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國賓大飯店的身影，長久以來矗立於愛河畔，猶如一個靜默卻堅毅的見證者。半世紀以來，它不僅是一棟建築物，更是高雄市民的集體記憶：有人在此舉辦婚禮，將終身幸福寄託於河畔夜色；有人參加國際會議，感受到高雄躍向世界的野心；更多市民則在跨年、節慶、展覽與音樂會中，與國賓一同書寫了屬於這座城市的光影篇章。
然而，2025年起隨著拆除計畫的啟動，國賓的身影將可能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藍圖上的高樓住宅與商辦大樓。這不僅代表城市面貌的轉換，更象徵著「記憶的斷裂」。愛河邊原本屬於公共與市民共享的文化地標，最終淪為少數資本與豪宅業者的專屬。
香港尖沙咀的海濱經驗，是一面鏡子。維多利亞港曾是「東方之珠」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間，但隨著1980–2000年代摩天樓林立，市民親水的權利被阻隔，公共性逐漸消失。高雄國賓案正面臨同樣的抉擇：我們是否願意讓愛河的歷史記憶，也像維多利亞港一樣，被摩天樓徹底遮蔽？
一、從維多利亞港到愛河：摩天樓如何掩蓋水岸公共性
維多利亞港的例子告訴我們，高樓雖象徵繁榮，卻可能犧牲公共性。根據香港規劃署數據，1990–2020年間，維港沿線建築高度平均增加超過40%，遮蔽了近一半的港灣視野。這使得原本「人人共享」的港景，逐漸成為「少數住戶專享」。
高雄愛河沿岸正在重演這段過程。亞灣特區與國賓案接連推動，摩天樓群逐步取代原有地標。當城市規劃一再將「容積率」視為核心考量時，卻忽略了「視覺權」與「公共親水」的重要性。
（一）新加坡濱海灣：在摩天樓與公共空間間設計綠廊與水岸步道，確保市民能自由接觸水域。
（二）雪梨達令港：保留大片公共廣場與文化設施，避免純粹的豪宅化。
反觀高雄，如果愛河畔再無保留「公共空間紅線」，未來市民恐只能隔著摩天樓的牆壁，懷想愛河的昔日倒影。
二、公共空間的失落與城市治理盲點
國賓案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治理模式長期累積的結果。愛河畔的開發過程，幾乎沒有開放充分的市民參與：沒有完整的公聽會，沒有廣泛的利害關係人諮詢。決策模式傾向由政府與開發商密室協商，市民僅能在事後透過媒體得知消息。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香港的「保護海港運動」。2000年代，市民與NGO組成聯盟，透過訴訟與社會運動，成功爭取《保護海港條例》，明文規定政府必須維護維港公共性，限制過度填海與開發。
臺灣至今仍缺乏類似的制度設計。當公共空間逐漸被豪宅取代，我們是否有相應的法制保護？
三、氣候風險下的摩天樓：城市能承受多少重量？
除了文化與公共性，更嚴峻的是氣候風險。愛河沿岸位於低窪區域，極端降雨時常導致淹水。依據臺灣氣候變遷中心的模型推估，至2050年，高雄港區平均海平面將上升25–30公分，若再加上極端降雨與漲潮，愛河沿岸的地基安全將面臨挑戰。
摩天樓的重量與密度，是否加劇了這種風險？香港在2018年山竹颱風襲擊時，維港沿岸部分高樓地下停車場嚴重淹水，就是一個警訊。
（一）荷蘭鹿特丹：在低窪地帶建設藍綠基礎設施（blue-green infrastructure），兼顧防洪、公共空間與生態。
（二）紐約下曼哈頓：颶風珊迪後提出「BIG U」計畫，以堤防結合綠帶維護社區安全。
而高雄愛河，卻正將有限的岸邊資源，交付給豪宅建商。這不僅是城市規劃的短視，更是對未來世代的風險轉嫁。
四、豪宅化的幻象：誰真正受益？
在高雄國賓案的規劃藍圖中，高樓住宅與商辦大樓被描繪為城市進步的象徵。然而，豪宅化的背後，其實存在明顯的分配不均。
根據新聞公開資料統計，高雄市平均房價所得比在2024年已達到8.9，遠高於可負擔水準（理想值應低於6）。這意味著多數市民根本無法購買國賓案預期推出的豪宅產品。換言之，這場開發不是為了「市民的居住需求」，而是為了投資與炒作資本。
（一）香港九龍西：摩天豪宅林立，但空屋率長期居高不下，導致「有屋卻無人住」的怪象。
（二）首爾江南：豪宅區房價不斷攀升，卻加劇世代與社會階層的分化，公共資源也被過度集中。
高雄是否也會步上相同的道路？當國賓案建成後，愛河邊的景致，或許將成為少數人陽台的專屬風景，而不是全體市民的共享記憶。
五、文化遺產的空白：拆毀比保存容易
國賓大飯店承載的不僅是住宿功能，更是一段「城市記憶的容器」。從1960年代起，它見證了高雄的港都繁榮、社會轉型與國際接軌。然而，在既有法制架構下，國賓並未被納入文化資產保存範疇。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雖規範了歷史建築與文化景觀的保存程序，但現實卻是：「保存」往往需要龐大行政資源與政治意志，而「拆除」則只需一紙建照。這種制度設計，讓許多具社會情感意義的建築迅速消失。
（一）日本東京車站：雖一度因戰後都市更新被拆除威脅，最終卻透過公民運動與文化資產登錄獲得完整修復，並轉型為城市重要的公共文化場域。
（二）新加坡富麗敦大酒店：由殖民時期郵政總局改建，既保留歷史建築，又融入現代旅宿功能。
相比之下，高雄對國賓的態度顯得蒼白。當地標被迅速推倒，城市失去了「延續性」的證據，而這種缺口將使未來世代難以理解自身的歷史脈絡。
六、居民缺席的決策桌：程序正義何在？
國賓案更大的問題，在於居民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愛河不僅是地理水體，更是社區的生活命脈。然而，從開發計畫公布到拆除啟動，居民的參與幾乎僅限於「事後知情」。
在民主治理的語境下，程序正義應當包含：資訊透明、廣泛諮詢與利害關係人參與。然而，高雄市府的治理模式仍停留在「行政核准」的技術性思維，而非「民主協商」的公共性思維。
（二）多倫多湖濱重建：設立Waterfront Toronto三方治理機構，由政府、企業與公民代表共同決策，避免單方壟斷。
當高雄居民連一張會議椅子都沒有時，愛河的未來就不再屬於公共，而是成為開發商與官僚的「私有產物」。
七、摩天樓之外的另一種城市想像
高雄是否只有「摩天樓」一種未來？答案是否定的。城市更新並非等同於拆毀過去、建造豪宅。國際案例提醒我們：有更多可能同時兼顧發展、文化與環境。
（一）鹿特丹馬斯河沿岸：以「水廣場」結合防洪與公共空間，將氣候韌性與市民休閒相融合。
（二）巴塞隆納海濱更新：在奧運建設後，保留大片公共海灘，形成公民共享的都市休憩地帶。
（三）首爾清溪川復興：從原本的高架道路改造為親水河道，帶動城市空間重生與居民參與。
（三）以混合用途開發結合文化保存與商業利益，避免完全豪宅化。
城市的價值，不在於天際線的高度，而在於記憶、公共性與韌性的厚度。
結語：當記憶被推倒，誰來守護愛河？
高雄國賓案，不僅是一場都市更新計畫，更是一面照映城市治理的鏡子。它反映了我們如何在發展與記憶之間抉擇，在資本與公共性之間拉扯，在摩天樓與氣候風險之間冒險。
如果我們選擇沉默，國賓將如同許多被拆除的地標一樣，只留下照片與口述回憶；如果我們選擇行動，愛河還能成為高雄真正的公共舞台。
國際案例一再告訴我們：文化可以保存、公共性可以創造、發展可以兼顧韌性。關鍵在於，市民是否願意要求「另一種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