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第一次作為歌手，獲得表演的機會是在一九四○／四一年的冬天。那年我四歲。希特勒已經開始在各個戰線發動閃電戰爭。我父親被單獨關押三年之後，提出申請去集體囚室，但被拒絕了。達格貝爾必須經常到脫佛斯莫爾勞動營(Arbeitslage Teufelsmoor)去幹活。這裡的政治犯和普通犯人混合關押。
每年有三次探監的機會，每次半小時。從漢堡坐火車到不來梅(Bremen)是令人興奮的。母親只帶我去過一次，那是個寒冷的冬日。父親正在沼澤地上工，有好幾公里的距離。媽媽牽著我的手踏在雪地上，穿過那宛若仙境的澤地，兩旁有搖曳生姿的白楊樹，層層疊疊晾曬的堆肥呈金字塔型。我們終於到了大門口，眼前是鐵絲網、哨崗台、積木般的房舍、操練場。衛兵不讓我進去，營裡是不允許小孩子進入的。我不清楚母親是如何糾纏、嘮叨、感動、賄賂了守衛，也不知衛兵是否向上級報告請求特准開恩。總之，我最後被允許進入。我跟隨著母親進入囚區，走到一座四方形的簡陋房子前，門的右邊是個很奇異的窗戶。窗子後頭緊貼著一群骨瘦如柴的男人的臉孔，犯人們擠著要看看一個真實的孩子和活生生的女人。怎麼牢房裡竟冒出一個女人和孩子！有一位維也納的卡片畫家原創的作品，上面就是畫著這樣一張窗戶，那個畫面在我腦海裡總揮之不去。
我們來到警衛人員的休息室，裡面充斥著擦腳布的汗臭味、撲鼻而來的煙味。兩張椅子放在一張長桌子的兩端，一個穿制服的人坐在左邊的寫字桌旁。我穩穩地坐在媽媽的腿上。父親被帶進來了，雖然我不認識他，但卻不覺得陌生，感覺他跟媽媽一樣親。每天晚上，母親代父親給我講一個枕邊故事，早起上工之前，也講一個晨安故事。每日清晨，當我打開家門，我那擱在暗處的推車上，不是放著一塊糖，就是坐著一個毛茸茸的玩具，一隻有著羽毛，鈴鐺小圈或類似的小玩意。我相信媽媽的話：這是爸爸讓月亮公公給我送來的禮物。
現在這個既陌生又讓我深深信賴的人就在面前。他微笑，他強壯，他身上有股味。他嘴裡有顆鑲金的牙，剃著光頭。父親送給我一袋糖果。我長大以後問，牢裡的犯人怎麼會有糖果？母親告訴我，她事先將糖交給衛兵，轉交父親，這樣就能給孩子一些快樂，畢竟這些豬仔士兵們也是有點人性的。爸爸從桌上遞過糖果袋，我取出一塊給他，第二塊我送到媽媽嘴裡，然後拿出第三塊，轉身向著穿制服的守衛。我猶豫著又把手縮回來，不能確定是否該這麼做。爸爸笑著說，「你可以給他啊。」我拿著糖蹣跚地走向衛兵，半路卻停下來，急忙把糖塞在自己嘴裡，爸爸又笑了起來。
艾瑪告訴父親，咱家後院鄰居們都稱我為小歌唱家。因為每天五點鐘後，艾瑪就搭電車到德潘多夫清潔公司去上工，我就一個人躺在家裡的小床上唱啊唱，大約兩小時後，住在對面的洛特姨媽會來把我接過去。「給你親愛的爸爸唱支好聽的歌吧」，艾瑪說。我立即張嘴：「聽那機器的吼聲，衝向敵人／聽那機器在吼叫，攻向敵人／轟隆隆！轟隆隆！／砲彈飛到英格蘭，轟隆！轟隆！」 （相關報導： 龍應台專文：他們是怎麼上公民課的 ｜ 更多文章 ）
我的第一次表演是不成功的，其實簡直就是個災難。一名犯人竟然聽我唱這樣的歌，自己的骨肉為鐵絲網後的老爸唱一首死對頭的戰歌！後來在家裡，我們還經常對我唯一一次跟爸爸會面的情境進行爭辯。我對母親說：「爸爸聽到自己的孩子給他唱納粹的歌，一定傷心死了吧！」「胡說，」艾瑪回答：「他又不是白痴，他懂得的。你爸爸笑了，他知道你是從『戈培爾的嘴』裏聽來的。他很開心，你是這麼伶俐的孩子，他知道我會教你正確的歌，我們自己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