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世界級經濟學大師都警告，國際經濟協議不能只從開放項目對比談「利大於弊」，對受惠產業有利的事未必對整體國家有利，商業利益不能優先於國家利益。可怕的是，如此簡單而「要命」的原則，身為國家領導人及全民身家性命所寄的馬總統居然不管，他及他的政府官員且傾全力為「黑箱作業，一人決策，一字不改」的兩岸服貿協議背書，棄民主程序及國家安全如蔽屣。如果不是318學運為大家「救亡圖存」，台灣亡國之禍恐不遠矣！
不凡的目標成就不凡的運動。馬金體制一直力圖抹黑、抹綠、瓦解這次學運，把它打成「胡鬧」、「暴力」、「非法」，發動反運動、司法調查、特務及黑幫恐嚇、鄰居抗議、媒體醜化、各界喊話「孩子回家吧」等，甚至將學運冠上「藍綠（統獨）對抗」惡名，以為經過種種偽裝、欺詐，兩岸服貿協議就可類似2012年總統大選，在藍營及企業界「防止破壞兩岸關係」的大團結中輕鬆過關。他們全然忽略，這次學運恰恰不是胡鬧及藍綠對抗，它不僅訴求合理、目標明確，而且高度遠勝藍綠雙方，是一次關係國家及下一代生死存亡的運動。
藍綠都只爭朝夕利益、一黨之私，學生卻看到民主、國家及下一代的危亡。不只看到，他們還勇敢行動，像暴風雨來襲前大聲呼叫的風雨燕。更可貴的是，他們擇善固執，一往無前，身心都無私的奉獻給公共事業，無愧為「最後的社會良知」。看到他們為了一個理想，長期露宿街頭，誰能不感到心疼？看到他們為大人的失職，不得不起身捍衛民主，佔據立院，甚至衝進政院（為了靜坐抗議，而非革命或暴亂），誰忍心苛責他們？
當大人，尤其是保衛國家、維護民主有重責大任的馬總統，連民主的程序正義都不遵守，「先立法，後審查」的合理要求都做不到，執政黨立委也不敢承諾做到時，誰有資格責備學生不退出立院？必須先要求政府及大人兌現民主法治責任，再來要求人民及孩子守法。不要忘掉當年也是在美國民主體制下，馬丁路德•金恩着名的《伯明罕獄中來信》說：「人該守法，但不該守不公正的法。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希特勒在德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而匈牙利鬥士在匈牙利所做的一切都不合法！」
許多人拿這次318學運比擬1848年以來的西方運動，特別是廿世紀60年代西方的學運。其實更恰當的比喻是中國的學運，包括從漢代、宋代太學生運動到民國五四運動。因為西方工運、學運的主調是反政府（往往走向無政府主義及虛無主義），中國卻因「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文化歷史傳統，學運本質是救國運動，反奸臣而不反政府。例如北宋以陳東為首的學運，要「除六賊，用李綱」；五四運動要「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漢代、明代學生要除閹黨。而台灣這次學運更不凡之處，是它打破了這個歷史輪廻，上升到目標明確的「人民立法」（創制權），成為高水準、高組織、高紀律的公民運動，不僅歷代學運無法相比，連當年黨外運動都瞠乎落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