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意凡觀點:卡蜜兒與羅丹

2019-10-05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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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蜜兒的《Sakuntala》,1888年~1905年,藏於羅丹美術館。

卡蜜兒的《Sakuntala》,1888年~1905年,藏於羅丹美術館。

若初次見到卡蜜兒(Camille Claudel, 1864-1943)與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的作品,很難不覺得,雖然羅丹被封為大師,但他曾經的情人卡蜜兒更具天份。在巴黎的羅丹美術館便有一間卡蜜兒的展室,讓人輕易地進行比較。

卡蜜兒的作品顯然更具表現力,其情感張力更觸動人心。而生活在當代、比起過去更能理解卡蜜兒所在之情感狀態的人們,對卡蜜兒那樣極願意誠實面對自己內在 - 不論內在是黑暗或光明,及在創作中拉扯自身至極限的態度,很難不感到動容。

比如文章首圖與下圖,是卡蜜兒與羅丹各自描繪愛情。兩人的技巧在此不相上下,但內涵截然不同。羅丹的版本《吻》(見下圖)安詳美好,像是理想中的愛情,總佔據人的認知,但少見於現實或者只存在於幻滅之前;而卡蜜兒在《Sakuntala》(見文章首圖)描繪地愛情則是令人痛苦地真實,是一些人們體驗到的愛情中,更常有但從未被說出來的樣貌,其形體運用顯示出藝術家創作上的大膽。

羅丹的《吻(Le Baiser)》,1882年,藏於羅丹美術館。
羅丹的《吻(Le Baiser)》,1882年,藏於羅丹美術館。

但是,如果見到卡蜜兒與羅丹的作品以後,不幸地經歷了一些不符合人生想望的經驗,然後又幸運地渡過去了,這樣的人們便可能產生別樣想法。

據一些傳記作者所寫得關於卡蜜兒的故事是,卡蜜兒19歲因為原本老師的介紹,而成為羅丹的女弟子。與其他弟子一樣,依據工作室的傳統,其訓練包括執行老師所接的大型公共案件。一進工作室沒多久,雖然羅丹還有一位伴隨多年不再年輕的糟糠情人羅絲,卡蜜兒就與羅丹熾熱地戀愛了。兩人互相為對方作塑像,並對彼此創作產生強烈影響。

左圖為於羅丹工作室時的卡蜜兒,攝於1884年。右圖為伊莎貝.艾珍妮於1988年於由卡蜜兒角度述事的電影《Camille Claudel》中劇照,神似真實的卡蜜兒。
左圖為於羅丹工作室時的卡蜜兒,攝於1884年。右圖為伊莎貝.艾珍妮於1988年於由卡蜜兒角度述事的電影《Camille Claudel》中劇照,神似真實的卡蜜兒。

卡蜜兒屢次要羅丹離開舊情人,但羅丹總無法下定決心。羅絲從他窮困時便支持著他,就算沒有熱情仍是使他穩定的存在。百般相互折磨後,卡蜜兒終於離開羅丹,把自己關起來,瘋狂地創作。她想要擺脫羅丹的影響,或者說是超越羅丹,在給弟弟的信中說「工作讓我很愉快…你會看到這個作品與羅丹的非常不同。」但是卡蜜兒並沒有拿到公共案件的委託 – 雖然這在當時對年輕藝術家尤其是女性來說很尋常。她開始對自己所有作品不滿意,並疑神疑鬼,指控羅丹暗中攪局、偷她的點子、說羅丹要暗殺她。幾年後,當她父親過世時,卡蜜兒被母親與弟弟強制送到精神病院,關在那裡三十年直到過世。

卡蜜兒留下來的作品中,最引人入勝的一件:《成熟(L'Âge mûr)》,是她在1892年剛離開羅丹時製作的。這件作品原是分手後仍協助卡蜜兒的羅丹介紹,由法國政府下訂委託,但最終政府並未採購。作品實際上有前後不同版本,透露出她與羅丹之間的糾葛之狀。

卡蜜兒《成熟(L' ge mûr)》。左圖為較早版本,藏於羅丹美術館。右圖為較晚版本,藏於奧塞美術館。
卡蜜兒《成熟(L' ge mûr)》。左圖為較早版本,藏於羅丹美術館。右圖為較晚版本,藏於奧塞美術館。

早先的版本是一位男子在成熟與青春之間難以取捨,後面的版本就成了男子拋棄純真的美好,走向衰老。這成熟、或者說衰老,卡蜜兒寓指的是羅丹的舊情人,而青春、或者說純真,指的自然是她自己了。當自己的愛人選擇另一個女人 – 一個醜陋的老女人!他就是走向衰老與死亡。卡蜜兒的這種指控,多麽尖刻!這難道是真正的愛嗎?據說羅丹在1898年看過這件作品《成熟》後,雖然從此再也不見卡蜜兒,死前仍交代自己的美術館給卡蜜兒留下展位。

不再與卡蜜兒相見的羅丹,老年時創作漸漸轉向,重又回到古希臘藝術。並在臨死前為使老情人羅絲有他的遺產作經濟依靠,與她結婚了。當一個觀者經歷較多的人生經驗,而重新形塑對卡蜜兒與羅丹作品的觀感時,可能就是回頭看到了羅丹作品裡地柔軟的心。

卡蜜兒的尖刻,卻也是一種絕望的表現,引人同情。為什麼一個男人不以如己所願的方式愛自己,自己就無法正常地活下去?何況她有創作才華,也還年輕;而巴黎當時已是對「女性貞節」較其他地方觀念更開放的社會,與羅丹的緋聞沒有讓她不見容於社會。要了解卡蜜兒偏執的人格,必須回到她成長的家庭,而不是如一般流行地說是羅丹毀了卡蜜兒。

卡蜜兒家境不錯,父親很寵愛她,但母親比較喜歡弟弟。在當時一如現今,成為藝術家是件奢侈的事,但卡蜜兒從小就展現對石頭與泥土極大的熱情,因此父親一直在經濟上支持卡蜜兒學習與從事雕刻藝術。為了孩子們的前途,卡蜜兒的父親很早就將家人送到巴黎,自己在別處工作供養他們。關於卡蜜兒單獨與母親和其他弟妹成長的經驗,未有留下什麼紀錄,但由後來母親對待她的方式,卻可略為想像。

當卡蜜兒與羅丹分手後,又創作了不少年,作品時有高峰,比如下圖的《Clotho》。她也並非沒受到藝術界的注意,作品在法國知名的沙龍中展出,也吸引到買家。是在1905年後,過度渴望成名的她才開始出現嚴重的情緒不穩 - 那種成名的渴望很難說不與欲報復羅丹的情緒相關聯。雖然如此,父親的經濟支援使她得以繼續創作下去。但在1913年父親過世了。父親過世才八天,母親與弟弟就斷了卡蜜兒的經濟來源,強制將其送去精神病院。而就算醫生一再告訴她的母親卡蜜兒沒有精神異常,應該帶回家去,母親仍然一次次拒絕讓女兒出院,直到自己過世從未拜訪過女兒。

卡蜜兒作品《Clotho》,1893年,藏於羅丹美術館。
卡蜜兒作品《Clotho》,1893年,藏於羅丹美術館。

同時,卡蜜兒的狀態早已表現於她和羅丹在一起時就創作的作品《Sakuntala》(見文章首圖)中了。

這件作品引據的古典梵文劇作,講的是一個國王在打獵時與Sakuntala一見鐘情後結婚,送她一個戒子表示將回來接她入宮,Sakuntala卻因某個緣故受到詛咒而導致國王忘了她的故事。而就算Sakuntala去見國王,國王仍記不得他們的愛情。傷心的她回到森林,與剛出生的孩子住在一起。直到一個漁夫發現那定情戒子,送回給國王,國王才想起Sakuntala,找到她與孩子團聚。

這件雕塑,可以看作描述國王與萬念俱灰的Sakuntala團聚時男人充滿懺悔與愛情的瞬間。但對於一件富有表現力的作品,觀者也可脫離劇作情節去了解。

事實上,一個不了解劇作的觀者,恐怕更能看到這作品的廣泛性:作品中女人心裡受著重傷 – 不論這傷是怎麼造成的 - 幾乎要分崩離析了,但因為她如此美麗,男人情不自禁地要靠近她,支撐著她,讓她維持著完整,而女人已筋疲力盡地無法回應男人的愛。觀者可以感覺這作品中,女人才是精神主體,而男人除了為女人癡迷與奉獻,其個性卻不重要。

《Sakuntala》講出了許多無法愛自己也無法愛別人的人們所渴望地愛情。但與其說講得是愛情,不如說講的是那個受傷女人,講她所受得苦、她的悲壯。讓我們想起一些當代作品,比如畢納.鮑許的舞作《巴勒摩、巴勒摩(Palermo Palermo)》中要求旁邊男子抱她、一抱又叫他走開、走開又叫他抱她,如此反覆不停的痛苦女人。當我們看到《Sakuntala》的廣泛意義,才真正碰觸到卡蜜兒最隱晦的內在狀態。

碧娜.鮑許的舞作《巴勒摩、巴勒摩(Palermo Palermo)》
碧娜.鮑許的舞作《巴勒摩、巴勒摩(Palermo Palermo)》

讓卡蜜兒後來無法度過愛情失意的,是她自己早就傷痕累累的心。那極有可能是在童年成長過程中因感受不到主要照護者愛自己,而形成的無法自己給予自身價值,也就是無法愛自己,最終也無法愛別人的性格。通常這樣性格的人們,無論如何索求別人的愛都不夠安撫痛苦,像懷著一個情感黑洞似的。

而一個女人會像卡蜜兒的母親這般對自己孩子扭曲了母性、違反尋常動物天性,看來不可思議,卻不見得如一般以為的那樣不可能存在。卡蜜兒母親生活的十九世紀法國,當時正經歷較以往快速的經濟與社會變遷。一些情緒易波動又好強的人,受到保持自身社會地位的不安、以及新文化衝擊所影響,恐怕因此承受著過度的精神壓力,以致感受不到自然的情感,扭曲了天性。而如果他們的後代生性敏感,就更加強了上一代對自身的影響。

在卡蜜兒之後,藝術史仿佛開了一道裂口,出現越來越多傾倒痛苦或嘔吐黑暗內在的藝術作品。這些作品的創作者當中,有些我們已知其痛苦根源就是原生家庭,比如極具才華的席勒(Egon Schiele)、或 培根(Francis Bacon)。

席勒的《死亡的母親( Tote Mutter)》,1910年,藏於維也納Leopold Museum。
席勒的《死亡的母親( Tote Mutter)》,1910年,藏於維也納Leopold Museum。

藝術史發展出的這種現象,顯然與工業革命後的社會變遷息息相關。而在當代,隨著技術革新加快以及影響範圍增廣,不論在什麼階層、什麼位置,每一個人都受著新趨勢的引誘與威脅;一夕翻身是可能的,但得到的社會地位也會隨時不保,並可能陷入貧窮。而新型態生產活動早已割裂舊有的社會凝聚,標榜的價值觀更加自私、更加物質化、也更加殘忍,加深全體人們的焦慮與無力感。

在當代,已不再只是一些天性特別敏感的人受到影響,而是多數的人們,以及受其形塑的後面一代又一代。這恐怕也是越來越多人對卡蜜兒的作品感到心有戚戚的原因。而卡蜜兒作《Sakuntala》的時候,可能只是對自己極度誠實,但因為其敏感的內在為時代演進所塑,就算她無意識地去做,竟比其他藝術家都要早地深刻道出當今人類存在的狀態了。

不過,作為反撲,差不多與席勒同樣時間,有杜象這類藝術家想創作杜絕主觀意識的作品,而開啟當代藝術另一條道路。他們或許因生之幸運,與卡蜜兒有不同經歷而看到世界不同的模樣;或許只是想在某類人之內在世界氾濫的藝術環境中,表達自己。無論如何,他們提供了陷於情緒旋渦中的當代人們另一種思考。

畢竟,身為人每一天都可以選擇:今天繼續是什麼樣子就什麼樣子,還是來超越加諸在自己身上的不健康環境因素。許多看似無解的情況,在意識到自己的狀態,下定決心了解原因,產生同理並進而寬恕時,總會有奇蹟發生,因為柔軟的心,最有力量。

*作者為成長於台灣,歷練於華爾街與北京之專業投資人,曾參與互聯網創業。畢業於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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