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  

胡適在1958年1月16日的日記中，曾記錄了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到紐約訪問他，談及兒子的評價。胡適寫道：

在一條河上，同一處地點，兩次走進河中。同樣的河流，同一下水處，可是河水已不是原來的河水。這還是同一條河嗎？一個價值，自古至今，再到未來，都會不變與永恆嗎？當下，我們該如何看待蔣介石？

中西文化都受到政治的干預，扭曲了其原本美好的文化本質，影響後世的世道人心以及文明與國家的發展。

中研院舉行第三十五次院士會議，賴清德總統出席這場「學術殿堂的盛宴」，開幕講話並晚宴院士們，兩場講話除了肯定中研院對國家的貢獻，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反覆提及「中研院南港院區七十週年」，並重申堅持「堅持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兩國互不隸屬」幾乎成了賴清德的口頭禪，自就職演說之後，幾乎每遇重大場合講話，就要來上一段，這已經不只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而是「堅定的台獨工作者」，只是在中研院士會議如此「表白」，聽在與會者耳裡，或許點滴在心，各有解讀與慨嘆。

余英時教授於2021年遽歸道山，王德威老師與曉真有意編纂一紀念專號，命余就余先生少作《方以智晚節考》一書撰著專文。此書幾乎可以算是余先生第一本廣獲學林重視的學術專著，不論是在理解余先生的生平學問歷程或方以智個人都具有特別的意義，故不敢辭。

在國民黨黨國統治時代，有所謂的「光輝10月」，而月底的蔣介石壽辰是光輝10月的最後一個節日。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統治台灣的年代，有兩人擁有「蔣夫人」名號，一位是深居宮闈甚少公開現身的蔣經國夫人蔣方良，另一位則是掌握政治實權、是皇后也是女皇的蔣宋美齡。

編按：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寓所的客廳，是知交友人、後學晚輩、意見領袖、落難書生常常造訪的地方。余先生與夫人總是開門迎客，關懷各人學思經歷，處境遭遇，也不吝交流，盡力幫助。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談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本篇文章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在活動中的發言輯錄，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1949年後許多中國大陸一流學人流亡到台灣，對台灣更是重要，記得1952年胡適到台大演講，恭維台大文學院人才濟濟，為以往大陸上文學院所少見。這正是因為當時許多第一流文、史、哲學人流亡到了台灣。以貴校政治大學而言，也是如此。如陳大齊先生，他是北京大學最早研究邏輯的學者；王雲五先生也曾在政大培養出許多人才。

人物小檔案

1949年蔣介石撤退到臺灣之後，仍對胡適敬重有加，胡適支持《自由中國》，推動自由主義思想，提倡獨立思考。1952年，他勸蔣介石要遵行憲政，實施民主，放棄獨裁；12月13日蔣介石日記記載：

前副總統陳建仁最近紅成政壇炸子雞，自去年底申請加入民進黨，就是蔡英文總統兼民進黨主席手上「一枚最強活棋」，既是可以取代行政院長蘇貞昌的閣揆人選，還是可能取代陳時中的中央防疫指揮官人選；既能布局二０二四總統大選，更是民進黨台北市長熱門人選之一，哪哪都有他可以扮演的角色，而他，一以貫之，總以無辜又無害的招牌笑容應對之，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最近更欣然受聘為小英之友會全國總會榮譽會長。

1946年之前，余先生所受的傳統教育與他的前輩並無太大差別，現代知識則幾乎是一片空白，「僅僅學會了26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故事至此，卻沒有按照常人的推理前行。余先生到了北平，別有新天地。我問不出他那時候讀英文的訣竅，只知道是「苦學」！幸虧那是「非常時期」，沒有像今天「正常時期」這樣要求數、理、化樣樣都學。像張充和當年用「張旋」的假名報考北京大學，結果數學得了0分，國文得了滿分，考試委員會經過爭論後錄取了她，今天會有這樣的事情嗎？余先生那時也考過幾個大學，1949年秋季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2年級，正式讀了1個學期。細讀余先生為《一滴淚》作的序〈「國家不幸詩家幸」〉，可見他在燕京大學的時間雖短，卻有難以忘卻的感情。

2007年深秋，我到了美國1天之後，便前往普林斯頓和余英時先生暢談。暫別時，余師母陳淑平訂了計程車送我：「英時和你一起去火車站，一路上你們還可以多說一會兒話。」話長路短，到了車站，余先生還是不放心，看到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問清他也是坐往耶魯大學方向的同一列火車，余先生就讓我等會跟著年輕人上車，這才握手道別。幾分鐘之後，余先生又回到車站，叮囑我：「路上有很多站，一定要問清楚，不能那個年輕人在哪裡下車就跟著下了。」

墨海樓創辦人葉國新是台灣重要的藝術鑑定專家，曾穿梭世界各地的藝術品拍賣會進行書畫鑑定，為收藏家把關，辨別藝術品真偽。在鑑定過程中，也發生過不少故事，身為鑑定專家的葉國新，竟然也有「買假畫」的經驗，甚至也有從垃圾堆中找出學者胡適手稿的經驗，為許多藝術品明辨秋毫。

去年十二月初，上海《新民晚報》周忱先生突然約我去安徽歙縣，參加紀念吳景超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談會。我退休後極少再參加學術活動，但周忱兄的熱情和吳景超的命運還是促使我下了決心。

我和哥哥從初中一年級起，就按父母安排，離家住校學習。入大學時，父母都去參加土改，我們又自己選擇，先後離開清華園的家，到遠離北京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工程技術去了。

中研院P3實驗再感染事件，經過調查確實並非社區感染，值得慶幸的是匡列四百八十三人採檢均為陰性，迄平安亦無新增個案，防疫指揮中心宣布結案，但仍因實驗室人員操作未依規定穿著C級防護裝備；並且在穿脫個人防護裝備以及使用生物安全櫃方面，皆未遵守該實驗室訂定之標準作業程序等疏失，裁罰中研院十五萬元。

2017年也就是民國106年的雙十國慶，在《風傳媒》投了第一篇「觀點」文章〈國何在家何往？文化無依歸直如虹霓一場空〉那也正是小英擔任中華民國的第一年時，如今2021年小英也再連任的第二年，她所帶領的國家明顯地已經不再是「中華民國」而是「台灣」。

1926年，中共建黨方五年。胡適受邀於國外進行一場英語演講，題目為TheRenaissanceinChina（〈中國的文藝復興〉），談五四，談國民黨，更重要的是談為何五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轉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一演講完，在場的評論人便認為「我們現在能明白為什麼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了。」

身為一名皇帝，如果不會吟幾句詩，肯定是上不了臺面的；不過作為新時代的皇帝，溥儀的詩詞顯得非常前衛。他就像是中學時代的我們，對古人的詩詞絲毫看不起，對自己充滿著迷之自信，甚至還不乏有惡搞古人之舉，溥儀曾模仿唐代詩人劉禹錫的著作《陋室銘》，撰寫了《三希堂偶銘》，這放在過去可是一件大不敬的事情：

在初次應訊之後，雷震也意識到自己由於此一訴訟，可能將失去自由，進而影響《自由中國》的後續運作。為此，雷震三月七日找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三人商量，萬一他失去自由，刊物之後應如何辦理？戴杜衡態度比較消極，回應應該「要請胡先生多負責任」。雷震以為「我萬一失去自由，社會必對本刊同情，你們三人可一樣支持下去」，戴杜衡卻主張屆時應暫時退卻，他的態度使雷震不能理解。

胡適留美日記手稿近日在中國以將近6億新台幣的價格拍賣成交，創下全世界日記交易最高價碼，不過作家顏擇雅在臉書發文指出，胡適留美日記手稿的來源絕對有問題，「怎知來源不是偷或搶或趁亂打劫？怎知原主後代會不會出來主張權利？」

胡適在留美期間記述其所思所想及求學、生活、交遊等情形的「胡適留學日記」親筆手稿，在17日凌晨的拍賣中以人民幣1.3915億元（近新台幣6億元）成交，創日記最高成交價的世界紀錄。

1950年，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前，突然陸續湧現了很多外地人，其中有很多蒙族人士虔誠禮佛，也有一些異教人徬徨於此，拉薩人知道山下發生大變化出了大事了。

胡適在其《口述自傳》裡說：「在我所有的教授之中我特別希望一提的是約翰．杜威和厄德諾教授。在我轉學哥大之前我已經認識了厄德諾教授。」厄德諾教授是一種新宗教「倫理文化運動」的發起人。「這一新宗教的基本觀念是相信人類的品格和人類的本身行為是神聖的，但是他是無神的；也沒有什麽神學來做其理論根據。」當胡適還在綺色佳的時候，他曾與幾個猶太同學組織了一個倫理俱樂部，其中二位一個是羅拔‧卜洛特（RobertPlant），另一個是哈魯‧芮治曼（HaroldRiegelman）。胡適與芮治曼二人同樣是從康乃爾轉學到哥大的，他進法學院，胡適進研究所念哲學。當胡適在一九五八年撰寫《口述自傳》時，卜洛特已死了，芮治曼尚健在，在紐約做律師。胡適把芮治曼介紹給蔣廷黻，蔣廷黻的遺囑以及退休後為了他第二任妻子沈恩欽向移民局交涉申請居留，這些手續都是由芮治曼經手。芮治曼是共和黨員，曾一度角逐紐約市市長，但沒有成功。

當一九一五年胡適轉學到哥大時，杜威在哥大已經十年。胡適喜歡實驗主義，喜歡杜威，轉學到哥大來拜杜威為師，他的方向是正確的。胡適在其《口述自傳》中說：「這幾年（指一九一五年胡適初進哥大時）正是哥大在學術界，尤其是哲學方面，聲望最高的時候。杜威那時他一生中最多產的時期。」在哥大除杜威外，在哲學系裡其他有名的教授很多，如專治希臘哲學的烏德瑞（FrederickJ.E.Woodbridge），他在研究所裡教哲學史，那時他兼任文理學院的院長職。其他如在哲學系有一名教授教授芒達基（WilliamP.Montague），他的哲學是特別強調客觀現實主義（objectiverealism）與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realism）有別。他是當時歐美六個現實主義者（realists）之一。其他如教倫理學的教授厄德諾（FelixAdler），他是美國倫理文化學會（TheSocietyofEthicalCulture）的發起人。這個學會基本上是沒有宗教色彩的。

傅斯年(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著名歷史學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有「傅大砲」、「大胖子」等別稱。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Pottinger）5月4日在中國五四運動101週年之際在白宮通過聯線方式參加了弗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有關美中關係的在線研討會並用中文發表題為《一個美國視角下的中國「五四」精神》的講話。這是美國歷史上白宮高級官員首次全程用中文演說。

八年前，前立委、現任國安會諮詢委員蕭美琴在立法院，全英語質詢甫就任駐美代表三個月返國述的金溥聰；八年後，如無意外，蕭美琴即將成為新一任的駐美代表。

中國「五四運動」101周年之際，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在華盛頓以流利中文發表演講，告誡北京壓制自由會導致民意反撲，中國並非不適合民主，台灣即是華人建立自由民主社會的最佳例證。他強調，雖然中國知識分子提倡了一個世紀的民主，始終沒有如願，但現在繼承「五四」精神的人──武漢「吹哨人」李文亮等具有公民意識的中國公民，是喚醒被中共審查下中國人道德勇氣的關鍵。

我常會站在景山萬春亭上，向南俯瞰神武門。它後面的這座紫禁城，也不免有一段「現代史」。

御花園景山東側，黃瓦紅牆之外，幾步之遙便有一個門臉，影壁後面是一個深院。過來人回憶，門口傳達室的校工，閒聊某某官宦、某某教授、某某名人，如白頭宮女說玄宗─這如數家珍，說的「五四」時代。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內務府奉旨修復馬神廟和嘉公主府作為大學堂校舍；一九○四年又在其附院修建了十四排大屋頂平房，由南向北一路排下去，每排四間，該院即「西齋」，張中行稱之為最早的中國大學男生宿舍。

駐節加國期間，最令我回味不已的一個經驗，倒不是與加國人物打交道，而是與一位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中國人，做跨越時光隧道的「歷史神交」。

「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

把胡適和蔡英文並列，委屈了胡適，抬舉了蔡英文。但在蔡英文為她的博士論文與學位「舊案」，左支右絀，對質疑她的台大退休教授賀德芬提起告訴同時，不能不提醒蔡英文，提告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套用她自己的話「作為總統，可以講清楚的事情應該要說清楚，不需要用訴訟來證明什麼事情」。提告的結果就是換來賀德芬一句：「菜始皇登基，焚書坑儒」；還讓沒喝過洋墨水前總統陳水扁指三道四，調侃蔡英文早點論文公開，讓他也見識一下「足可拿兩個博士學位」的論文有多厲害。

正當大選年社會氣氛浮躁之時，回顧53年前，台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對抗當時中國正熾的文化大革命。今年8月3日至18日，松濤社將在台師大藝術中心德群畫廊舉行「中華文化之滅絕與復興—民國38年至65年列傳初編文物展覽」，展出186位當時文化界名士的書法、繪畫、信札、印章、著作等文物。策展人、知名建築師宋緒康表示，希望藉由展出這些文物，邀請大家平心靜氣、不帶政治色彩，能對那個時代，以及中華文化在台灣的意義，有更深刻的想法。

日記是最原生的史料，它的價值高過於回憶錄，因為雖然同為出自當事人的手筆，但前者是當天紀錄的文字；後者是經過多少年後的回憶記痕，經常會有種種的失誤。除此之外，日記因為是記給自己看的，因此就更「真實」了。正如周作人所說的：「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的東西，因此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劄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更真實更天然的了。」

你不能做我的詩

最近的韓流與柯潮民粹亂象，是因為台灣在民主轉型過程中，仍以傳統的背誦式教育為主，導致人民理盲，用「感覺」而非「治理能力」評斷政治人物，被韓、柯的煽情語言及看似真誠的假象吸引所致。

今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但在紀念這個「百年一遇」的難得節日中，中共習近平除了讚揚它是「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並順勢要年輕人「聽黨話，跟黨走」之外，對「德先生」「賽先生」卻略而不提。無獨有偶，蔡政府的文化總會宣示台灣民主自由制度重大成就是從五四而來，卻遺漏了日治時期明治維新及「大正民主」傳統。這種北京「避重就輕」而台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失，既證實了伏爾泰的名言「歷史不過是我們對死人玩的各種花樣，人們改變歷史以迎合自己期望」，也顯示了「一個五四各自解讀，不同時代不同解讀」的多元歷史樣貌。

百年五四，對兩岸政治人物來說，可能只是「五四」這樣一個學生運動，但對於走過五四的年輕心靈來說，五四就是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她不會是過去式，只會是進行式！

1919年5月4日，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發生了一場在外交、政治、文學、社會各面向皆有深遠影響的社會運動，即為「五四」。引發五四的近因在於，一戰過後的《凡爾賽條約》內容助長大日本帝國在中國擴張勢力，於是大量學生挺身反對傾日的北洋政府，以期「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不過，這場運動卻更加深刻地挑戰了「舊中國」的種種，殷切期望改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在五四時期相繼引入各種西方思想，更為爾後中國諸項變革埋下遠因。

筆者作此推斷時，心中絕無低估祖國文化之意。相反的我在西洋朋友和美國學生之前卻誠心誠意地替「偉大的中國文化」作吹鼓手。因為我們舊社會裏的制度，不但不是壞制度，而且是中世紀農業社會中「較好」的制度。試看世界史上，那一類文化在古代或中古能做到中國帝王時代一來便是二三百年的繁榮和安定的局面呢？東西羅馬和印度阿拉伯，沒一個能和中國比的。

胡適之先生可說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自王陽明甚至朱晦菴以後，影響力最大的一位大師了。他領導了中國思想四十餘年，如今他雖然死了，他底思想勢將繼續領導下去，其對今後中國的影響或將遠大於他在世之年！

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日將至，中共高層已開始輿論定調和導向。與此同時，華人文化圈也出現對那場運動的不同解讀。

就在梅貽琦病情暫時穩定，生命迴光返照的日子，最後一次住進臺大醫院特一號病房的胡適，也在醫務人員緊急施救中掙脫了死神召喚，重新站立起來。時梅貽琦在臺大醫院特二號病房住院達近十個月，此次胡適患病，入住臺大特一號病房，與梅貽琦的特二號病房對門。一對甘苦與共幾十年的老友，想不到竟在這樣的場合，以無可奈何的方式聚會，無論是胡、梅，還是身邊的親友，皆不勝唏噓。

在國民政府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危急時刻，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在蔣介石授意下，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畫」細節辦法，並很快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名單包括四類：

趙元任會講三十三種漢語方言，會說英、法、德、日、西班牙語等多種外語。而且說得和當地人一樣，還會使用他們的方言。趙夫人楊步偉在自傳中就說：「戰後我們到歐洲去參加世界科學會議，在巴黎車站，趙先生和提行李的紅帽子即刻說他沒有機會說的巴黎市俗土語。那提行李的聽了，便向他嘆道：『您回來啦！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後來我們到了德國福蘭克福，趙先生又說福城的土音德語，他們又向他說：『您回來了？打完仗頭一次回來呀。』趙先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人家都說他回來了都認他是老鄉。」

今（17）日是胡適127歲冥誕，中研院推出新版《胡適全集》，並於院內胡適紀念館，舉行「終身大事」主題特展，回顧五四知識分子的感情與婚姻生活。針對胡適曾有婚外情、不忠等事件，胡適紀念館館長潘光哲表示，胡適是違背自己誓言，但也可以思考，過去男人三妻四妾理所當然，今天有人這樣做時，則會被指責，說明觀念改變了；與其談八卦，更可以此出發來談，說出「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的胡適，對於婚姻的看法。

今（17）日是胡適127歲冥誕，值此時節，中研院推出新版《胡適全集》，並於院內胡適紀念館，舉行「終身大事」主題特展，回顧五四知識份子的感情與婚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