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評析:小國突圍 拚經濟不如拚文化

2014-04-16 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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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某音樂主辦單位說著名鋼琴家紀辛索取天價費用而不邀請他,實情則是紀辛拒絕到任何共產國家演奏。(取自網路)

中國某音樂主辦單位說著名鋼琴家紀辛索取天價費用而不邀請他,實情則是紀辛拒絕到任何共產國家演奏。(取自網路)

「Zhenya,我要說一件好笑的事。」

趁著鋼琴家紀新(Evgeny Kissin,Zhenya是他的暱稱)來台灣演奏,我終於可以當面告訴他。

「有位鋼琴家在訪問中告訴我,他在北京時,主辦單位說這場鋼琴家群星會本來也邀了你,可是你說你和家人非頭等艙不坐,還要安排超豪華旅館,加上天價演出費,所以最後決定不邀。」

「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好笑?因為熟識紀新的人都知道,他拒絕去任何共產國家演奏,包括中國。就算給他一億,他不去就是不去。

可是真正的笑點並不在此,而是對一個絕對出得起天價費用,也向來以大方聞名的主辦單位而言,為何在邀約被拒之後,居然編造並傳播這樣的故事?誰不知道北京最不缺的就是錢?

但我們該感到意外嗎?如此言論,以及其背後的態度,我們早已無比熟悉。只要台灣藝人說了什麼不合己意的話,中國多數網民的反應就是要他們「別來中國圈錢」。這其中沒有對藝術創作的討論,沒有對演出水準的討論,沒有對品質高下的討論,開口閉口只有一個字,錢。

如此態度自非一夜造成,但也絕對不能輕視。錢,而且是大量的金錢,足以讓一切變調。

許多有志之士認為對中國全面開放並不足懼。但如此類似「和平演變中國」的觀念,或許僅適用於過去而非今日兩岸。畢竟,「和平演變中國」的預設,在於兩岸皆把自由信念和文化成果視為應受高度尊重的價值。但在短期大量金錢介入之下,這個價值顯然已經動搖。近年來北京大幅建設,蓋了設備最先進的音樂廳與歌劇院,更幾乎可以請到任何想要的音樂家與劇場家。有了那麼多錢、那麼好的設備和表演者,人民總該變化一下氣質,就算附庸風雅也好吧?但你若實際造訪,就會發現聽眾秩序仍然很差,甚至比十五、二十年前更差。

「差」其實可以想像,但「更差」就值得深思。循序漸進而來的富裕,或能逐漸增進人民的教養,但短期大量獲得的財富,不僅無法移風易俗,反而助長並強化暴發戶的自信。對土豪而言,金錢才是價值,而非品質與文化。附庸風雅,即使做作,至少是學習品味。但現在土豪是只要有錢,我就是風雅。金錢可以移山倒海,請國際名家名團到北京演出,可聽眾卻在演出進行中大聲講手機,或索性跨椅睡成大字—大爺我就是禮儀標準,你能奈我何?

就經濟實力而言,就算現在台灣發展良好,也仍然不敵中國。不是說經濟發展不重要,而是要和中國—這全球數一數二大的市場—較量金錢,根本上就錯了。愈是抬高經濟利益的價值,愈是頌讚金錢福音的萬能,以現況而言,就愈是助長土豪心態和暴發戶行為,也就愈失去台灣的特別與價值。

台灣的特別與價值在哪裡呢?就像聽眾水準無法一蹴可幾,台灣在過去四十年所積累出的文化成果與高度,目前仍然難以取代。也因為這個高度(即使可能是想像中的高度而非實際的高度),論及「文化」,台灣仍然是華文世界的金字招牌。

這反映在諸多文化產業與文化想像上。無論歌手或演員,台灣人能在中國開展事業者,從未有人不是先在台灣成名。立足台灣,才有可能放眼中國,因為在中國人民的一般預設中,到目前為止,台灣仍然是高水準、高品質與高文化的代表。這也是有中國器樂演奏家不惜投下巨資在台發片,或歌手即使賠錢也要在台北小巨蛋開演唱會的原因—塑造出在台灣獲得認可的資歷(或假象),對發展中國市場幾乎無往不利。演藝人才如此,作家也不例外。「台灣知名作家」或「台灣暢銷作家」,對中國讀者仍有極大的吸引力。許多在中國頗有斬獲的作家,其之所以成功,不見得是他們遠勝其他中國人,而是因為他們來自台灣。而任何打著台灣旗號的餐飲業,在中國也都能夠受到關注,因為飲食亦是文化的代表。我並非貶低他們的成就:他們確實「好」,但「來自台灣」這個事實,讓他們「好上加好」,冠冕上繞了一圈光。

但這金字招牌還能掛多久,實在讓人不容樂觀。一方面一如前述,暴發式財富已在改變中國人對於文化的尊重,認為在金錢面前誰都必須低頭,無法想像有人就是有錢卻不願賺。另一方面,若把眼光放回台灣,我們自己也在快速崩壞。以我略具認識的出版業而言,從我正式進入開始(在2003-2004年籌備出書)至今恰巧十年,而這十年,正是見證出版市場年年萎縮,閱讀人口逐步崩垮的十年。台灣的神奇之處,在於無論大環境多差,這個島始終出人才。這十年來出現太多比我優秀的寫作者,我望之不可及的同輩與後進,但他們面對的大環境卻比十年前要險惡太多,初版起印從四千、三千本,一路掉到二千或一千五。若在台灣,年輕人建立名聲愈來愈困難,那麼無論他們有多好,作品又怎能銷到中國和中國以外的市場?而年輕一輩如果難以立足,台灣在未來,而且是不久的未來,就將失去文化上的領先地位,從根基徹底崩毀。

而正是這個不斷扯年輕人後腿的大環境,現在卻以前輩的教訓口吻對後輩說:「你們太怯懦了,你們要有競爭力。」

當然,年輕人該自立自強,不能事事依賴政府。但無論年輕人再怎麼自立自強,有些事就是無法靠個人或團體做到。看看香港書展,看看上海書展,再看看台北書展,真的要有極其強悍的信心或相當程度的近視,才能免於自慚形穢的羞恥感。單靠傑出作家或藝術家,並不能阻止閱讀人口流失和藝文環境崩壞,是政府應該務實而非務虛,積極主動地面對並解決問題。而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太多了。

無論經濟能力多強,和強鄰相比,台灣確是小國。但這是有兩千三百萬以上人口,其實一點都不小的「小國」。我們若想突圍求生,就更應該發展文化並強調文化,而非一味和人比拼經濟,最後落得失去自我。

我很難不把挪威當成模範。就以我所熟知的領域,鋼琴家安斯涅(Leif Ove Andsnes)為例。原先我對他並不看好:他年輕時的錄音雖然「不錯」,卻不到「出色」,而以嚴格標準而言,那其實也就是「普通」。當時也年輕的我,認為再過幾年,或許就聽不到安斯涅的演出了吧!

但萬萬沒有想到,安斯涅可是一路成長,技巧音色都愈來愈好。不只唱片等身、獲獎無數,安斯涅曲目寬廣,從巴洛克到當代音樂皆有涉獵,堪稱穩健步向大師之林的中生代名家。

安斯涅是如何成名的?他僅得「歐洲電視青年音樂家年度比賽」冠軍,而非顯赫國際大賽首獎,年輕時甚至也沒有凌厲快意的超絕技巧。曲目雖有個人特色,卻也稱不上令人驚艷。成名或許還算容易,能持續進步至今,直至舉足輕重的樂壇俊彥,他究竟有何獨特之處?

「我最大的幸運,其實在於我來自一個小卻支持我的國家。」在訪問中,安斯涅倒是坦白:「像我這樣的人,要是生在古典音樂大國,大概根本就出不了頭;正因為我在小國挪威,得到注意並不難,而大家都給我支持鼓勵:政府給我補助,電視台轉播我的演奏,更重要的是挪威民眾持續來聽我的音樂會,讓我能累積演出經驗、持續成長。」

換言之,機運和努力固然重要,安斯涅能有今日,關鍵仍是家鄉政府與愛樂者的支持。如果挪威只是等待外邦大師來訪,吝於給予本地新秀機會與協助,安斯涅也無法自不斷演出中茁壯。挪威願意用心投入,自然也就培養出如安斯涅一般的名家,最後造福自己也造福世界—而那是一個人口僅五百萬的國家。

挪威不同於台灣,沒有虎視眈眈的強鄰。但無論鄰國有多強大,總也管不到我們如何推廣藝文、培養閱讀人口、健全出版市場、厚植文化實力。該做的事情沒做到也沒做好,坐視已有的文化成果逐年崩壞,卻一味強調其實不可能比得過人的金錢利益和助長土豪價值觀—當台灣在文化上都不是塊招牌時,其實也就是徹底失去主體性之日。

這無關仇中或恐中,而是關乎自我滅亡。

支撐自由的並非放任,而是責任。不就現狀審慎評估,純以過去經驗倡論無設防的全面開放,不只危險,以當下局勢而言,更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容我再說一次,就藝文而言,台灣還是不斷出人才,而且不乏世界級的頂尖人才。如何鞏固並增進台灣在華文世界的文化高度,絕對是當務之急,也是我們最強而有力的自保籌碼。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但時間不等人,我們已經沒有一分一秒可以浪費。

*作者為知名樂評人、主持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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