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柏林圍牆在一夕之間倒塌。這座用混凝土、鐵絲網與地雷陣構建的邊防設施(官方說法是「反法西斯防衛工事」)，曾經是美蘇爭霸前線的戰壕與人類歷史的傷口。柏林圍牆倒塌前二百年，巴士底監獄被攻陷，法國大革命突然爆發。兩次歷史的斷裂點，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都象徵著某種統治結構的突然崩潰。在兩次「起義」中，人民追求自由的意志衝破了極權政府的控制，進而克服了政權本身。因為極權需要用控制來定義與維護，一旦失去控制，崩潰是指顧間事。四十多年來給二戰後的世界劃下血痕的冷戰鐵幕，就此終結，
（甘迺迪在柏林的演說）
鮮為人知的是，台北也有一堵柏林圍牆的殘壁，是柏林圍牆倒塌二十週年時德國送給台灣的，就放在民主基金會的花園。當初德國送禮的理由，是因為東德秘密警察（Stasi）曾經是東德人身邊無所不在、監控最嚴酷、行刑最迅速的黨國禁衛軍。許多東德人在鐵幕之後不明不白地坐穿牢底，家破人亡，因此對台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記憶感同身受。送這份禮，是衷心盼望台灣能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與人權，不要再讓歷史倒退。
人工建造的有形高牆倒下了，人心潛藏的無形高牆是否仍然聳立？柏林或許不再分東西，但東德人與西德人間的社經差距，撕開了德東人與德西人的心理裂痕。即使過了二十五年，身份認同與歷史爭論，仍然方興未艾。也許，歷史開了日耳曼民族一個大玩笑。
威權時代的台灣有很多鐵絲網，也有很多座偉人銅像。當台灣決定用選票揚棄威權後，鐵絲網剪了，銅像撤了，人民彷彿平等自由了。但身為全世界唯ㄧ曾同時接受過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與國民黨列寧式黨機器戒嚴統治過的社會，台灣從來沒有真正消除過階級隔閡。上司與下屬，老師與學生，權貴與平民，顏色與族群，無論是用字遣詞，應對進退，生活起居，甚至思維模式，各種無形高牆無所不在。當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時，良好的自我感覺會淡化階級對抗，因為人人都在天天向上。但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人心惶惶，不甘淪落下流時，階級認同就成為媒體與政客黨同伐異的神器。這正是台北市選戰令人惋惜之處。
「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從未建造一堵牆把人民關在裡面，來分開一個民族。」這是曾以柏林人自詡("Ich bin ein Berliner!")的美國甘迺迪總統於1963年訪問西德時留下的名言。他指出了，在意識形態之上還有更值得捍衛的價值，因為自由不可分割，個體的不自由就是集體的不自由。被東德政府炸毀的柏林和解大教堂曾被柏林圍牆一分為二，柏林教會後來在和解大教堂的遺址上重建了一棟和解小教堂，也是希望藉由跪在教堂前抱頭痛哭的銅像，以悲憫與寬恕重建德國人的民族信念。
台北或許沒有炸毀教堂高塔，卻被高不可攀的房價與拒絕溝通的傲慢高牆重重隔絕。台北市長選戰不論誰勝出，都有責任停止用族群、財產、世代等標籤在選民心中築牆，清算過去；並盡最大的努力，用願景與文化為人民搭橋，邁向未來。別讓台北淪為歷史開的一個玩笑。
＊作者為金融市場觀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