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運動百年  

中國「五四運動」101周年之際，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在華盛頓以流利中文發表演講，告誡北京壓制自由會導致民意反撲，中國並非不適合民主，台灣即是華人建立自由民主社會的最佳例證。他強調，雖然中國知識分子提倡了一個世紀的民主，始終沒有如願，但現在繼承「五四」精神的人──武漢「吹哨人」李文亮等具有公民意識的中國公民，是喚醒被中共審查下中國人道德勇氣的關鍵。

5月4日是中國五四運動爆發一百周年紀念日。美國之音記者到北大和清華兩所著名學府周邊對那裡的青年學生和過往路人進行了隨機採訪，發現受訪者對紀念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現實意義多能侃侃而談，但對一百年前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卻似乎淡忘，或者避而不談。對於30年前發生的六四事件，更是知之甚少。

紀念五四運動百年之際，柏林自由大學歷史學家、漢學家余凱思（KlausMühlhahn）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表示，五四運動呼籲的民族自決、民主以及科學這三大理念中，只有民主在中國從未獲得過嘗試的機會。

今適逢「五四運動」100周年，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於五四運動的談話，通篇強調「黨的領導」與「愛國主義」，完全忽略該運動的核心，即「民主與科學」的追求。而面對台灣，中國不斷以武力威嚇、經濟霸權恫嚇台灣，早就忘了五四運動的民主精神。

1919年（民國8年）5月4日下午1點，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3000餘名學生匯集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示威活動。他們發表演說、高喊口號、遊行到各國公使館以及總統府請願。他們要求懲辦出賣國家主權、向日本大量借款的高層官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要求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史稱「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發生了一場在外交、政治、文學、社會各面向皆有深遠影響的社會運動，即為「五四」。引發五四的近因在於，一戰過後的《凡爾賽條約》內容助長大日本帝國在中國擴張勢力，於是大量學生挺身反對傾日的北洋政府，以期「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不過，這場運動卻更加深刻地挑戰了「舊中國」的種種，殷切期望改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在五四時期相繼引入各種西方思想，更為爾後中國諸項變革埋下遠因。

「五四運動」屆滿100周年，文化總會今(3)日舉辦「五四運動100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反思圓桌論壇」，人在美國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也特地錄製一段影片發表談話，對於中國大陸的五四精神發展，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說：民主跟科學是相關聯的，但這兩者如今都不是共產黨要的。共產黨要的是控制人的技術，而不是真正研究知識；余英時也表示，台灣人若不能認識到大陸的政權是對台灣最大的威脅，不把中共政權當一回事，單純以為那只是一個可以賺錢的地方，那便相當危險。

今年適逢五四運動百年，也是2020大選前夕的關鍵年。泛藍民間團體將在4日舉辦五四運動紀念會暨文物紀錄片，對外展示多項百年遺珍，包含當年外交總長陸徵祥拒簽《凡爾賽和約》的自題肖像，以及國父孫中山撰寫的《實業計劃》等，並以當時的運動訴求「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來批判當今政局。

4月30日，中國為五四運動一百周年舉行紀念大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把五四精神定義為愛國精神，勉勵青年為國家爭光。學者對此說法不置可否。

在領導階層對異議容忍度極低的極權中國，習近平在4月30日，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活動上，竟公開讚揚這個反抗政府、追求科學與民主的學生運動。但北京當局將五四學生運動塑造成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之源，習近平稱其為「偉大愛國主義革命運動」，呼籲青年擁抱「五四精神」、熱愛偉大祖國，絕口不提「德先生」、「賽先生」，以及中國近年對待左派學生運動的打壓態度。

飄著飛絮的北京暮春，大學校園接連發生「抓耙子」事件。大學生舉報大學教授，教授動輒受到停課、停職或解聘等處分，置身扭曲和危險的校園環境，鼎盛的告密風氣宛如「文革回潮」。

前行政院長江宜樺16日於台大演講，以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為主旨，細數過去百年來的民主發展，並就大陸的民主專政體制，與台灣的憲政民主指出，現在進入制度之爭，認為台灣民主優於大陸專制的人，應該要思考，為何我們仍對自己的機制充滿不滿？而中國也應思索如何面對內部競爭性政黨出現，以及百姓自由被剝削的問題，彼此能靜下心思考、檢討，才能證明自己的制度比對方好，並讓人民做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