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以來的美國大學反戰示威，不只突顯以色列正在透支二戰後的輿論同情，也讓美國陷入了尷尬境地。
回顧過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輿論在面對他國騷亂時，往往會替動盪冠上「代表希望」的正面標籤，例如歷時漫長且損害巨大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喬治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橘色革命」、吉爾吉斯「粉紅革命」等經典「顏色革命」系列。而這種命名邏輯，往往是出於戰略考量的政治雙標：如果騷亂對西方、尤其美國沒有明顯益處，那麼事件就不會被稱作「革命」，而是會被定調為「暴動」或「示威」；但如果騷亂發展有利美國，尤其又發生在前蘇聯空間，那麼事件就有極高概率會從「暴動」變成「革命」或「某某之春」。
換句話說，在美國為首的西方話語體系中，命名騷亂的關鍵根本不是結構與原因，而是在哪裡發生、矛頭指向誰。如果事件發生在歐洲乃至美國，不論示威者的訴求為何，基本上都很難與「革命」劃上等號，頂多是被描述為「社會運動」，接著再被暗示可能有「馬克思主義者」等各種敵對勢力參與其中，例如2020年的Black Lives Matter（BLM）；但如果騷亂發生在中亞、東歐、高加索乃至俄羅斯，那麼不論示威原因是什麼，都有很高機率被「革命」、「民主化」、「公民覺醒」、「追求進步價值」等描述覆蓋。
因此這波美國大學示威，不論學生訴求是否反映進步價值、展演了何種集體憤怒，光是發生地點在美國、示威對象是美國大學與政府，就注定了其名稱不會是「革命」，也無緣「最美麗的風景線」。但即便如此，這場大學的「美利堅之春」仍在發揮作用，即便其規模不如當年越戰、也很難扭轉美國的對以政策，卻還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現實政治：伴隨學生怒吼此起彼落，拜登（Joe Biden）的連任機率就像美國的話語霸權，正被不斷掏空。
拜登的2024更加危險
首先觀察拜登的困境。
從去年10月這輪以巴衝突爆發以來，拜登就面臨了政治上的艱難平衡：為確保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等遊說團體支持自己，拜登只能一如既往支持以色列，包括在軍火援助、聯合國表決上無條件支援；但要避免進步左翼、穆斯林、阿拉伯裔等民主黨傳統選民背棄自己，拜登又不能一絲同情都不給巴勒斯坦。
到頭來，這位政壇老人似乎只能暗自祈禱，祈禱以軍會在加薩「見好就收」、祈禱選民能自動忽略加薩的斷垣殘壁與遍地屍骸，以免自己在金主與選民間左右為難。但從眼下局面來看，拜登的祈禱似乎沒有奏效，倒是憂慮正在成真。
一來，以色列的殺戮顯然毫無節制。衝突發展至今，以色列雖未徹底殲滅哈馬斯，卻已在加薩走廊殺害超過3萬平民，當中有不少婦女孩童，記者的死亡率也創下二戰以來新高。聯合國官員更在4月表示，以軍攻勢在加薩留下大量瓦礫與未爆彈藥，可能需要14年才能清除完畢。 （相關報導： 姜保真觀點：上帝也死了─死在加薩 ｜ 更多文章 ）
二來，美國選民對以色列的暴行也不是毫無惡感。畢竟前述慘烈畫面雖被美國傳統媒體輕輕帶過，卻還是通過TikTok等社群媒體，在距離猶太大屠殺相對遙遠的Z世代美國人間流傳；巴勒斯坦的苦難身分更是勾起穆斯林、阿拉伯裔、乃至非裔與亞裔的有色人種共鳴。種種情緒糾纏激盪，成為這次大學反戰示威的基礎，既加劇拜登的政治困境，也為2024年大選撕開新戰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