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24天的太陽花學運有許多動人的時刻，但最莊嚴的那一刻，應該是學生誠心敬意的將立院議事槌奉還給國會的那個時刻。如果說，太陽花學運就像是一個公共戲劇，這一幕應該就是重建神聖民主的光榮時刻。
太陽花學運雖然沒有民意授權，但是在佔領立法院議場的24天，正是一場在全國人民眼中演出的公共劇場，他們開拓了公共空間，批判了現行的民主。當他們最後將權柄還給立法院時，不論是否支持太陽花學運的人，都期待這是一個更好的國會。
結果當然是令人失望的，立院首次舉行院會那一天雖然將7個版本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交付委員會審查，但是為了爭奪主導權，藍營馬上排公聽會，綠營立即提出復議案。可以想見，國會將來還是會不斷上演肢體之爭，不要說不會有太陽花運動「人民議會」的水平，連要求藍綠立委不打架好好講話都是奢望。
對一般民眾而言，這些伴隨著肢體對抗的議事爭端形同是重重疊疊的迷宮，朝野政黨為何在迷宮中走不出來?當然事出有因，所謂的議事程序從來就不只是程序而已。
任何稍懂議事程序的人都了解，只要沒有任何基本的互信，任何會議都難以開成，而我們國會的現況是，當輔助國會開會的議事規則，到朝野協商的文字都可以各自解讀時，更別說對實質的爭議有討論的空間。
鑽研政治思想的中研院研究員錢永祥，在日前出版的《動情的理性》一書中，談到台灣民主化以來的困境，在威權時代的泛民主運動由於存續受到威脅，不得不預設「推翻」國民黨體制的階段，民主的運動的論述和想像，自覺的採用了敵我鬥爭模式，即使台灣進入純熟的選舉式民主階段，台灣朝野政黨仍然透過敵我關係來動員。
確實，台灣對「政治」的解讀，從民主化一開始就掉入德國政治學者卡爾舒密特(Carl Schmit)的「敵我衝突」，而不知道有別的可能性；錢永祥在新書中提出不同的政治觀，所謂的政治應該是:群體之間的衝突，以及這種衝突的解決。畢竟，若沒有衝突，就沒有政治問題可言；但是，若是不求衝突解決，尋求共同生活的可能途徑，那麼政治共同體就不復存在。
事實上，台灣目前正處於在共同體分崩瓦解的深淵旁。也許是因為馬政府執政失能造成危機，但朝野的敵對關係讓化解僵局的機制全然失效，太陽花24天無法謝幕，正是台灣政治已無法運轉的表徵。
相對的，24年前的野百合學運6天收場，與其說學生不得不妥協，還不如說當時的朝野之間仍有必須維護共同體的一點善意及默契。從這個角度看來，台灣雖然民主化，但民主的「品質」實在堪憂。
政治中的「合作」，真的如同錢永祥所說的，應該是基本的道德義務嗎?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會擔心所謂的合作其實只是當政者單方面鞏固政權的手段，但是，將當前的敵我關係推到極限，台灣當前的局勢更令人不敢樂觀。
錢永祥期待，透過公民社會擴展公共領域，建立起合理性及正當性的溝通，可以某種程度改正台灣政治上的敵我對立，畢竟，就如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所形容的，如果界定政治場域的是權力，公民社會的通關密碼就是「溝通」。從這個角度來看，太陽花學運作為一個公民運動，確實值得期待。
但是，如政治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形容的，18世紀開始出現的公共領域概念，不但外於政治權力而且是高於政治權力的。某種程度而言，這是極為樂觀的啟蒙思想，因為他們相信，公共領域中的理性溝通，不但應該也必然會馴服政治權力。事實上，要建立起公民社會的理論，必須有這樣樂觀的信念，否則，公民社會的理念和政治權力如果殊無二致，又何必有公民社會這樣的空間?
也許，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必須念茲在茲的是，不但要和政黨保持相當的距離，更千萬不要複製台灣政治的敵對邏輯，否則，所謂的公民社會不但沒有拓展出更大的公共空間，台灣最後一絲的救贖機會也將就此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