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意凡觀點:杜象與政治不正確的創新

2018-09-07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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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象老年時,與自己的作品《噴泉》合照。由Julian Wasser所攝。 (來源:Robert Berman Gallery)

杜象老年時,與自己的作品《噴泉》合照。由Julian Wasser所攝。 (來源:Robert Berman Gallery)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預測,未來什麼樣的人會在藝術領域達到偉大成就。」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老年接受訪問時曾這樣說。說這話的時候,杜象正被世界發現,訪問邀約不斷,人們都想徵詢其意見。

「他不應該被人預測得到,他應該保持在地下。」杜象說,「如果幸運的話,他死後會被發現。保持在地下才會有意思,能免於社會化,被供需準則寵壞或腐化,免於使自己的才華蒸發。許多天才除非有運氣與巨大決心,否則是不能成為真正天才的。」

在世界認識到杜象之前,幾十年來杜象只是少數藝術家與收藏家知悉與喜愛的人物,他的時間已不花在藝術創作,而是在下棋比賽了。

「從某種角度來說,您就是一直保持在地下,對吧?」主持人問。

「不。雖然我開始的時候是在地下,但現在不是。人們跑來問各種問題!(笑)這也許是我的厄運。」杜象回答。

自這個訪問至今,已過半世紀。杜象所做的為數不多的作品,其使用的表現形式、提出的問題、達成目標的方法,已被當代藝術家以程度不一的變體使用在作品中,包括拍賣價創下紀錄的Jeff Koons,而成為當代藝術的「標準語彙」。當代半個世紀,可以說是杜象化的藝術時代。

Jeff Koons最著名的「充氣狗(Balloon Dog)」作品,於凡爾賽宮與其他宮中寶物放置在一處展覽,無論充氣狗在日常生活中是便宜的玩具,或者此藝術品代表之意義的爭議性,都有璀璨不輸宮殿本身的氣勢。(作者提供)
Jeff Koons最著名的「充氣狗(Balloon Dog)」作品,於凡爾賽宮與其他宮中寶物放置在一處展覽,無論充氣狗在日常生活中是便宜的玩具,或者此藝術品代表之意義的爭議性,都有璀璨不輸宮殿本身的氣勢。(作者提供)

然而,這樣的情形恐怕不是杜象做藝術時的初衷。終其一生,他顛覆成見,打破傳統與習慣的束縛,都是為了確保自己心靈的全然自由,也因此,儘管杜象在當代藝術家心中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卻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強加在他人意志之上,而只盼望所有人的心靈都能獲得自由。。

對於人們問他對自己影響眾多知名年輕藝術家的感想,杜象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回答:「我並不覺得影響了他們。這些年輕藝術家自己發展出創作方式,別人覺得跟我以前做的事很像,就說受我影響了。可能人們對什麼事都需要找到那第一個做的。」

而他私底下也是這樣的個性。在1946年寫給他那位隨丈夫遠去巴黎的愛人Maria Martins的情書中,飽受相思之苦的杜象卻寫道:「我喜歡一個人待在工作室。獨處使我重新進入那個獨特的自我,並讓我在四壁圍繞之中,有自由的幻覺。但如果妳想與我一起待在自由中,這裡有足夠的空間給兩個人,而更偉大的自由將隨之而來。」

這樣為心靈自由活得像個隱士一樣的人,怎麼成為了影響當代藝術最深遠的先行者?

這首先與杜象出生於一個巨變時代的開端有關。生於法國的杜象,青年時期正是二十世紀初科技革命在歐美大爆發的早期階段。此時供電系統開始普及城市;電燈迅速深入中產階級家中;各種新材料應用於商品中;而各地往來的交通變得快速與便利。傳統藝術因為照相技術的發展失去原有的社會功能,而法國藝術正是一片新氣象。由杜象早期的畫可看出,青年的他在藝術學習上並不注重對古代大師的臨摹,而是模仿當時在巴黎已獲得地位的印象派與野獸派的畫風。

可以想像,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科技急速發展,使得當時每一代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有著與稍早世代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雖然馬蒂斯等人的野獸主義(Fauvism),或者畢卡索與布拉克宣揚的立體派(Cubism),還屬於當時很年輕的藝術運動,但對於一個生來心靈便自由,卻還沒找到自我的更年輕的藝術家來說,他感受到的世界還沒被表達出來。一味模仿前人的風格,等於是扼殺成形中的自我。

如此特別的時空背景,使杜象相較於同期的藝術家更不能忍受任何心靈束縛。1912年,青年杜象畫出自認是立體派風格的畫作,並拿到巴黎的獨立藝術家協會(Société des Artistes Indépendants)立體派區域參展。協會雖標榜不設入選資格審查,但立體派的某些人剛出書發表他們的理論,卻認為杜象的畫不符合「正確的立體派概念」,要杜象同樣也是畫家的哥哥轉告,把畫撤掉,或至少改掉畫作名稱《走下階梯的裸體女人(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杜象當時什麼話也沒說,但立即拿回畫作、取消參展,以畫作原名改寄到紐約的軍械庫展覽會(Armory Show)。

杜象的《走下階梯的裸體女人》,1912年。
杜象的《走下階梯的裸體女人》,1912年。

《走下階梯的裸體女人》在美國造成轟動,開啟杜象與重要藏家Arensberg夫婦的友誼。後者替杜象解決居住問題,以交換並收藏其許多作品,杜象也因此在美國藝術界結交了許多重要人士。杜象日後回憶,這事件解放了他。那些他原本以為心靈最自由的前衛藝術家,自以為是同時又畏懼不同。他從此不再對藝術家抱著幻想,並決定今後不參加團體,只靠自己。因此,雖然達達(Dada)運動中的領導者多是他的朋友,而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的人稱杜象為他們的起源,杜象仍與團體運動保持距離。

這幅青年時期的畫,也已展現杜象與前一個世代對世界不同的感知。「運動」是這幅畫裡最明顯的元素,而同時期立體派卻是靜止的。完成畫作時,杜象還不知悉在義大利剛剛發生了「未來主義(Futurism)」運動,其目標就是讚頌速度之美。他只是與同時代的年輕人一樣,感到周遭各種各樣「運動」的存在,屬於新世代的新生活經驗。

早他六年出生的畢卡索等立體派人士,為什麼沒有感到時代的脈動?杜象認為:「他們屬於那種只畫畫,從早到晚不停的畫,而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的一代藝術家。」(當然,畢卡索在立體主義玩不出新意後,畫風丕變。對時代脈動欠缺敏感,並不影響畢卡索以充沛的表現力,繼續創作出動人的畫。這是後話了。)

這種對精神束縛異於常人敏感的性格,使得杜象總是問自己許多為什麼,然後由這個問題產生懷疑,以致對所有事情感到懷疑。他懷疑傳統、懷疑美學概念與準則。他認為所謂美學是一種習慣,並受限於人們狹隘的認知。還有許多可能有待發掘。

人往往渾然不覺自己受到的各種制約,無法分辨何為制約、何為自由意志。古今的發明家或革命領袖,成長中都得經歷一段艱難的「去制約」的過程。由於1912年與立體派人士的過節,對藝術家感到幻滅的杜象決定拋棄傳統圖畫的形式,並開始在自己身上進行「去制約」的實驗。

杜象採取的方法是:拿掉創作過程中,自我選擇的可能 - 一種連傳統意義上的自由意志都放棄,十分決絕的做法。這段時間他主要的目標是完成繪製於玻璃上的《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在這件作品的玻璃上層,藝術家給自己制定了一個簡單規則,接著就讓隨機的因素完成;在玻璃下層,藝術家依照透視法製作了幾個機器圖樣,以及九個在模型中隨機完成的抽象的單身漢。「隨機」與「透視法」使藝術家避免自我的選擇。雖然在上層規則制定、下層選擇機器方面、隨機與透視法的組合、以及圖案分布位置,還是使用了自我意志,但或許藝術家覺得前三項是他成長過程中較不受制約的部分,而最後一項則是給定所有限制後,需要做的選擇,因而能夠被推壓到最有創造力的地步吧。

杜象的《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1915 – 1923年。
杜象的《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1915 – 1923年。

這件大玻璃作品的製作歷時八年,到最後仍沒有完成。在構思與實驗的過程中,為了調劑,杜象偶然把他喜歡的腳踏車輪拆下放在凳子上,作為房間的裝飾品。正當杜象苦思關於「隨機」的創作方式,這一不經意的創作,使他忽然想通如何以「偶然」(或者可說是隨機)擺脫傳統美感。以這個新發現的觀念作為基礎,杜象繼續做了幾件「現成物」(Readymade)。直到有一天,他去五金行買了一個小便桶,將其反過來放置,簽上臨時決定的化名R. Matt,寄到自己擔任董事的獨立藝術家協會(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舉辦的展會。

放置於杜象家中的腳踏車輪。 (來源:Wikipedia)
放置於杜象家中的腳踏車輪。 (來源:Wikipedia)

理當觀念開放的協會中許多董事,在不知情作者就是同事的情況下,覺得這個作品實在太不雅了,又不願違反協會接受所有參展作品的原則,便把Mutt先生的小便桶藏在雜物後面,連醜聞都不讓發生。已經有一次經驗的杜象,對此作品並沒有放棄。展會後他出版雜誌、請Alfred Stieglitz替作品拍照、並由知情的好朋友撰文。「重要的不是這件噴泉是否為Mutt先生親手製作。」朋友寫道,「重要的是他選擇了它。他選擇某件日常用品,透過給予人們新的觀看角度與新的名稱,消除它的使用功能,從而在這物件上創造了新的思想。」這個小便桶,就是現在被認為決定了當代藝術形態的《噴泉(Fountain)》

bosaprin:圖一:杜象的《噴泉》(Fountain)於1917年的原作。(Alfred Stieglitz攝)
bosaprin:圖一:杜象的《噴泉》(Fountain)於1917年的原作。(Alfred Stieglitz攝)

處在不自由的人們之中,只有純粹的心能突破限制。杜象得以一再進行這些連他大部分朋友都不理解的實驗,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儘可能避免讓自己像其他藝術家一樣成為商品。他可以接受製作作品賣給別人。但當他因為《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這幅畫作於美國引起收藏家注意,有人提出每年給一萬美金,以交換他的所有產出時,他立即「感到其中的危險」而拒絕了。

在杜象於三〇年代初開始被西洋棋活動佔據而擱下藝術創作之前,他一連串的實驗所留下來的作品(以及作品名稱),雖然完全不符合當時的美學準則,但是以現今與當時不同之美感經驗 - 也因此就算受制約也不同於當時代人們 - 的角度來看,這些作品卻非常具有詩意。在卸下傳統美感的同時,杜象挖掘到還未被人們歸納成為準則的美感 – 質樸又力量持久的,透過傳達這些他真實感受到的美感,他替人類開拓了新的經驗可能。

杜象老年時,與自己的作品《噴泉》合照。由Julian Wasser所攝。 (來源:Robert Berman Gallery)
杜象老年時,與自己的作品《噴泉》合照。由Julian Wasser所攝。 (來源:Robert Berman Gallery)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杜象完成大部分作品的四十年後,美國年輕藝術家 – 這其中有John Cage、Robert Rauschenberg、Jasper Johns  - 重新發現達達運動以及杜象。年輕人不願背負與生活經驗相悖的歐洲藝術傳統,在想要嘗試但會引發爭議的新方向上,由杜象的作品中得到啟發與勇氣。這些年輕人的推崇,使得杜象重新被世界發現。正如杜象所說,一件作品的完成,需要創作者與觀眾,而決定其於人類歷史地位的,是觀眾,不是創作者。

然而,是否如同歷史上許多發生過的革命一般,杜象欲打破成見所提出,曾被認為驚世駭俗的那些觀點,在當代藝術家革命成功後,卻被人群拿去當作新的教條?成長於透過互聯網科技與世界溝通的千禧一代,該如何擺脫當代藝術教條,如何誠實地由自己出發,探採還蘊藏在世界中,從未被表達過的美感經驗?

而在我們這個標榜由「創新」驅動的時代,在一些人爭相使用「創新」作為政治正確用語以吸取資源、爭奪權力的同時,也該是時候想起,終究是那能夠解決攸關生存問題,以及那為突破人類狹隘的認知以更理解自己的創新,會在人類歷史上留下痕跡。追求政治正確只會流於窠臼,而留在歷史上的創新在開始的時候則不容易被見到,唯有極好的運氣與堅強的決心,才能讓天才成為天才。

 *作者為成長於台灣,歷練於華爾街與北京之專業投資人,曾參與互聯網創業。畢業於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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