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記  

「我一直很想寫一本傳記，不是首相、將軍這類大人物，而是一個女人的故事。」

2007年深秋，我到了美國1天之後，便前往普林斯頓和余英時先生暢談。暫別時，余師母陳淑平訂了計程車送我：「英時和你一起去火車站，一路上你們還可以多說一會兒話。」話長路短，到了車站，余先生還是不放心，看到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問清他也是坐往耶魯大學方向的同一列火車，余先生就讓我等會跟著年輕人上車，這才握手道別。幾分鐘之後，余先生又回到車站，叮囑我：「路上有很多站，一定要問清楚，不能那個年輕人在哪裡下車就跟著下了。」

在一架C-141運輸機裡，我與弟兄並肩而坐。一百多名士兵像沙丁魚一樣擠滿機艙，我們全體穿著沙漠迷彩服，手搭在鋼盔上，雙腳間夾著背包。其實我們不如改坐舒服一點的姿勢，畢竟眼下是一段漫漫航程——從肯塔基州到新英格蘭再到愛爾蘭，然後是科威特。

參議員達克沃絲，就是我們在美國國會最真誠的朋友之一。

文／黃楷君（政大阿文系畢業，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書籍譯者。）

珍在這些年所做的短暫、薪資微薄的工作，也許似乎是一名成功女性的履歷表上最理應刪除的項目，是那種隨著你的事業繼續發展，單純就會忘了提及的工作，但珍仍心懷感謝。「那並不是我想要的，」她後來寫道，「但是那很有意思，而且我樂在其中。」確實，她在保威爾接受的訓練所培養的技能，正是為了那些工作而準備；珍能夠每分鐘速記一百一十個字，打七十個字─這種速度並不特別優異，但仍可圈可點，她引以為傲。像她所做的這些工作讓她瞥見了美國商業的幕後風貌，而這番經驗很可能是她許多升大學的同學欠缺的。

珍抵達布魯克林第一年，以及在紐約的頭兩年，她一直都在換工作─暫時性的工作、兼職工作；看起來像是固定的，但在老闆失蹤之後也消失了的工作─這種情況發生了不只一次。早先，她為韓菲爾（RobertH.Hemphill）工作，這位財經作家為赫斯特（Hearst）報業旗下的報紙撰稿，之前執掌過公共事業，並擔任過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ReserveBank）的高層，有時也從事投資，並對被大蕭條所箝制、顯然搖搖欲墜的銀行業系統抱持斷然的見地；她收集他的剪報檔案、幫他做研究、聽打他的口述內容；她協助一個自認為正在撰寫一本關於股票市場的書的股票經紀人；她在資助瑪莎阿姨的馬爾柯基金會（Markle）找工作，但是徒勞無功；她任職於西克拉克斯（Westclox），這家公司製造大笨鐘─「禮貌鬧鐘」（politealarmclock），這是美國人仰賴的床頭用品，而珍負責將「來自地球上所有異國情調的地方」的訂單歸檔─珍如此形容。珍起初仍滿懷憧憬，覺得自己「參與這樁偉大的事業，透過它，世界上很快就會人手一個鬧鐘了」。可想而知，她整天實際上做的就只是打字和歸檔、歸檔和打字。最後，她了解到這番偉大的事業永遠不會實現，「時鐘會壞掉或者不見，而工作將永無止盡」。對工作期望的大幅「攀升」和迅速「下滑」，一切都發生在一個星期內，而她在這星期結束的時候離職了。放過她吧！別太苛責，她不過是個十八歲的年輕人。

蛤！「珍‧雅各傳」？今年暑假聯經編輯黃淑真來信，要我幫即將出版中譯本的珍‧雅各傳記《凝視珍‧雅各》（EyesontheStreet:TheLifeofJaneJacobs）寫推薦序。當時我正在徒步環島，走在新竹、苗栗之間的西濱快速道路上。剛剛下了場雷陣雨，全身溼答答的，晚上準備落腳在白沙屯拱天宮的香客大樓。不知道是被太陽曬昏了頭，還是淋雨腦袋進了水，我納悶著，珍‧雅各既不是偉人，又稱不上名流，而且還為了幫兒子躲避兵役，舉家從美國「落跑」到加拿大，臺灣讀者會有興趣了解雅各媽媽的生平種種嗎？

我生平第一次作為歌手，獲得表演的機會是在一九四○／四一年的冬天。那年我四歲。希特勒已經開始在各個戰線發動閃電戰爭。我父親被單獨關押三年之後，提出申請去集體囚室，但被拒絕了。達格貝爾必須經常到脫佛斯莫爾勞動營(ArbeitslageTeufelsmoor)去幹活。這裡的政治犯和普通犯人混合關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