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加薩戰爭來到第200天，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數已經突破3萬，美國校園的反戰示威也進入新高潮。
3月開始，范德堡大學（又譯范登堡大學、范德比爾特大學）出現反戰學生的示威營地，最後有多位學生被捕、3人被學校開除；4月12日，反戰的耶魯大學生在校內集體絕食，活動逐漸形成營地，22日警方以「非法入侵」之名逮捕了在場的60名示威者，當中有47名學生；4月17日，哥倫比亞大學的反戰學生開始在校內搭建「加薩團結營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校方隨後授權紐約市警察局突襲校園並進行大規模逮捕，營地一度被強行拆除，卻又很快恢復，而這次逮捕也標誌著自1968年反越戰示威以來，哥大首次允許警方鎮壓校內抗議活動。
4月20日，南加州大學也爆發大規模示威，背景是校方原本安排成績優異的畢業生阿斯娜·塔巴蘇姆（Asna Tabassum）在畢業典禮上致辭，卻因猶太團體公開質疑前者立場親巴勒斯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和點贊反以色列的觀點、具有「反猶」傾向，導致校方直接取消了塔巴蘇姆的致辭資格，校內輿論也因此炸裂；4月24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反戰學生集體靜坐示威，德州警方隨後以「打擊反猶主義」之名入校驅散學生、拆除營地，導致至少10人被捕。
但上述事件都不是孤例。放眼全美，包括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密西根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愛默生學院、塔夫茨大學、馬里蘭大學和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洪堡分校，都出現了親巴勒斯坦的反戰示威。儘管各校有的是強力手段、警力奧援，能在「打擊反猶主義」的大旗下驅散人群，卻依舊無法停下學生的前仆後繼。
這種場景畫面，讓人想到1960年代的反越戰示威。當然，當年的規模遠勝今日，兩場衝突的背景脈絡也不甚相同，但毫無疑問，大學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比較兩波運動源起，當時的大學生之所以踴躍反戰，除了越戰本身的媒體形象極度糟糕、戰事膠著多年、徵兵波及年輕人外，很大程度也與民權運動、新左派思潮、甚至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所催生的嬉皮（Hippie）風尚有關。
換句話說，對當年的大學生來說，反戰實踐既有個人意志，也不能脫離某些時代背景的宰制。時隔60年，美國這次的校園反戰示威也是同樣道理。
學生的憤怒早有跡象
首先，校方、猶太團體對學生們的「反猶」批評當然言過其實，不過觀察戰前民調數據也能發現，這代大學生與前人相比，確實是對以色列「相對沒有好感」的一代。
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7月公布的「美國人對以色列觀感」調查為例：55%的美國人對以色列持正面觀感，41%的美國人持負面觀感，整體看來正面略多。不過如果細究各年齡層，就會發現不同世代的差異相當明顯。 （相關報導： 劉燕婷觀點：以色列正在成為他們最厭恨的人 ｜ 更多文章 ）
首先是戰後嬰兒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這代人大致對應了調查中的「65歲及以上」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高達69%，是各區間最高，反感也只有29%；再來是Ｘ世代（1965-1979年出生），其大致對應了調查中的「50歲-64歲」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依然有60%，反感則來到36%；接著是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這代人大致對應調查中的「30歲-49歲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降到49%，反感則上升到47%；最後是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其大致對應調查中的「18歲-29歲」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只有41%，反感則創下56%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