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在關注台灣，台灣民主往何處去？在此期間，遠在北非的埃及，法庭宣判了五百二十九名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死刑，國際社會受到的震撼仍未消失，怎知現在法庭又開始審訊另一批兄弟會成員，人數高達六百多人，他們全是前總統穆爾西的支持者。大家都在密切關注，今次會否再添死囚，一再打破歷史紀錄？
辯護律師劄裡說：「本案將埃及的司法從實現公義的手段轉變成報復私器，該判決恐在埃及法庭史及全球史上，皆屬空前。」
事實上，埃及法庭已經變得非常政治化，明顯淪為政治打手。上次整個審訊只花上兩天便可有判決，並且有四百人缺席受審，其餘大部份人都未能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證據亦貧乏。法官就這樣「一錘定音」，視獨立司法如無物。
這反映著埃及的世俗派與宗教派和解無望，社會陷入復仇的惡性循環之中。
埃及一開始進入民主的轉型期，走了一、兩步便威權回歸，陷入報復與仇殺，究竟哪裡出了錯？這令我們不得不思索，在轉型期中所出現的陷阱，而對香港及台灣亦不無啟示。
埃及人民於2011年借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勢，也發動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抗爭行動，推翻超過半世紀的軍人獨裁統治，開拓通往民主之路。歷史給與了埃及一個機遇，怎知這個機遇卻沒有開花結果，令人情何以堪！
埃及軍方頭目塞西將軍宣佈參與下月舉行的總統大選，出奇地他深受不少民眾支持。我於前年在埃及採訪時，發覺老百姓面對不停的示威抗議和社會爭拗，早生厭倦。有一位退休教師更坦言告訴我，他們不是追求民主，民主，是外界對他們的期許，他們只希望生活好過一點。他相信唯有軍方才可為社會帶來安定，他支持軍方回歸。
我聽後，實不無傷感。埃及民主轉型運轉不過來，人們心生疑惑，壞民主是否不如好權威？想不到，阿拉伯之春不是由埃及開始，但卻死在埃及。
這令我想到，當年美國革命之父富蘭克林在結朿制憲會議後，有美國老百姓問他：我們現在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國？富蘭克林回說：當然是一個共和國，如果你們可以保住它的話。
民主漫漫長路，保得住它必須避免掉進轉型陷阱。
甚麼叫轉型陷阱？這意指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很容易逐步邁向某種既得利益格局，阻止民主進一步深化，只在意於如何定型化一些有利於既得利益的過渡性體制因素，結果形成非驢非馬的「混合型體制」，權力和市場結盟，導致經濟政治扭曲發展，社會問題不斷積壓。
換然之，在轉型期的道路上，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來，甚至逆轉，無法向前行。
烏克蘭是個典型例子。事實上，有不少新興民主國家正陷於民主轉型的困境，不是既得的政經利益擋住去路，便是各種力量不妥協、不認輸，社會無法凝聚改革的共識，並且產生秩序亂象，令民主無所作為。當人民逐漸失去轉型的政治動力，便會出現回歸威權時代的危險。
在中東地區，埃及和其他後革命的中東國家，現在所面對的民主改革轉型死結，由於當中還夾著宗教因素和地緣政治，令死結更難解開。換言之，社會結構愈複雜，轉型愈艱難。
此外，若民主轉型過程裡無法達至經濟正義，貧富差距不僅愈拉愈大，貧富更遭固定化，滋生絕望情緒，階級和族群之間的對立上漲。在這情況下，只有以公平正義才會取回大眾對民主的信心，避免脆弱的民主政治墮入深淵。
不過，族群和宗教教派的矛盾，更是民主轉型一個大陷阱，唯有建立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強化公民身份，這樣才有望化解衝突。除中東國家外，緬甸不也正是面對這樣的處境嗎？！
說到底，政治精英以至公民社會的民主素養、憲法與制度設計能否鞏固民主發展，對轉型中的新興國家，起著關鍵作用。民主政治，畢竟是鬥爭的藝術，也是妥協的藝術，切忌自以為是，窒息民主的空間。
＊作者為香港獨立新聞工作者，亞洲知名戰地女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