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深秋，我到了美國1天之後，便前往普林斯頓和余英時先生暢談。暫別時，余師母陳淑平訂了計程車送我：「英時和你一起去火車站，一路上你們還可以多說一會兒話。」話長路短，到了車站，余先生還是不放心，看到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問清他也是坐往耶魯大學方向的同一列火車，余先生就讓我等會跟著年輕人上車，這才握手道別。幾分鐘之後，余先生又回到車站，叮囑我：「路上有很多站，一定要問清楚，不能那個年輕人在哪裡下車就跟著下了。」
望著余先生漸行漸遠的背影，我不禁想起陳之藩先生。2003年深秋，我第1次去香港中文大學拜訪陳先生，到了大學車站給陳先生打電話，陳先生說：「你在車站喝一杯咖啡吧。」我不知如何回答。這時，聽到陳太太童元方搶過電話：「陳先生的意思是讓你在那裡等喝一杯咖啡的時間，我們怕你不認識路，下山到車站接你！」
2007年冬天，我從美國回到中國，收到一封陳之藩先生早就寄來的信，信中附了一篇文章：〈儒者的氣象—紀念邢慕寰教授〉。文章中說：
兩、三次都是我在他的2樓辦公室中聊天，那是碧秋樓罷。我在第3次聊天時，才忽然覺出邢教授獨特的地方，就是他特別注重禮節。我在辭出時，他一定陪我從二樓走到一樓，送到大門口，握手鞠躬而別。我前兩次並未覺得，後來才感到他這個重禮的習慣。在非常驚訝後，心想這是儒者的重禮罷。
大概是1959年，我在美國，Bertram（John E. Bertram）是 IBM 的大人物，而約克鎮（York Town）研究所正在動工中。我到 IBM 面談時，是在辛辛（Sing Sing）那小鎮。從火車上下來，還提個大箱子，來接我的正是 Bertram 本人。他不但到車站來接，而且把我的大箱子搶過去為我提著。我那時還想，美國原來也是禮義之邦啊，使我相當吃驚。所以每次由於邢教授的多禮，我必想一陣 Bertram 的多禮來。（收在陳之藩《思與花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頁。）
我對邢慕寰先生的學問一無所知，只記得余師母說過：「邢慕寰先生在經濟學界很有影響，是我們很好的朋友，他的照片就掛在我們臥室。我到台灣，如果只拜訪一個人的話，那就是邢先生了。」後來我在電話中跟余先生提起邢慕寰先生，余先生說：「我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人的時候，就跟邢先生認識了。後來在香港中文大學時交往很深，我記得常常是我們送他到家門口，他又送我們到家門口，送來又送去，總有談不完的話。邢先生確是有『儒者的氣象』。」
重構歷史世界
我喜歡看傳記。胡適的《四十自述》自序說：「我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相關報導： 周言專文：余英時轉向東方—讓研究傳到西方漢學小圈子之外 ｜ 更多文章 ）
錢鍾書的《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中的「魔鬼」則說：「現在是新傳記文學的時代。為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揮自己。反過來說，作自傳的人往往並無自己可傳，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兒子都認不得的形象，或者東拉西扯地記載交遊，傳述別人的軼事。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你要知道別人，你倒該看他為自己做的傳。自傳就是別傳。」我喜歡胡適的赤誠而佩服錢鍾書的深刻。多年來雜讀自傳、別傳、追憶文章、談話錄、口述、日記之類，偶有會心之時，總不免想起胡適和錢鍾書，赤裸裸的主觀記載與冷冰冰的客觀批評互為印證，也許更能走近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