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3日，就香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問題，兩名主管香港事務的官員—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與香港立法會泛民議員正式舉行會晤。一如會前預料，雙方基本上各說各話，在特首候選人提名方式、特首是否必須「不能對抗中央」等關鍵問題上，沒能達成共識。香港和北京、香港社會內部對於普選的爭議和矛盾可能將日趨激烈，並可能撕裂社會，香港能否在2017年實現真正的普選，仍任重道遠。從香港普選的爭議，可以看出兩岸三地真正「統一」之難，難在何處。
這一波香港普選的爭議，是由此前喬曉陽（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委）和李飛代表中央的表態—「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換句話說，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引發的，先看看這樣的設限是否合理，這樣的表態是否有必要。
其一，何為「與中央對抗」，究竟由誰來判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存在矛盾，各級政府與普通民眾存在矛盾，本是常事，世界各國都有。那麼，哪些方面的矛盾可稱之為「對抗」？哪些不是？怎樣程度的矛盾算得上「對抗」？怎樣程度才不算？究竟又由誰來判定？比如，「中央」對很多肆無忌憚侵害民權的惡行置若罔聞，很多港人卻對此大聲抨擊並全力支持受害者討回公道，還嚴厲批評中央不作為，批評政治體制的僵化、野蠻與落後，批評政治改革的停滯，這是否就是搞「對抗」？
很多中共官僚就聲稱這些維權者就是「敵對勢力」，「境內外勾結」者更是極度「危險」、罪無可恕。又如，中央對「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設歷史「禁區」，很多港人卻認為必須直面歷史才有光明未來，並且勇敢就這些問題獨立展開研究、發表觀點、集會紀念，這是否就是搞對抗？李慎明（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之流就信奉「滅國先滅其史」，認為深究歷史問題就是「要醜化一個國家的人民，甚至是不惜一切代價醜化領袖人物」，「這是國外敵對勢力企圖分化他國最直接、最有效、投入最少的攻擊方式」。
再如，中央決意要把普選拖至2017年，而且到時能否真正普選都還可能被隨意增加很多未知數，很多港人卻認為香港在2007年就已經具備普選條件並奮力爭取，這是否也是對抗？——這些港人早就成為中共大員眼中的「敵對勢力」了。…… 即便喬曉陽講話中提到的何俊仁，喬說何在搞「對抗」，何先生說自己不是，而只是正常行使法定的批評反對權，批評與反對也是愛國愛港。那麼這時，又由誰來判定是非？當然，在絕大多數法治憲政的國家，這類矛盾通常可由獨立公正的憲法法院作判定，那麼請問，中國可有憲法法院？而那個充斥著百分之八、九十中共官僚大款富豪、絕大多數「代表」從來只會舉手不會反對、每年開會都要防民如防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是否有足夠能力與公信對此作出判定？
當然，喬曉陽去年3月份的表態中，對「對抗」也有更明確而直接的定義，就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裡先且不說如今這樣一個權貴集團操控壟斷資源、權貴大款「勾肩搭背」、貪腐瀆職遍地都有、底層民眾背負重重「大山」、貧富懸殊遠超國際警戒線、社會矛盾極度尖銳的中國大陸還算不算得上「馬恩祖宗」所謂的純正的「社會主義」，也先不說鄧小平都認為「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長期以來並沒有完全搞清楚」，也不說「社會主義」這個概念自1949年至今早就經歷多次「顛覆」，也不說連體制內很多學者（其中很多中共黨員）都早就認識到「革命黨」思維已不適應時代要求，並承認中共執政合法性在新形勢下確實成了問題，就說一個民選的香港特首，他要始終受到基本法的制約，還要時時受立法會、受新聞輿論、受民意的監督制約，他有什麼能耐放棄為港人服務的本職工作，而去從事「推翻中共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偉業」？
如果掌控如此巨大資源又「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共被一個小小的香港特首給輕易「推翻」了，如此「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被一個小小的香港特首輕易「顛覆」了，那麼是該歸罪於香港特首或港人，還是該反思自己及自己「這一套」徹底失去了民心？還講不講「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這一「唯物辯證法」原理？
所以，既然喬曉陽都認為，「為國家好怎麼批評都允許」，「愛國愛港標準也好，不能與中央對抗的標準也好，是難以用法律條文加以規定的」，承認「老百姓心中有桿秤」，那又何須畫蛇添足另設什麼普選「前提」，另劃普選「底線」？
一國一制的美國可以讓一個民主黨的總統領導一個共和黨的州長，一國一制的「單一制」國家法、英、意、日、韓等也都可以讓一個執政黨的總統（或總理、首相）領導一個反對黨的省市長，就是臺灣也可以讓一個國民黨的馬英九去領導民進黨的縣市長，還可以任命傾綠的賴幸媛做陸委會主委……下面的這些「長」們還天天處心積慮要在四年一度的選舉中「顛覆」中央政府，反之亦然（喬主任曾經的那句「世界上單一制國家中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會任命一個與自己對抗的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擔任地方首長」之說是淺薄可笑的）。宣示可以實行「一國兩制」的中國，怎麼就不能包容一個港人一人一票選出（卻可能被某些人主觀認定為「對抗中央」）的香港特首？歷史上，專橫跋扈的曹操都可以善待敵營過來的徐庶、關羽，獨裁狠辣的武則天都可以重用與自己有世仇的上官婉兒，「三個自信」的中共中央，怎麼就不能包容一個港人普選出的特首？
其二，中央是否就「一貫英明」、「絕對正確」？中央的「把關」是否就一定比民眾的選票高明？事實也明擺著：1949年大陸建政後，「中央」不但鑄下「抗美援朝」、「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等一系列歷史巨錯，給中共如今的改革與轉型背上巨大而沉重的歷史包袱，也留下貪腐猖獗、冤獄遍地、貧富懸殊、道德淪喪、資源浪費枯竭、環境破壞殆盡、有毒食品氾濫、各類矛盾一觸即發等一系列施政爛攤。單說人事任命，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任三大直轄市一把手，中央肯定是「把關」了吧？實際上他們也就是中央直接任命的，可是結果怎樣，舉世都看到了。其他更多貪瀆官員就不用提了。如今中共十八大、2013「二會」開過，那麼多早已臭名昭著，有的還正受到實名舉報的貪腐巨蠹、人權惡棍、自由殺手，還不是照樣順利高升？缺少法治與憲政約束的中央，是否就是國家主權、民族利益天然的自覺維護者？也不儘然。藏南、緬北、符拉迪沃斯托克、長白山天池、白龍尾島這些領土主權維護得怎麼樣？罔顧國內民生，到全世界大把撒錢的又是誰？
所以，喬曉陽、李飛等代表中共的這個表態，是蠻橫無理的畫蛇添足，是對香港民眾情感、智商，特別是政治智慧的侮辱。香港雖然還缺民主，但港英時期留下良好的自由和法治傳統，因此，香港已經發育為成熟的法治社會、公民社會，其成熟度絲毫不亞於臺灣與其他發達國家。香港雖也可能有「民粹」，但成熟的公民社會有足夠能力制止民粹的發酵。所以，香港選民有足夠的判斷力，判斷一個特首參選者是否真正「愛國愛港」。港人這一自主選擇能力還需要「中央」來監護嗎？還需要誰來「把關」嗎？
李飛先生的其他講話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處。比如，他說香港的普選「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普選制度沒有實質的差別」，但又說「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鄙人前文已述，真正的普選制度，並不規定地方長官「不能與中央對抗」，大家只服從憲法法律，並不服從於「中央」，甚至還可以「顛覆」「中央」。這還不是「實質的差別」嗎？
又如，香港普選重要特點是「候選人必須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但又指「提名委員會與現在的選舉委員會『八九不離十』」。現在的「選舉委員會」一直被港人指責為「小圈子選舉」，如果港人已經承認它有「廣泛代表性」，又何須群情洶洶爭取什麼一人一票的普選？
如果普選結果仍然是喬曉陽、李飛們認定為「對抗中央」的人選獲勝，那麼，中央是否可以推倒重來？
即便「提名委員會」聽命於中央，以「機構提名」方式封殺「反對派」，提出合乎「聖意」的候選人，但理論上「泛民」候選人仍可能以「另選他人」的方式獲勝（在香港，量「有關部門」也不敢讓這類候選人像大陸那樣下令封殺乃至「失蹤」），那麼，中央對此是予以承認並自我反思，還是決意推倒重來？——記得當年大陸的「政治課」談到「一國兩制”時明白說過，中央對香港特首的任命其實只是對港人選舉結果的「備案」，但如今某專家卻說中央有權否決香港普選的結果，梁振英也這麼說過。但推倒重來必然引發的更加激烈的對抗，到底該誰負責？
話說回來，香港普選確應有底線。真正的底線只需一個就夠了，就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英聯合聲明》而制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化大都市，還應該學習借鑒國際上公認的自由公平公正等選舉規則。更重要的是，對於普選程式的爭議，對具體某一候選人，不應隨便貼「政治化」標籤。不管哪位港人，不管他反對誰，即便像何俊仁所言「與中央互為對手」，或喬曉陽所言「群起而攻」，只要言行符合有關法律，就是合法的「反對派」，就不應被視作「另類」，更不應視其為「敵對勢力」。否則就是踐踏《基本法》有關保護民權的條文及原則的尊嚴，就是自毀公信力（筆者在《誰是中共最危險的敵對勢力》一文中有過相關論述）。在基本法面前，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港府與香港選民，執政者與「反對派」，法律地位其實都是平等的，守法的義務和責任是一樣的。即便中共至今還不設憲法法院，害怕憲法訴訟，甚至連「憲政」、「憲制」都還是「敏感詞」。在事實與真理面前，大家更是平等的（前文已論，中央並不「絕對正確」，筆者還曾著文《學會與「反對勢力」平起平坐》）。如果到某一天，你定要說香港普選出的特首屬「對抗中央」者予以否決，那香港人又何嘗不可以批評你「中央」漠視香港主流民意？別忘了，在一個法治憲政國家，中央的統治權威，來自於包括香港在內的各地人民的授權！
可以肯定，有著自由與法治理念的香港人如能一人一票，不會選出明明說了謊卻死皮賴臉、明明做錯事卻死不道歉的政客，不會選出連國籍、連政治身份都不敢亮明的政客，更絕不會選出老婆子女財產都已轉移國外的裸官。這些人才真正夠不上「愛國愛港」的資格。喬、李兩位先生認為，如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屆時中央與特區關係必然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必然嚴重損害，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嚴重撕裂。先別論這是不是恐嚇，只是請問，如今2012年選委會「小圈子」選定的聽命于中央的梁振英，其公信力、管治能力與公眾支持度又怎麼樣？他上臺後香港社會是更和諧了，還是被撕裂了？
香港普選爭議的實質，就是在既有的法律「明規則」之上，摒棄先進政治文明所應有的自由、公平、包容精神，以政治「潛規則」劃線，單方另設所謂「前提」或「底線」，以實現中共對香港特首選舉的法外操控，而這種操控引發了港人的不滿。它是中共僵化官僚的「只有自己人靠得住」的偏狹的「政治小圈子」心態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敵我鬥爭思維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的集中表現，歸根結底是對自己奉行著的「一套」 的不自信，也是對國際公認文明規則的恐懼——其實在藏、維等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國內別的批評反對者身上又何嘗不是如此？同時，它也是類似于在大陸強搞「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或司法領域強推「三個至上」（ 指胡錦濤的「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之類的「和稀泥」心態在香港政制問題上的翻版，也是權大於法、黨大於法的慣常做派在香港的延伸，它必然產生諸多邏輯矛盾與現實矛盾，也是註定不會成功的，只會引發更多的質疑與社會對抗。
一國兩制雖是個新生事物，但說到底並非了不起的「創新」，而是東方集權體制面對西方先進政治文明的一次不得已妥協，在集權體制頑固僵化不思改革的情況下，它必然會碰到很多尖銳的矛盾。香港普選爭議，正是這一矛盾的集中體現。而這，本也可以在不斷的理性探究、平和博弈中得到解決。如能做得好，它還可以給中國大陸未來的政治改革提供先行的經驗，促發中共方面作更多的及早開啟政改的必要性的思考——如及早設立憲法法院、努力建設憲政國家、以法治憲政等「明規則」消弭矛盾分歧，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等等。而喬曉陽去年卻同時表態：「兩個前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的認同」，就「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就是勉強進行諮詢也不會有好的結果」——你必須服我，不服我就關閉對話大門，看你敢怎麼辦！此次王光亞、李飛等與泛民議員的會面又基本上各說各話。仗著世界經濟總量第二、仗著手中掌控的槍桿子、仗著掌控龐大壟斷資源的中央，本就沒有傾聽香港民意、平等交流、理性協商、相互妥協的打算！
關於香港普選的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議，對臺灣、對兩岸「統一」而言，影響只能是惡劣的。「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走到了事實上的困境，在臺灣民眾心中的形象也必將日益不堪，即便中共還願意以「國中有國」的比較現實的方式（改革派雜誌《炎黃春秋》2014年第4期發表中國人民大學高放教授的這一建議），實現兩岸統一。
因為其一，可以肯定的是，臺灣人選出的總統，必須首先為臺灣民意負責，不可能完全聽命于未來（中共掌控）的中央政府，臺灣民眾更不會接受「不能對抗中央」的限制，絕對不會「統一」在這樣的「中央領導」之下。
其二，臺灣人選出的總統及政府與未來中央政府的爭議和矛盾便會不時出現，還往往會非常尖銳。這時靠什麼來解決？設立獨立而公正的憲法法院嗎？但司法獨立、憲法法院等對於中共，還是一個「敏感問題」。
其三，臺灣的政府與未來中央政府的矛盾，是以法治、憲政等「明規則」來消弭，還是靠無條件服從某一政黨、靠給總統候選人預設「政治條件」、靠法外操控等等「潛規則」以確保「穩定」、「和諧」？哪一種方式更能彌合分歧、凝聚共識，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答案非常簡單，但是，前段時間習近平當局剛剛大張旗鼓批判過「憲政」。
其四，臺灣和大陸現行的制度是「井水不犯河水」，還是互相競爭、融合？兩岸的政黨是各守自己一畝三分地還是勇於相互實行政治開放？哪一種方式更有利於兩岸政治的文明進步，更有利於國家的真正統一？這方面路徑的選擇，到底是應該固守「基本原則」還是順從民意、順應潮流？答案也非常簡單，但政治開放（不管是對自己的民眾開放還是對臺灣開放），在大陸也還是一個不能觸碰的「敏感問題」。中共當局一再告誡大陸民眾要「築牢思想防線」，繼「五不搞」（指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七不講」（指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錯誤歷史、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等不能講）之後，習近平剛在歐洲再一次重申，議會制、多黨制「在中國行不通」。——每看到中國官員、御用學者及官媒的這類宣示，筆者就忍不住想發笑：他們到底知不知道臺灣人民如今尊崇的是什麼價值觀，「行得通」的是什麼制度？習近平們眼裡的「中國」到底包不包括臺灣？臺灣還算不算「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呵呵，臺灣的綠營同胞們啊，你們不用再費盡心機搞什麼「台獨」了，不用你們操心，中共自己早決意先搞「陸獨」了！
其五，當中共與國、民等政黨產生矛盾，而且矛盾非常尖銳之際，軍隊和員警是保持中立只維護必要秩序，讓政治爭議通過民主、法治的軌道用文明的方式獲得平和解決，還是介入政治鬥爭，派軍人、員警抓捕或假扮便衣恐嚇、毆打政治對手，乃至再一次乾脆直接用槍炮和坦克說話？兩岸是各自保留自己的軍隊，還是建立統一的國家軍隊？哪一種方式更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進步、長治久安？答案也都非常簡單。但是，我們看到，中共1949年建政至今一直宣稱「必須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反對「軍隊國家化」（儘管這個口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是中共自己喊得最響）。
大陸與臺灣要實現真正合乎兩岸人民利益的統一，障礙可能還有不少，但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根本性的障礙不在臺灣而在大陸，在中共。只要中共不願直面政治開放，不願趕上政治文明潮流，臺灣的民心也只會和香港一樣，離「中國」越來越遠。
但臺灣已經很難拋開「祖國大陸」，綠營民眾試圖躲避大陸極權政治，走自己的「小清新」之路，在可預見的將來，不大可能成功，除了歷史、現實、地域、文化、法理、民族血緣等等原因外，還因為國際社會的支持力量也註定會非常有限。面對中共這一亙古未有的超級巨獸，世界各國政客更多考慮的只會是自己的利益。比如在「祖國大陸」，官商勾結可以強拆房產、強徵土地，員警可以假扮便衣毆打抓捕關押訪民，呼籲一下官員財產公開都要予以構陷治罪，批評一下政府可以讓你莫名其妙失蹤……人權狀況之惡劣，一直有悖各國尊奉的普世價值，一直遭受世界主流國家的強烈批評。但只要中共大筆一揮簽下大額訂單，或大手一揮「免除」巨額債務，那些政客們絕大多數馬上就對劣跡斑斑的人權問題知趣地閉嘴。他們還會對臺灣「獨立」給予有力的同情和支持嗎？
「獨立」幾無可能，與極權政治「統一」則前途莫測，「不統不獨」則讓臺灣國際地位非常尷尬，事實上也有損臺灣民眾的國際尊嚴，這是臺灣面臨的一個很現實也很嚴峻的問題。
（此文一些觀點曾以《中共另設普選「前提」蠻橫無理》為題發表於香港《爭鳴》雜誌2013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