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  

譚嗣同的思想有其特殊性，也有其代表性。因為有其特殊性，我們無法以清季知識分子間的主要論戰（如今古文之爭和革命與改革之爭）去界定他的思想；我們也不能以當時的一些重要思想潮流（如民族主義和中體西用的學說）去了解他的心態。因為有其代表性，我們可以透過他的思想看到中國早期知識分子為史家所忽視了的一些思想層面。譚嗣同的思想主要是來自他對他一生的各種處境的感受與回應。這......

按：對近代中國轉型，可以有種種梳理，而且在八十年代當為一門顯學，後來漸漸寂滅。我看到最為大氣磅薄、意義深遠的近代思想史論述，便是余英時先生關於「啟蒙心態」化解之後的激進化傾向，其激盪百年，不僅將傳統棄之如敝，也從西方引入邪惡馬克思主義，然而毛澤東大躍進、文革兩項激進實驗失敗後，鄧小平的改革是一次「資本主義大躍進」，帶著極端功利、發展經濟犧牲人文的激進特徵，中國墜入更深的認同危機，思想史到此尚未解釋中國在集權和民族主義形態下的崛起，「藍色狂想」下的「思古恣縱」，憎羨交織的民族集體無意識，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黑暗。

【按：對近代中國轉型，可以有種種梳理，而且在八十年代當為一門顯學，後來漸漸寂滅。我看到最為大氣磅薄、意義深遠的近代思想史論述，便是余英時先生關於「啟蒙心態」化解之後的激進化傾向，其激盪百年，不僅將傳統棄之如敝，也從西方引入邪惡馬克思主義，然而毛澤東大躍進、文革兩項激进實驗失敗後，鄧小平的改革是一次「資本主義大躍進」，帶著極端功利、發展經濟犧牲人文的激進特征，中國墜入更深的認同危機，思想史到此尚未解釋中國在集權和民族主義形態下的崛起，「藍色狂想」下的「思古恣縱」，憎羨交織的民族集體無意識，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黑暗。】

1989年中國學運在「五四」過後、北京發生六四大屠殺的半個月前，學運曾經降溫過一陣子。當時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以較為溫和的姿態向學生喊話，說服了不少學生回學校「復課」。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應台灣大學法學院之邀，以「政治人的人文素養」為題發表演講。講稿廣為流傳，被視為近百年來大學演講的經典。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在2019年上映的紀錄片，主要以太陽花學運為背景，講述當初學運參與者的心路歷程。這部紀錄片的片名寫「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那國民黨呢？支持國民黨的青年們，包括我在內，我們的青春又在哪裡？

李澤厚仙逝，跟余英時絕對不一樣，褒貶立見，我只能說，代溝好深，然而非議李澤厚「告別革命」的人，要麼對中國近現代史還陌生，要麼渴望「未來革命」而不容清算共產黨這場革命，基本上對「革命」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澤厚「圓圈遊戲」之說，到今天已經顯得有點老皇曆了，但是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這麼明顯的一個大圓圈，不是被李澤厚又一次預言到了？他對中國和中共，從來沒有抱過希望，因為他知道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大國，剛剛吃飽飯。

台灣的「黃金計劃」培訓，使優秀選手紛紛在東奧發光發熱，創下史上最佳戰績，不只舉世矚目，連國人也不分階層顏色，發文祝賀。遺憾的是，如此平常不過的賀文，只因提到「國手」「我國代表隊」「來自台灣」等，不論藝人或選手等馬上遭到中國小粉紅大肆出征，亂扣「台獨」帽子，在大陸有代言的藝人更被取消代言。小粉紅囂張至此，難怪台灣各界大鳴不平，某位資深媒體人還直言「這根本是習近平發動的網路版文化大革命」。從歷史角度看，中共近年的行徑堪稱五四精神大倒退，過去是「救亡壓倒啓蒙」，走上極權專制！現在則是「救亡變覇凌」，到處壓迫霸凌！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Pottinger）5月4日在中國五四運動101週年之際在白宮通過聯線方式參加了弗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有關美中關係的在線研討會並用中文發表題為《一個美國視角下的中國「五四」精神》的講話。這是美國歷史上白宮高級官員首次全程用中文演說。

「百年巨變」的概念喧騰有段時間了，起初是在政治層面，後來也影響到社會意識，引起相當的關注與討論，如果由歷史縱深來看，「百年巨變」是以上世紀的一次世界大戰為一座標，一次戰後的世界確實有了大變，但是「百年巨變」卻是更為不同的一個大變局，值得探究。

今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但在紀念這個「百年一遇」的難得節日中，中共習近平除了讚揚它是「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並順勢要年輕人「聽黨話，跟黨走」之外，對「德先生」「賽先生」卻略而不提。無獨有偶，蔡政府的文化總會宣示台灣民主自由制度重大成就是從五四而來，卻遺漏了日治時期明治維新及「大正民主」傳統。這種北京「避重就輕」而台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失，既證實了伏爾泰的名言「歷史不過是我們對死人玩的各種花樣，人們改變歷史以迎合自己期望」，也顯示了「一個五四各自解讀，不同時代不同解讀」的多元歷史樣貌。

今(2019)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也是「六四天安門運動」三十週年。面對如此重大的歷史時刻，分處兩岸的中國共產黨(紅)、中國國民黨(藍)及民主進步黨(綠)，分別抱持著大異其趣的態度。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當時胡適、陳獨秀等人是以西方理性精神為基礎，透過民主與科學的建構，推動新文化、新思想運動。這是廣義的五四運動，狹隘的定義是民族主義的愛國運動。兩岸分離70年後，中國與台灣，各自以自己的觀點，從廣義與狹隘的定義，審視五四百年後的兩岸政治與文化發展。

在五四前夕，聽到大陸領導人對全國青年做這樣的喊話，下意識的看看年曆，真是覺得不可思議。

百年五四，對兩岸政治人物來說，可能只是「五四」這樣一個學生運動，但對於走過五四的年輕心靈來說，五四就是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她不會是過去式，只會是進行式！

1919年5月4日，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發生了一場在外交、政治、文學、社會各面向皆有深遠影響的社會運動，即為「五四」。引發五四的近因在於，一戰過後的《凡爾賽條約》內容助長大日本帝國在中國擴張勢力，於是大量學生挺身反對傾日的北洋政府，以期「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不過，這場運動卻更加深刻地挑戰了「舊中國」的種種，殷切期望改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在五四時期相繼引入各種西方思想，更為爾後中國諸項變革埋下遠因。

「民主國家彼此之間不打仗」，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近200年人類政治史可以為證。因此，要追求與維持國與國的和平，避免戰爭，最重要的是建立民主，在根本上去消除戰爭的可能。臺灣海峽兩岸，一邊是自由民主國家，另一邊是極權獨裁國家，雙方關係長期緊張對立，其中固然有種種短期與長期因素，但根本問題還是在兩邊基本政治體制不同，兩邊人民基本生活方式不同，民主與極權不能相容所致。要避免戰爭，根本解決之道不是和稀泥式的「一國兩制」，而是兩邊或兩國都建立民主，其理甚明。

筆者作此推斷時，心中絕無低估祖國文化之意。相反的我在西洋朋友和美國學生之前卻誠心誠意地替「偉大的中國文化」作吹鼓手。因為我們舊社會裏的制度，不但不是壞制度，而且是中世紀農業社會中「較好」的制度。試看世界史上，那一類文化在古代或中古能做到中國帝王時代一來便是二三百年的繁榮和安定的局面呢？東西羅馬和印度阿拉伯，沒一個能和中國比的。

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日將至，中共高層已開始輿論定調和導向。與此同時，華人文化圈也出現對那場運動的不同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