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不自由的人們之中，只有純粹的心能突破限制。杜象得以一再進行這些連他大部分朋友都不理解的實驗，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儘可能避免讓自己像其他藝術家一樣成為商品。他可以接受製作作品賣給別人。但當他因為《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這幅畫作於美國引起收藏家注意，有人提出每年給一萬美金，以交換他的所有產出時，他立即「感到其中的危險」而拒絕了。
在杜象於三〇年代初開始被西洋棋活動佔據而擱下藝術創作之前，他一連串的實驗所留下來的作品（以及作品名稱），雖然完全不符合當時的美學準則，但是以現今與當時不同之美感經驗 - 也因此就算受制約也不同於當時代人們 - 的角度來看，這些作品卻非常具有詩意。在卸下傳統美感的同時，杜象挖掘到還未被人們歸納成為準則的美感 – 質樸又力量持久的，透過傳達這些他真實感受到的美感，他替人類開拓了新的經驗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杜象完成大部分作品的四十年後，美國年輕藝術家 – 這其中有John Cage、Robert Rauschenberg、Jasper Johns - 重新發現達達運動以及杜象。年輕人不願背負與生活經驗相悖的歐洲藝術傳統，在想要嘗試但會引發爭議的新方向上，由杜象的作品中得到啟發與勇氣。這些年輕人的推崇，使得杜象重新被世界發現。正如杜象所說，一件作品的完成，需要創作者與觀眾，而決定其於人類歷史地位的，是觀眾，不是創作者。
然而，是否如同歷史上許多發生過的革命一般，杜象欲打破成見所提出，曾被認為驚世駭俗的那些觀點，在當代藝術家革命成功後，卻被人群拿去當作新的教條？成長於透過互聯網科技與世界溝通的千禧一代，該如何擺脫當代藝術教條，如何誠實地由自己出發，探採還蘊藏在世界中，從未被表達過的美感經驗？
而在我們這個標榜由「創新」驅動的時代，在一些人爭相使用「創新」作為政治正確用語以吸取資源、爭奪權力的同時，也該是時候想起，終究是那能夠解決攸關生存問題，以及那為突破人類狹隘的認知以更理解自己的創新，會在人類歷史上留下痕跡。追求政治正確只會流於窠臼，而留在歷史上的創新在開始的時候則不容易被見到，唯有極好的運氣與堅強的決心，才能讓天才成為天才。
＊作者為成長於台灣，歷練於華爾街與北京之專業投資人，曾參與互聯網創業。畢業於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