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拆一座國賓，失一條愛河？高雄品牌的斷裂與重生

引言：愛河的倒影，不只是建築

記憶、程序與治理，失去的是什麼？

在高雄人的生活記憶中，國賓飯店是一個熟悉卻又帶點莊嚴的存在。它並不是單純的住宿空間，而是一種城市的象徵：愛河邊的婚宴、節慶時的煙火倒影、外地親友到訪時的住宿選擇，都與這座建築緊密相連。當國賓被拆除，高雄失去的不僅是一棟大樓，而是承載半世紀情感的城市坐標。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市民在面對拆除時，不只感受到物理上的空缺，更有心理上的斷裂。

城市地標的價值，往往超越土地價格或營收數字，它是「情感資本」的累積。國際研究早已指出，居民對地景的依附度會直接影響對城市的認同與公共參與意願。對高雄來說，國賓就是愛河的一面鏡子，見證了城市由工業轉型、由港市到國際都市的歷程。如今鏡子破裂，留下的是一個未完成的問號：未來的愛河，還能成為市民共同的情感場域嗎？

 一、誰被邀請發言？誰被留在門外？

從制度層面觀察，國賓案的爭議並不僅是拆與不拆的二元選擇，而在於過程中的「誰能說話」。依照現行規定，都市計畫變更、容積獎勵與環評聽證，本應提供居民表達意見的管道。然而實際情況是，多數居民的聲音並未被真正納入。自救會雖然多次動員參與，但無論在發言時間、議題設置權或決策影響力上，都處於明顯劣勢。

這凸顯了「程序合法與公共正當」之間的落差。市府可以主張所有流程依法完成，但在居民眼中，那些繁瑣會議並不等於實質參與。公聽會常淪為資訊單向輸出，居民的質疑未必得到正面回應。當公共參與變成表單化的過程，而非協商式的討論，結果就容易導致民眾的不信任與反彈。換言之，國賓案之所以成為爭議，不僅因為它拆掉了一座飯店，更因為它拆掉了市民對程序正義的期待。

 二、被遺漏的帳本：不只產值，還有人心

在官方版本的國賓案中，最常被引用的是投資金額、容積獎勵與帶動的產值。這些數字固然重要，但卻掩蓋了另一個「被遺漏的帳本」。如果我們引入社會影響評估（SIA）或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的思維，計算就會完全不同。

試想三種情境：第一，若保存並活化國賓，可能帶來觀光收益與文化品牌的延續；第二，若部分保存結合新建，能平衡開發利益與市民記憶；第三，若完全拆除重建，雖可迅速帶來投資，但會失去無形的文化與社會資本。以非市場估值方法來看，居民對愛河地景的情感依附、文化活動的延續性、公共空間的可達性，都是需要計入的社會成本。

國際案例顯示，若只計算財務報表，往往忽略長遠的公共支出：居民遷移造成的社群斷裂、文化品牌消失導致的觀光價值下滑、公共信任的流失。國賓案的問題正是如此：當我們只看見短期產值，卻沒有算進市民心中的無形帳本，最後輸掉的或許正是城市最珍貴的品牌。 （相關報導： 愛河、旗山老街輸了！高雄最強景點吸550萬人，遊客推：交通方便風景美、半天逛不完 ｜ 更多文章 ）

 三、單中心的盲點，多中心的缺席

回顧前述三章，我們會發現核心問題不在於建築物本身，而在於治理結構的失衡。高雄的國賓案是一個典型的「單中心治理」案例：政府與開發商佔據主導權，居民與NGO被邊緣化，專業學者的角色也僅止於背書或提供技術諮詢。這樣的結構必然導致資訊不對稱與信任斷裂。

如果對照多中心治理的理論，一個理想的城市治理網絡應包含政府、企業、居民社群、文化保存團體與專業機構，每個行動者都能在決策過程中扮演角色。國際經驗表明，當治理結構能夠納入多元利害關係人，不僅能提升決策的合法性，更能提高公共政策的社會接受度。

因此，國賓案的最大缺口不只是「是否要拆」，而是「誰有權參與拆與不拆的討論」。如果多中心治理的網絡能在早期建立，或許這場爭議就不會演變成對立，而能轉化為共識建構的契機。也正因如此，接下來我們需要放眼國際，看看其他城市如何透過公私協力與多元治理，找到品牌延續與城市再生的平衡。

 四、拆或不拆之外：世界城市怎麼做

比較、藍圖與承諾，我們還能做什麼？

當我們將視角拉到國際，會發現「拆除」從來不是唯一的選項。倫敦的泰特美術館，原是一座廢棄電廠，經改造後成為全球藝術朝聖地；它既保留了建築量體，也賦予全新的文化功能。東京的丸之內車站則在修復工程中堅持保留紅磚外觀，讓通勤者不只是穿梭於交通樞紐，更同時經歷城市歷史。橫濱的紅磚倉庫則化身文化展演與生活市集場域，成功將「舊」轉換為「新」。

這些案例有一個共同邏輯：保存並非阻礙，而是轉譯資源。地標的存在為城市提供文化獨特性，而再利用則創造經濟效益。相比之下，高雄國賓的處理方式顯得過於急切，過度依賴「推倒重來」的開發思維。這讓人不得不問：若能多花一些心思，國賓是否也能像這些國際案例一樣，成為城市品牌升級的核心？

 五、同是港市，不同命運

若進一步比較亞太地區，高雄與釜山、新加坡同樣是港市，但選擇卻大相逕庭。釜山在港區再生過程中，善用釜山影展等文化產業，讓舊港區化身城市文化核心。公共空間的再造，並沒有排擠居民，而是透過節慶與活動串聯，反而提升城市的國際能見度。

新加坡濱海灣的經驗則更具啟發性。政府雖主導規劃，但同時建立了企業投資與居民共享的平衡機制。濱海灣的公共空間始終保留給市民與遊客，不被完全商品化。這種治理配方，兼顧了招商、文化與公共利益。相較之下，高雄國賓案中，居民與公共性被邊緣化，顯示治理模式尚未走向「三贏」。

這些國際比較提醒我們，高雄並不是缺乏選擇，而是缺乏願景。當其他港市能以文化與公私協力推動再生，高雄是否也該思考一種不再「只算產值」的治理模式？

 六、把居民請上談判桌

為避免憾事發生，關鍵在於制度設計。

第一，可以考慮引入「文化信託」或「保全地役權」，確保地標至少部分被保存，避免一刀切式的清空。

第二，可以設立「社區基金」，讓開發收益的一部分回饋居民，並由居民、政府與企業共同監督使用。

第三，可以建立「共管委員會」，讓政府、企業與居民三方都有席次，共同決策與監督KPI。

這些制度設計並非空想。英國已有大量文化信託的實例，日本亦有多個社區基金運作成功。核心在於讓居民不只是被動接受，而是成為積極的行動者。唯有當居民被請上談判桌，參與城市未來的定義，治理的合法性與信任才可能重建。 （相關報導： 愛河、旗山老街輸了！高雄最強景點吸550萬人，遊客推：交通方便風景美、半天逛不完 ｜ 更多文章 ）

 七、愛河品牌重生計畫

國賓案可以成為高雄的轉折，而不是終點。若要重塑愛河品牌，可以設計一條清晰的行動路線。

第一階段（0–6個月），重建信任：公開完整資料，設立臨時協作平台，並舉辦快速的文化實驗活動，例如河岸展演與週末市集。

第二階段（6–12個月），制度定錨：完成社區基金與共管委員會的章程，並由公開徵選的方案決定舊址部分用途。

第三階段（12–18個月），品牌釋出：固定展演檔期、國際合作策展，並建立透明的永續水岸KPI。

同時，高雄也應提出一份「十條市民承諾」，包括公開透明、居民參與、文化保存、生態修復、無障礙空間、在地經濟、教育推廣、社區回饋、風險韌性、持續監督等。這樣的承諾，才能將抽象的治理願景化為具體的品牌形象，讓市民感受到改變正在發生。

 結語：失落的教訓，重生的契機

國賓的拆除，或許已無法逆轉，但它留下的爭議卻是一份清晰的警訊：當城市品牌僅僅依賴短期投資，當居民被排除在決策之外，當社會影響被忽略不計，最終輸掉的不只是地標，而是城市的信任與靈魂。

然而，失落並不必然等於終結。如果我們能以國賓案為契機，引入更多國際經驗與制度創新，高雄完全有可能將這場爭議轉化為治理改革的契機。未來的愛河，不該只是招商廣告中的美景，而應是一條真正屬於市民的公共水岸。

拆一座國賓，失一條愛河？或許我們可以給出另一個答案：拆掉的不只是建築，而是喚醒城市重新思考的勇氣。品牌的斷裂，正可能成為重生的開始。 （相關報導： 愛河、旗山老街輸了！高雄最強景點吸550萬人，遊客推：交通方便風景美、半天逛不完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