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為我們可以預測，未來什麼樣的人會在藝術領域達到偉大成就。」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老年接受訪問時曾這樣說。說這話的時候，杜象正被世界發現，訪問邀約不斷，人們都想徵詢其意見。
「他不應該被人預測得到，他應該保持在地下。」杜象說，「如果幸運的話，他死後會被發現。保持在地下才會有意思，能免於社會化，被供需準則寵壞或腐化，免於使自己的才華蒸發。許多天才除非有運氣與巨大決心，否則是不能成為真正天才的。」
在世界認識到杜象之前，幾十年來杜象只是少數藝術家與收藏家知悉與喜愛的人物，他的時間已不花在藝術創作，而是在下棋比賽了。
「從某種角度來說，您就是一直保持在地下，對吧？」主持人問。
「不。雖然我開始的時候是在地下，但現在不是。人們跑來問各種問題！（笑）這也許是我的厄運。」杜象回答。
自這個訪問至今，已過半世紀。杜象所做的為數不多的作品，其使用的表現形式、提出的問題、達成目標的方法，已被當代藝術家以程度不一的變體使用在作品中，包括拍賣價創下紀錄的Jeff Koons，而成為當代藝術的「標準語彙」。當代半個世紀，可以說是杜象化的藝術時代。
然而，這樣的情形恐怕不是杜象做藝術時的初衷。終其一生，他顛覆成見，打破傳統與習慣的束縛，都是為了確保自己心靈的全然自由，也因此，儘管杜象在當代藝術家心中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卻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強加在他人意志之上，而只盼望所有人的心靈都能獲得自由。。
對於人們問他對自己影響眾多知名年輕藝術家的感想，杜象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回答：「我並不覺得影響了他們。這些年輕藝術家自己發展出創作方式，別人覺得跟我以前做的事很像，就說受我影響了。可能人們對什麼事都需要找到那第一個做的。」
而他私底下也是這樣的個性。在1946年寫給他那位隨丈夫遠去巴黎的愛人Maria Martins的情書中，飽受相思之苦的杜象卻寫道：「我喜歡一個人待在工作室。獨處使我重新進入那個獨特的自我，並讓我在四壁圍繞之中，有自由的幻覺。但如果妳想與我一起待在自由中，這裡有足夠的空間給兩個人，而更偉大的自由將隨之而來。」
這樣為心靈自由活得像個隱士一樣的人，怎麼成為了影響當代藝術最深遠的先行者？
這首先與杜象出生於一個巨變時代的開端有關。生於法國的杜象，青年時期正是二十世紀初科技革命在歐美大爆發的早期階段。此時供電系統開始普及城市；電燈迅速深入中產階級家中；各種新材料應用於商品中；而各地往來的交通變得快速與便利。傳統藝術因為照相技術的發展失去原有的社會功能，而法國藝術正是一片新氣象。由杜象早期的畫可看出，青年的他在藝術學習上並不注重對古代大師的臨摹，而是模仿當時在巴黎已獲得地位的印象派與野獸派的畫風。 （相關報導： 新美學》李勇政：十年磨劍，刀刀見血 ｜ 更多文章 ）
可以想像，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科技急速發展，使得當時每一代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有著與稍早世代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雖然馬蒂斯等人的野獸主義（Fauvism），或者畢卡索與布拉克宣揚的立體派（Cubism），還屬於當時很年輕的藝術運動，但對於一個生來心靈便自由，卻還沒找到自我的更年輕的藝術家來說，他感受到的世界還沒被表達出來。一味模仿前人的風格，等於是扼殺成形中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