灣之深入人心。從政治文化層面說，多數台灣人都有社會主義傾向，因而都比較左傾。國民黨固然從來強調均富、強調節制資本，民進黨則更重視分配正義。如果說國民黨價值觀上接近民主社會主義，民進黨則更接近社會民主主義。兩大政黨在社會正義上你追我趕，造成的結果是台灣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的充分發達，比北歐不差。但台灣人的稅負卻比北歐低太多。即台灣人用最低稅負，擁有了可能最好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這是台灣最大的成就和驕傲。中國大陸的兩極分化則令他們恐懼，中國模式在他們眼裡屬於典型的原始資本主義、野蠻資本主義，跟台灣的發展方式沒有任何兼容性。
再次是與自由價值的衝突。台灣的憲政體制確實頗多缺失，代議制確實常常失靈。但無論如何，台灣的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確有充分保障。這首先表現為罵總統的自由。民主轉型後台灣歷屆總統，在任時沒有一個不被罵得狗血淋頭，都是萬眾歡呼中昂然登臺，全民痛罵中黯然下臺。總統如此，其他官員更不在話下，真的是官不聊生。
固然，民主社會人人皆可罵官，但像台灣那樣每屆首腦都被罵翻，所有官員都難有職業尊嚴，則世界少見。可見台灣自由度之大，確實首屈一指。台灣人對此非常享受，根本不能想象失去自由的日子。對於大陸的種種不自由，尤其對於台灣諸多網站被大陸封殺，他們覺得匪夷所思。我有個作家朋友一度定居北京，買了一套大別墅，但後來還是賣掉別墅回台灣，問他為什麽？他說北京的兩個東西讓他無法容忍，一是霧霾，再就是封網。這感受為很多穿梭兩岸的台灣人所共有。尤其是台灣中產階級。因工作需要他們經常去大陸出差，但每次去都很痛苦，彷彿去「敵占區」，皆因對霧霾和封網的恐懼。
純就物理意義而言，台灣海峽並不寬。但就價值觀而言，所謂中國模式與台灣價值的距離，恐怕比兩個星系之間的距離還要遙遠。在台灣人看來，如果說十多年前即江澤民時代，中國大陸的主要威脅是布點福建的幾千枚飛彈，那麽今天中國大陸的主要威脅則是價值觀威脅。中國模式所代表的價值觀，即絕對的發展主義，徹底的物質主義、拜金主義、金權主義，對自由平等的排斥，對人的尊嚴的無視，在台灣人眼裡，再惡俗不過，再醜陋不過。台灣人在骨子裡極度鄙視，他們堅信，兩岸的價值衝突本質上是文明衝突，兩岸最大的距離是文明的距離。
一方面在價值觀上，在文化上，台灣人極度自信乃至自負。但另一方面，兩岸經濟體量落差太大，這又導致台灣人經濟上的極度不自信乃至自卑。而經濟上愈是不自信乃至自卑，對大陸當局在價值觀上和文化上可能的滲透就愈是恐懼。我有個台灣朋友剛出一本書，書名就叫《沒有中國的台灣》，代表很多台灣人的夢想——既然中國模式之下，有關中國大陸的一切都讓人無法忍受，則不如乾脆無視，當中國大陸不存在，不跟中國大陸有任何實際交道，惹不起，躲開還不行嗎？兩岸關係上的光榮孤立因此頗有市場。
但事實證明，所謂光榮孤立說輕點一廂情願，說重點是把頭埋進沙堆的鴕鳥思維。兩岸關系根本就是剪不斷，理還亂。
2012年3月，筆者第一次訪台，去嘉義的路上碰到一個珠寶商場，專售各類紅珊瑚寶石。平時都關門，陸客觀光團來了才開門。筆者親眼所見，陸客大巴剛到，就不知從哪冒出一隊保安，急急忙忙地設路障。原來的雙車道馬上變成單車道，即大巴停靠的商場一側禁止通行，形同戒嚴。隨後陸客下車，在導遊引領下魚貫而入。我也混入其間，但見商場內人頭洶湧，燈光昏暗，保安林立，彷彿黑社會開設的地下賭場。讓我最恐懼的是，整個商場居然只有一個出口，且出口通道很窄，我當時就產生一個不祥的聯想：要是突然發生火災，商場裡那麽多人怎麽疏散？得燒死多少人？
觀光團規定購物時間是一個小時。時間一到，陸客大巴即絕塵而去，整個街區一下變得冷冷清清。商場關門，路障撤除。隔壁有很多小攤小店，其間我沒見到一個陸客出入。大巴走後，我好奇地問攤主：為什麽沒有陸客來購物？攤主都一臉苦笑：有保安攔截，誰敢買我們的東西？我這才恍然大悟。
商場保安是沒有執法權的，卻可以實施交通管制，阻止陸客到隔壁攤點購物，這顯然已違法。違法而能長期存在，商場想必大有來頭。但打聽結果，老闆不過縣長秘書的老婆而已。縣長本人又該何等手眼通天？讓人浮想聯翩。後來我把這故事講給大陸的媒體同仁聽了，因為我相信陸客觀光團一定更多坑蒙拐騙，希望他們派記者卧底調查。惜因事涉兩岸關係，太敏感，沒有大陸媒體敢涉水。
從這個故事，可窺兩岸經貿寡頭化、權貴抱團兩頭吃之一斑。這當然不是兩岸經貿的全部，但的確是兩岸經貿不容忽視的黑洞。黑洞的存在不足為怪，是大陸當局統戰邏輯尤其維穩邏輯的必然產物。以經統政是大陸疆藏地區的統戰指南，尤其是維穩指南，造就了一大批吃「維穩飯」的寡頭，他們的任務就是所謂「反分裂」，全部利益也都在所謂的反分裂。中央政府經常委屈地表白自己給疆藏經濟輸了多少血，但因利益結構不均衡，輸血大部分用於贖買吃維穩飯的各級寡頭，反而加劇疆藏地區的貧富不均和社會矛盾，中央政府對此則諱莫如深。
對台統戰也靠利益輸送，只是不能像對疆藏地區來得那麽直接。兩岸經貿就成了利益輸送的主要管道，重點是對台灣幾大家族，如連氏、江氏、辜氏家族等等。不單藍營，綠營新貴近年也有分羹。譬如當服貿風頭最盛時，偏有民進黨中央評議會主委陳勝宏、不分區立委薛凌夫婦為主導的陽信租賃公司，在上海成立大陸總部，挺進大陸金融業。民進黨發言人鄭文燦不得不出面給說法，卻解讀為經濟的歸經濟，政治的歸政治，要公眾勿過度解讀。此說顯然不能令人信服。輪到藍營就是政經不分，涉嫌賣台，輪到綠營就很天真很純潔，經濟跟政治就要分開？事實上沒有誰能分開，沒有誰能避嫌。因為大陸市場尤其要素市場的閘門對誰開對誰不開，背後顯然都有政治考量。
陽信個案上民進黨的雙重標準，說明即便台灣所謂反對黨，也難逃脫被大陸當局贖買的命運，跟國民黨並沒有本質的分別。這種贖買的有效，才是台灣社會深層恐懼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大陸市場誘惑太大，大陸當局擁有的資源太多，且制約太少、底線太低，沒有什麽搞不定，台灣根本不是對手。
遲早要被大陸同化，被納入中國模式的體系中，這是近年台灣社會最大的恐懼和焦慮。大陸對台統戰越成功，台灣社會的這種恐懼和焦慮就越強烈，台灣民眾對大陸就越是抵觸。太陽花學運則是多年恐懼和焦慮累積的總爆發。所謂服貿，不過導火線而已。
但對台灣社會根深蒂固的恐懼和焦慮，無論大陸當局還是台灣的國、民兩黨，都缺乏足夠認識。此前，兩岸兩黨關偽幾乎到了三十年來最好的時期。當時我在台灣，經常對朋友開玩笑說，第三次國共合作開始了。國共兩黨合力推進所謂和平進程，簡直凱歌行進，都以為大功即將告成。民進黨的抵制也是半心半意。但他們並不知道，台灣民眾都在冷冷地看著，他們越高興，台灣民眾越不放心，逆反心理越升級。當馬英九政府決定孤注一擲強推服貿時，火山終於一夜引爆。
這時台灣民眾不僅不滿中國模式，不滿兩岸關系，而且不滿所有政黨政客和政治勢力。所謂太陽花學運，是台灣民眾拋開所有政黨政客、所有政治勢力，甚至拋開代議制，通過直接民主集體自救的一次嘗試。這對兩岸三黨，甚至對台灣的代議制，都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回頭再說蘇起。曾任台灣國安會秘書長的蘇起，任上最大貢獻之一，是首倡「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的兩岸政策，這管用了十多年。但今天開始，「三不」不再管用，而必須超越。
如前所述，反服貿有多種成因。對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層面的反服貿，筆者無法苟同。小眾可以嘗試理想化的新生活，可以不被現代經濟裹挾，但不能強加給大眾。就大眾而言，現代經濟顯然不可逆，沒有哪個國家的當代經濟，因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而發展而繁榮。
既承認現代經濟不可逆，則不能不承認服貿對台灣的合理性。有人會說，為什麽台灣的自由貿易一定要對大陸？不可以只對歐美對日本嗎？這假定如果成立，台灣經濟何至停滯十多年而無良策？過去十多年，台灣對歐美對日本難道不開放嗎？但並未拯救台灣經濟。世界經濟普遍復蘇乏力，歐美日本拉動台灣經濟復蘇的能力有限，這是客觀事實。這就註定了，猶如80年代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主要是對美國，今天台灣的經濟開放主要是對中國大陸。而如果放棄大陸市場尤其是大陸的高端服務業市場，就等於放棄了台灣最重要的經濟腹地。接下來的問題是，可替代的方案在哪？台灣的經濟腹地何在？出路何在？
因不統拒絕服貿，難。大陸當局對此最多無奈，但不致傷筋動骨，對台灣經濟前景卻可能是重創。那麽無條件擁抱服貿如何？顯然也難，因為服貿的確有政治後果，那就是通過兩岸經濟融合，打造兩岸經濟共同體，進而影響台灣民心，推進兩岸政治上的一體化進程。可見，如果停留於「不統不獨不武」，首先服貿問題就解決不了。
又豈止無法解決服貿問題。最要命的是，「不統不獨不武」根本無從應對大陸當局的全面滲透。這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全面滲透的結果，只會是台灣的價值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失守，台灣全方位的中國模式化，沒有任何力量能遏制這一趨勢。即「不統不獨不武」已然不可能維持現狀，只會導致台灣社會的不斷沉淪和潰敗，導致台灣越來越不復為台灣。
超越藍綠，公民自救，是去年洪仲丘事件以來台灣新公民運動最強勁的呼聲，正在成為台灣社會的共識。這是台灣社會覺醒的第一步，但這不夠，還可以再跨一步，即不僅超越藍綠，更超越「不統不獨不武」。「不統不獨不武」建立在一個決定性的前提下，即十多年前兩岸政治經濟體量相對均等，國際社會尤其美國對大陸當局也有強大制約。這前提今天已不復存在，兩岸政治經濟體量已極不對等，國際社會尤其美國對大陸政府的制約也越來越乏力。如此情勢還固守「不統不獨不武」，無異刻舟求劍。越是被動防守，就越是被動挨打，就越是節節敗退而不知伊於胡底。
這就需要大智慧，大戰略和膽魄。既然必須面對，何不坦然面對？既然被動防守等於自殺，何不主動出擊？台灣政治經濟體量固然弱勢，但也並非一無是處。無論價值觀、文化還是生活方式，整個軟實力上，台灣都占絕對優勢。十多年來的兩岸民間交流，也充分證明瞭台灣軟實力的巨大吸引力。滲透從來是雙向的，中國模式固然一直在滲透台灣，但兩岸十多年的軟實力競爭，台灣決沒有吃虧，恰恰滲透和改變大陸更多。而對大陸的這種滲透和改變，正是台灣所最需要的。對此，台灣民間應有足夠自信，而不是自暴自棄，自廢武功。
台灣民間還需要抱以信心的，是對大陸內部改變的力量的信心。大陸不是鐵板一塊，甚至，在大陸的體制內部，執政黨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新極權早就不可能像老極權那樣無所不能，它越來越泡沫化，碎片化，越來越是一種有限的力量。有限的力量偏要控制一切，結果必然適得其反，即越來越力不從心，在客觀上對一切失控，直至對體制內、對中共自己失控。改變的力量則從失控的縫隙和管道中，從體制內外、四面八方不斷生長起來。大陸不都是野蠻、落後的代名詞，它已經越來越逼近觸底反彈的最後一刻。
匯集一切善意、匯集一切力量改變中國，不僅可能，更有必要。兩岸所有僵局的根子都在中國模式，以及產生中國模式的病態體制。在中國模式及其病態體制的制約下，大陸社會不可能是正常社會，台灣社會也不可能是正常社會，兩岸關係也不可能是正常關係。想繞開中國模式及其病態體制獨善其身，實則一廂情願。兩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中國能改變，兩岸有空間；中國不改變，兩岸無出路，一切都是死結，一切都沒得談。
再說服貿。針對中國模式的反服貿，是台灣民眾被迫的防守反擊，正當性不容置疑。總被溫水煮青蛙的台灣社會終於被一盆開水燙醒，開始正視兩岸關係的嚴酷現實，開始如何面對不得不面對的中國大陸，這是好事，是台灣社會的自我啟蒙和自我革命。
但至於服貿的具體內容，應另當別論，不可髒水跟嬰兒一起潑掉。不僅台灣經濟需要服貿，改變中國也需要服貿。如果服貿重點是大陸服務業和金融業對台開放，這本身就可以是改變中國的支點。因為過去台商到大陸，從事的大多是加工製造業。而加工製造業跟集權體制及官商勾結可以很好兼容，除了讓業主暴富，確實對大陸體制的改變並無實質推動。被改變的反而是台商，所以台商的整體社會評價不高。
但服務業尤其高端服務業不然，它們對制度環境極其敏感，對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對法治程度、對信息自由流通要求都很高。一旦在紮緊台灣的籬笆之後，台灣服務業尤其高端服務業以台灣為總部而大舉進軍大陸市場，不可能設想他們會像加工製造業的台灣業主那樣，對大陸的制度環境有那麽高的容忍度。那麽無論他們願意不願意，他們都必須跟大陸的民營資本一起，共同推動體制的變化。兩岸也就更容易形成合力，持續推動中國的改變。
這也是台灣可以自信的第三個理由。沒必要誇大大陸的體制力量，沒必要過於恐懼。現時代已經不是只靠拳頭就能打遍天下的叢林時代，而是普世文明占優勢的時代，即軟實力占優勢的時代。文明則是最好的軟實力。當文明的力量聯合起來，以柔克剛這個反復重演的人類奇跡，就不難再次重演。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本文原刊《金融時報》中文網，取得作者同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