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運動  

寫這一篇推薦序時，民進黨推動的大罷免正如火如荼，在野黨也發起反對少數執政獨裁統治的集會以資對抗，華人政權的民主文化也正面臨再一次的檢視。今年是五四運動106周年了。當年，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中國不被列強看在眼裡，巴黎和會上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新興列強日本。中國學生在北京集會高舉「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訴求，反對列強公開瓜分中國主權的行徑。學生運......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對民主的強烈訴求在70年後於北京再次燃起。1989年的「八九民運」，中國人民再次強烈要求民主。這種民主的聲音到25年後，由香港的「雨傘運動」接棒。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持續了79天，雨傘運動中舉行以電子投票選取普選方案，主辦方稱有79.8萬人參與，整座城都被捲入其中。陳健民教授指出香港民主的追求，與中國民主化脫離不了關係。

滿清末年，1854年，在滿清政府的支持下，容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留學生，前往美國，先後在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回國後對留學政策建樹良多。1864年滿清政府派遣了水師學員到英國皇家海軍學院（RoyalNavalCollege）學習海軍技術，他們對中國海軍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為中國海軍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1872年到1875年，在容閎、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支持下，滿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120名「大清留美幼童」赴美國留學，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批官派留學生。日後對中國的各行各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人的留學熱潮從此打開。

首位獲得數學界最高殊榮菲爾茲獎（FieldsMedal）的華人學者丘成桐（Shing-TungYau），此前在中國大陸一場演講語出驚人，指「中國數學水平與美國相差80年」，引起學界和媒體熱議。近期，台灣2大知名史學家汪榮祖與徐泓在一場座談會上，不約而同論及中國人文科學為何趕不上西方的原因，兩人的答案都共同指向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全盤西化」，使得中國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永遠跟在西方後面走，缺乏民族自信。

五四運動105周年之際，曾在1970年代參與海內外「保釣運動」的多位「老保釣」，於美國時間5月4日、台灣時間5月5日，透過線上方式集結，宣布成立「保釣促統聯合會」。該會發表成立宣言，呼籲台灣不是中國崛起之路的絆腳石，台灣不是霸權主義扼制封殺中國的鎖鏈；台灣更不能墜入霸權主義精心設置的戰爭陷阱，萬劫不復

多年來，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SecurityConference，簡稱慕安會）向來以相對中立、參與廣泛，與抽象又不乏洞見的大會主題著稱。比如2017年川普上任後，大會主題是「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Post-Truth,Post-West,Post-Order)；2018年會議籠罩在美俄不信任的高峰，主題是「深淵邊緣或懸崖勒馬？」(TotheBrinkandBack?)2019年美中貿易戰火熱，國際秩序似乎瀕臨粉碎，大會主題變成「誰來收拾殘局？」(WhowillPickupthePieces?)2020年新冠疫情剛爆發，各國更是一片紛亂，西方集團也焦頭爛額，主題變成一個新造字：「西方性缺位」(Westlessness)。

前記：本文是我為二○一九年五月三日中華文化總會「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反思」圓桌論壇所準備的講稿，收入本書，內容稍有修訂。這場論壇播放了余英時老師的錄影談話，我則發表現場談話，這是我和余老師最後一次「同台」，很值得紀念。

台大前校長管中閔今年初正式卸任後，頻發文回憶掀起台灣高教史空前風暴的2018年台大校長遴選事件，由管中閔與作家楊渡合寫的《大學的脊梁：台大校長遴選事件與管中閔心情記事》於今（13）日舉行新書發表會，行政院前院長江宜樺、陳冲、台大前校長李嗣涔等人皆到場參與。李嗣涔強調，卡管案是台大人一定要讀的歷史，要知道學術自由是抗爭來的，而不是政府給予。

前台大校長管中閔卸任後近日陸續在臉書發文回憶「卡管案」，他昨（6）日在臉書提到2018年適逢五四運動99周年，校內師生也在5月4日發起「新五四運動」。管中閔當時呼籲總統蔡英文在就職兩周年前，設法弭平這場政治風暴。至於「要不要做，怎麼做，就在總統的一念之間」。他說，這次事件之所以走入僵局，當然是因為教育部後面的政治力量；而這股力量的總舵手是誰，大家心知肚明。

台灣由於受到世界一般觀念的影響，很久以來便有重科技而輕人文的明顯傾向。一般來說，自然科學已成為基本模式，人文研究必須跟隨自然科學，亦步亦趨。

1949年後許多中國大陸一流學人流亡到台灣，對台灣更是重要，記得1952年胡適到台大演講，恭維台大文學院人才濟濟，為以往大陸上文學院所少見。這正是因為當時許多第一流文、史、哲學人流亡到了台灣。以貴校政治大學而言，也是如此。如陳大齊先生，他是北京大學最早研究邏輯的學者；王雲五先生也曾在政大培養出許多人才。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從強烈的危機、瓦解、受鄙視氣氛下走出，極渴望破舊立新，重新開始，東山再起。中國歷任政府，乃至軍閥，都想要有某種革命性鉅變。許多書籍文章探索可能的革命之路，把拒斥革命者扣上「反革命分子」之名。文藝作品經常在傳揚革命觀。企業為了國民革命而販賣國貨。「革命」一詞含糊不定，對不同的人來說，意味著不同的事物。因此，對革命的渴求無可避免導致不同革命路線之間關係緊張。中國社會裡以正確革命道路為主題的辯論，加深政治分歧，撕裂社會，即使外患當頭時亦然。

2001年，首屆獨立影像節以「民間獨立電影」為題在北京電影學院開幕，主辦方是實踐社和《南方周末》。這是第一個由非官方團體組織的公開電影活動，代表1989年之後出現的另類空間和公眾開始走向體制化。這些空間起初出現在藝術村、鬆散的電影俱樂部或協會（如北京的實踐社、南京的後窗放映）。《南方周末》發表了評論人和策展人羊子撰寫的〈民間的含義〉，算是這一事件的某種宣言。他回擊劇情片單元的作品其實與北京電影學院有關而只是「偽民間」的說法，與其透過體制的方式定義民間，他以個人表述的形式來說明這個詞：

1.

五四運動的知識思想浪潮，從發生的中心點北京，一路擴散到中國偏遠的內陸省分，青年毛澤東的經歷可以說明此一過程。日後領導中國共產黨達四十餘年的毛，此時還是個靠自學獲取知識的中學畢業生，他寫過幾本內容激進的小冊子，在湖南省會長沙經營一間小書店。根據現存於世的書店銷售紀錄，在1920年的四十天期間，書店賣出三十本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Russell）的《政治哲學》（PoliticalIdeals）、五部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Dewey）的演說集、三十本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克魯泡特金（Kropatkin）的文集、五本《愛的成年式》（TheComingofAgeofLove）、十本達爾文（Darwin）的《物種起源》（OriginofSpecies）、數十冊關於俄國革命與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集、超過四十部胡適以白話文撰寫的《嘗試集》（胡適是北大教授，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最後是165本「五四運動」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銷售上述這些書籍共獲利三十五元；淨利是虧損的，不過書店的五名員工都沒有支領薪水。

儘管清朝覆亡時政治局面動盪不安，整個國家還是處在一種相對繁榮的狀態。少了清廷官僚的桎梏，新的貿易商業活動頻繁昌盛。自晚清開始的鐵路修築計畫現在持續進行，即便這些計畫有外國投資參與其中，中國的企業家仍然因此獲得新的機會，得以低廉而快速的大量運送貨物和原料。生意人很快就從美孚洋行（StandardOil，或譯為標準石油）或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AmericanTabaccoCompany）這樣的公司行號學會西式的廣告技巧與促銷手法。廣泛銷售的進口煤油和石油，再加上國外資金投注興建的發電廠，都是新穎且具備擴充廠房潛力的能源。

傅斯年(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著名歷史學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有「傅大砲」、「大胖子」等別稱。

中國「五四運動」101周年之際，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在華盛頓以流利中文發表演講，告誡北京壓制自由會導致民意反撲，中國並非不適合民主，台灣即是華人建立自由民主社會的最佳例證。他強調，雖然中國知識分子提倡了一個世紀的民主，始終沒有如願，但現在繼承「五四」精神的人──武漢「吹哨人」李文亮等具有公民意識的中國公民，是喚醒被中共審查下中國人道德勇氣的關鍵。

最近電影《南山的部長們》在台灣上映，讓南韓前總統朴槿惠之父，大獨裁者朴正熙的故事又再度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朴正熙與蔣中正同為冷戰時代的亞洲反共領袖，而且還都是一邊推行威權統治，一邊將貧困的南韓和台灣帶上經濟起飛的亞洲四小龍之路。為此兩人各有大量的擁護者與反對者，在台灣與南韓的歷史地位至今仍處於高度爭議的狀態之中。

卡達的電信業者歐蕾朵（Ooredoo）搶到世界的頭香，於2018年6月14日推出國際電信聯盟3GPP認定的第一個國際5G標準。卡達的創新心法：「只做唯一，不爭其他」（OnlyOneratherthanNo.One,nevermindNo.TwoorMeToo.）值得借鏡。大家都認定2019年是5G元年，得5G者得天下；全球「5G」世代的商戰即將提早開打，南韓首爾可能是全球第一個5G商用地區（2018年12月1日）。

百年前的上個世紀初中國開啟了五四運動，確立了政治路線反殖民和學習路線反傳統兩路徑，全面激發了民眾國族思想也間接對中國文化產生重大衝擊，百年間的潛移默化及在特定意識的曲解下，對台灣的影響就是現今所見到的「去中國化」效應。台灣早在西元2000年後，中國文化元素就被特定立場和有心人士（國、民兩黨的執政者皆然），有階段、目的和系統性的淡化、抽離，而甘於被殖民的外來文化一方面替代不及一方面又消化不良，無法揮發因內化而附著生成的自然底蘊，影響所及加速了國人思維的淺碟化和片狀化，語言使用也見日漸生硬和粗鄙，人文精神不振令人痛心疾首。

章仲和此次請假回國，有人告我說，外邊有謠言，說你們與日本接洽，將倒徐擁段，這次章公使回國，即是商討進行方法。我說這真是無稽之言，從何說起，我們從來沒有這種思想。他又說，你不知道嗎？吳笈孫秘書長半壁街有聚會之所，時常密商對付合肥，大約這謠言即從那方面來的。我聽了他說得有實據，似信非信，不以為意。仲和此次回國，想多休息，避免應酬，故我以天津特一區寓為其居停。

民國七年冬，巴黎開和平會議，與會者有二十七國，我國亦被邀派代表出席，以外交總長陸徵祥為首席代表，其他代表即派駐外公使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兼任。南方軍政府亦要求派代表，政府以對外不應示以分裂，商由軍政府派人，政府加以任命，遂以王正廷為代表，一同出發。出發前，總統召集會議，商定應付方針，有關當局與段參戰督辦均列席，余亦列席。合肥發言，以此次參戰，宣布過遲，有名無實，不應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奧租界，並取消在中國之權益法權外，擬提議撤消庚子條約駐兵一條，及修訂海關稅則。至青島問題，日本一再宣言交還中國，諒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無提議，隨機應付，沒有確定。眾無異議，就此決定。

曹汝霖（1877－1966）字潤田，生於上海。祖父、父輩兩代均在洋務企業江南製造局任職。曹汝霖十八歲時，以第五名的成績考中秀才，後入漢陽鐵路學堂就讀。一九○一年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早稻田專門學校、東京法學院（中央大學前身）。一九○二年清政府派載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學生代表身份與之結識。一九○四年曹汝霖學成畢業後，應載振之邀，回國後供職於載振擔任尚書的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同年八月任外交部次長。一九一六年四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一九一七年一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五百萬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七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一九一八年三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一九一八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一九一九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其仕途之順遂，鮮少人能及之。

五年前的四月，台灣發生太陽花學運，破天荒的佔領立法院二十三天，阻絕了兩岸服貿協議；五個月後，香港發生雨傘運動，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等主要商業區長達七十九天，在港警強制驅離後落幕，並未改變北京當局對香港行政長官的框架限制。

五四運動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巴黎和會簽約而引起，世界大戰，把人類命運變成一個共同體，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美國總統威爾遜宣導民族國家主權獨立，致力於通過建立國際聯盟來解決國家間爭端，要終結的就是當時列強通往東方、中國的殖民擴張工程，這些工程，就是一點零版的一帶一路工程。

今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但在紀念這個「百年一遇」的難得節日中，中共習近平除了讚揚它是「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並順勢要年輕人「聽黨話，跟黨走」之外，對「德先生」「賽先生」卻略而不提。無獨有偶，蔡政府的文化總會宣示台灣民主自由制度重大成就是從五四而來，卻遺漏了日治時期明治維新及「大正民主」傳統。這種北京「避重就輕」而台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失，既證實了伏爾泰的名言「歷史不過是我們對死人玩的各種花樣，人們改變歷史以迎合自己期望」，也顯示了「一個五四各自解讀，不同時代不同解讀」的多元歷史樣貌。

今(2019)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也是「六四天安門運動」三十週年。面對如此重大的歷史時刻，分處兩岸的中國共產黨(紅)、中國國民黨(藍)及民主進步黨(綠)，分別抱持著大異其趣的態度。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當時胡適、陳獨秀等人是以西方理性精神為基礎，透過民主與科學的建構，推動新文化、新思想運動。這是廣義的五四運動，狹隘的定義是民族主義的愛國運動。兩岸分離70年後，中國與台灣，各自以自己的觀點，從廣義與狹隘的定義，審視五四百年後的兩岸政治與文化發展。

5月4日是中國五四運動爆發一百周年紀念日。美國之音記者到北大和清華兩所著名學府周邊對那裡的青年學生和過往路人進行了隨機採訪，發現受訪者對紀念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現實意義多能侃侃而談，但對一百年前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卻似乎淡忘，或者避而不談。對於30年前發生的六四事件，更是知之甚少。

紀念五四運動百年之際，柏林自由大學歷史學家、漢學家余凱思（KlausMühlhahn）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表示，五四運動呼籲的民族自決、民主以及科學這三大理念中，只有民主在中國從未獲得過嘗試的機會。

今適逢「五四運動」100周年，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先在臉書撰文，直批中國忘了五四的民主精神；隨後，賴公開受訪時被問及此事，他則再度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定位五四運動，要年輕人跟著共產黨走，與五四精神不合，台灣更要珍惜民主，成為民主燈塔，照亮中國，讓中國年輕人看到民主希望、讓中國人民享受民主制度，過自由人權的生活。

今適逢「五四運動」100周年，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於五四運動的談話，通篇強調「黨的領導」與「愛國主義」，完全忽略該運動的核心，即「民主與科學」的追求。而面對台灣，中國不斷以武力威嚇、經濟霸權恫嚇台灣，早就忘了五四運動的民主精神。

1919年（民國8年）5月4日下午1點，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3000餘名學生匯集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示威活動。他們發表演說、高喊口號、遊行到各國公使館以及總統府請願。他們要求懲辦出賣國家主權、向日本大量借款的高層官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要求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史稱「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發生了一場在外交、政治、文學、社會各面向皆有深遠影響的社會運動，即為「五四」。引發五四的近因在於，一戰過後的《凡爾賽條約》內容助長大日本帝國在中國擴張勢力，於是大量學生挺身反對傾日的北洋政府，以期「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不過，這場運動卻更加深刻地挑戰了「舊中國」的種種，殷切期望改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在五四時期相繼引入各種西方思想，更為爾後中國諸項變革埋下遠因。

2019年4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舉行第14次集體學習。

五四運動將屆滿百年，民進黨中央今（3）日發出聲明，痛批發跡於當年五四運動進步價值的中國共產黨，卻刻意簡化「五四運動」為「愛黨愛國」的民族主義訴求，避談當年中國青年反抗傳統權威、塑造獨立思想人格，和追求民主科學的呼聲。

「五四運動」屆滿100周年，文化總會今(3)日舉辦「五四運動100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反思圓桌論壇」，人在美國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也特地錄製一段影片發表談話，對於中國大陸的五四精神發展，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說：民主跟科學是相關聯的，但這兩者如今都不是共產黨要的。共產黨要的是控制人的技術，而不是真正研究知識；余英時也表示，台灣人若不能認識到大陸的政權是對台灣最大的威脅，不把中共政權當一回事，單純以為那只是一個可以賺錢的地方，那便相當危險。

今年適逢五四運動百年，也是2020大選前夕的關鍵年。泛藍民間團體將在4日舉辦五四運動紀念會暨文物紀錄片，對外展示多項百年遺珍，包含當年外交總長陸徵祥拒簽《凡爾賽和約》的自題肖像，以及國父孫中山撰寫的《實業計劃》等，並以當時的運動訴求「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來批判當今政局。

胡適之先生可說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自王陽明甚至朱晦菴以後，影響力最大的一位大師了。他領導了中國思想四十餘年，如今他雖然死了，他底思想勢將繼續領導下去，其對今後中國的影響或將遠大於他在世之年！

4月30日，中國為五四運動一百周年舉行紀念大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把五四精神定義為愛國精神，勉勵青年為國家爭光。學者對此說法不置可否。

在領導階層對異議容忍度極低的極權中國，習近平在4月30日，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活動上，竟公開讚揚這個反抗政府、追求科學與民主的學生運動。但北京當局將五四學生運動塑造成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之源，習近平稱其為「偉大愛國主義革命運動」，呼籲青年擁抱「五四精神」、熱愛偉大祖國，絕口不提「德先生」、「賽先生」，以及中國近年對待左派學生運動的打壓態度。

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日將至，中共高層已開始輿論定調和導向。與此同時，華人文化圈也出現對那場運動的不同解讀。

飄著飛絮的北京暮春，大學校園接連發生「抓耙子」事件。大學生舉報大學教授，教授動輒受到停課、停職或解聘等處分，置身扭曲和危險的校園環境，鼎盛的告密風氣宛如「文革回潮」。

前行政院長江宜樺16日於台大演講，以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為主旨，細數過去百年來的民主發展，並就大陸的民主專政體制，與台灣的憲政民主指出，現在進入制度之爭，認為台灣民主優於大陸專制的人，應該要思考，為何我們仍對自己的機制充滿不滿？而中國也應思索如何面對內部競爭性政黨出現，以及百姓自由被剝削的問題，彼此能靜下心思考、檢討，才能證明自己的制度比對方好，並讓人民做選擇。

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去年赴台大演講，卻遭學生抗議中斷，今日應中華奉元學會之邀，將再以「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之德先生」為題於台大演講，然而，演講場地外，一早卻出現「外賣主權內打學生」、「恭迎儒學打人老師」等布條，疑為抗議學生昨夜掛上。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是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導火線起因於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引起人民極度不滿，從而上街遊行表達訴求。當時最著名之口號是「外爭國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處媚日官員）」。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反思及批判華夏傳統文化，高唱要追隨「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是一股殷殷期盼中國進行改造走向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那是從1900年清朝八國聯軍侵華以來，中國社會累積了近20年鬱悶所爆發出來的怒吼。

1919年，日本佔領朝鮮半島時期，追求韓國獨立人士在京城府（漢城、首爾）塔洞公園宣讀《獨立宣言書》，向全世界宣布韓國獨立，反日遊行示威的浪潮隨即席捲朝鮮半島，引發日本佔領軍殘酷武力鎮壓，史稱「三一運動」「三一起義」「三一獨立運動」。

香港《端傳媒》發表文章《2019，如何防範一場黑天鵝和灰犀牛共舞的「顏色革命」》。作者白信指出，按照許多中國人對1949年來政治周期的習慣性推測，2019年必定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迷信各種政治算命的人們，都會想當然地以「9」的十年為周期單位，推算今年齊聚的幾個大日子：「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丶「六四」鎮壓三十周年（同時也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三十周年）丶建國七十周年丶發動對越反擊戰四十周年等等。在習近平於上月所發表的兩個長篇講話中，精神要旨只有一條：不惜一切代價防範爆發顏色革命。這是兩個會議和研討班的召開目的，也是習在農歷新年之前為2019年定調丶為中共定下的全年政治任務。

中國國家航天局打造的「嫦娥四號探測器」3日自主著陸在月球背面，創下人類史上首次記錄，這項科學探索雖然是總體人類的成就，然而在政治與國界之分下，仍免不了陷入地緣政治競爭的範疇，目前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或許都擔心：中國崛起甚至稱霸科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