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國賓未來的倒下，高雄失去的不只是飯店
2025年夏天，愛河畔的國賓大飯店面臨拆除作業。未來可能會出現許多人遠遠看著巨大的機具咬斷鋼筋、推倒牆面，心中湧上的不是「更新」的喜悅，而是失落與惆悵。這裡曾是無數高雄人的回憶：新人婚宴、跨年煙火、工商聚會、市民散步，國賓的身影早已內化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但在都市更新制度的邏輯下，國賓只是一塊土地與一棟老舊建築。它不再符合開發商的利益，法律沒有賦予它保存資格，結果就是「合法拆除」。市政府也能說，所有程序都合乎規範；建商則說，這是資產的最佳利用。但市民心裡清楚：國賓的消失，代表城市少了一段能讓世代共享的故事。
一、東京車站：差點消失的國家象徵
1914年啟用的東京車站，也曾面臨類似命運。二戰轟炸讓它毀損嚴重，戰後修復後的紅磚建築被嫌老舊，1970年代甚至有「拆掉、蓋新站」的聲音。按當時的經濟邏輯，推倒重建似乎最合理。但日本社會選擇了另一條路。
政府透過《文化財保護法》將其列為重要文化財，並投入數十年修復，恢復原貌。2007–2012年的百年修復計畫，投入超過500億日圓，讓東京車站重現戰前風采。許多人質疑「花這麼多錢值得嗎？」但今天的結果顯而易見：東京車站不僅是日本的象徵，更是觀光品牌，每年吸引數千萬人次，成為東京最受遊客喜愛的地標之一。
同樣是老舊建築，東京選擇保存與投資，國賓卻被判定「可以拆」。這一留一拆，背後是制度與觀念的不同。
二、制度的分水嶺：保存vs. 拆除
為什麼東京能留住車站，而高雄卻留不住國賓？關鍵在於制度。
日本自戰後即建立起《文化財保護法》，並在2000年代後更進一步將近代建築納入保存範疇。這讓戰後甚至昭和時期的建築，也能獲得文化資產地位，避免因「不夠古老」而被忽視。東京車站得以被保存，正是因為法律承認它的價值。
反觀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偏重清代與日治時期以前的建築，戰後地標多數缺乏定位。加上《都市更新條例》與《容積獎勵制度》強烈鼓勵拆除重建，《環評》又僅看污染與交通，不看文化與記憶。這些法律拼圖拼出來的現實，就是高雄國賓被「合法地」拆掉。
制度設計的不同，決定了建築的命運：在日本，老建築可以變身國家象徵；在臺灣，戰後建築卻只能在推土機下結束生命。
三、經濟帳與文化帳：誰真正划算？
拆除國賓的理由之一，是「經濟效益」。蓋摩天豪宅可以賣出高價，創造稅收，看似比維持一間老飯店更「划算」。但這種算盤其實短視。
相比之下，國賓變成豪宅，只能服務少數人。對整體城市而言，它帶來的只是短暫的房地產收益，卻失去長期的文化與經濟雙重效益。OECD的研究早已指出，保存專案的長期回報率比拆除重建高出2–3倍。高雄卻選擇了看似快速的開發，犧牲了能累積的公共資本。
高雄國賓與東京車站的對比，是一堂深刻的城市課。相似的建築命運，卻因制度與觀念不同而走向兩個結局：東京車站成為日本的象徵，國賓卻即將化為瓦礫。差別不在於經濟條件，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什麼才是城市真正的資產」。
四、世界的選擇：拆與留之間的第三條路
在全球許多城市，面對老舊建築，拆除並不是唯一選項。巴黎的奧賽火車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1970年代，它已不敷使用，幾乎被確定要拆除，幸好法國政府與文化界提出保存構想，最後將其改造為奧賽美術館。如今，它不僅是世界級文化地標，每年創造龐大的觀光收入，也成為巴黎的城市品牌。
倫敦的Bankside發電廠同樣在1980年代停用，最初被視為「都市廢墟」。但市府選擇保留主體結構，並與泰特美術館合作，打造出全球參觀人數最高的當代藝術館。這些例子都在說明：保存與活化能讓老建築不再是包袱，而是資產。城市的選擇，不只是「拆或不拆」，還有「如何重新賦予生命」。
五、亞洲的再生故事：城市如何與記憶共生
亞洲的案例更貼近臺灣的處境。東京車站已經是經典，但其他城市也展現了創新。
橫濱的紅磚倉庫曾經閒置，幾乎被遺忘。經過活化，如今成為文創基地與觀光熱點，結合藝文展演、市集與餐飲，帶來穩定的經濟收益。首爾的世運商場，一度被貼上「都市毒瘤」標籤，但市府透過政策與設計介入，將它轉型為青年創業園區與創新空間，重拾新的價值。新加坡富麗敦酒店更是經典：殖民時期的郵政總局，透過保存與改造，成為全球知名的五星級酒店品牌。
這些案例顯示，亞洲城市逐漸意識到，戰後建築不只是歷史符號，更能透過「保存＋再生」成為經濟與文化雙贏的資產。相比之下，臺灣卻仍在「拆除最快、重建最有效率」的思維裡打轉。國賓的倒下，正是這種短視制度的縮影。
六、世代的選擇：我們要留給下一代什麼？
保存建築，從來不只是保留外觀，而是代際正義的實踐。當國賓被拆除，高雄的年輕人只能透過父母的照片想像那個曾經的愛河地標。這樣的結果，讓城市記憶斷層，下一代的歸屬感也隨之削弱。
柏林圍牆的保存，是一個有力的啟示。它本可以完全清除，但德國選擇保留部分牆體，讓年輕人能親眼看見歷史、理解過去。同樣地，首爾清溪川曾被高架道路覆蓋數十年，復原工程讓它重新流動，也讓新一代能在親身經驗中建立與城市的連結。這些案例都提醒我們：保存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讓未來世代能與城市對話。
若我們總是選擇拆除，下一代將繼承一座座沒有記憶的摩天樓。他們或許會住得更高、更現代，但是否還願意留在這座缺乏情感連結的城市？這是代際正義的真正考題。
七、臺灣的制度覺醒：避免下一個國賓倒下
國賓案的失落，凸顯出臺灣迫切需要制度改革。首先，《文化資產保存法》必須修訂，將戰後建築納入保護範疇，避免它們因「不夠古老」而被忽視。其次，都市更新與大型開發案應導入「文化影響評估（CIA）」，就像環評檢視污染一樣，文化價值也應成為必須考量的項目。
同時，政府應建立「保存＋活化」的誘因，讓建商在更新計畫中能獲得支持，而不是被動面對「保存即成本」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應該設立市民論壇與青年席次，讓不同世代都能在決策過程中表達意見。
鹿特丹與哥本哈根的經驗顯示，當文化、永續與市民參與被納入制度，城市才能真正走向長遠發展。臺灣要避免下一個國賓倒下，就必須讓保存成為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依靠零星的抗議或臨時的情感呼籲。
國際與亞洲的案例反覆強調：保存不只是情感上的浪漫，而是能創造經濟效益、強化世代連結、提升城市品牌的資產。東京能留住車站，是因為制度與社會共識承認「記憶就是資本」；臺灣留不住國賓，則是因為我們仍把記憶當成可以犧牲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