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下午，中共官媒突然宣布，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已於該日撤銷，另新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支援部隊，仍由中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隨即在晚間的國防部記者會進一步指出，在這次改革後，共軍將形成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等四大軍種，加上軍事航天部隊、網路空間部隊、信息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隊等四大兵種的新型軍兵種結構。
消息傳出後，立刻引起各主要媒體，和各國解放軍研究學界的高度關注。因為成立於2015年12月31日的戰略支援部隊，不僅被視為習近平軍事改革的一大創舉；同時該部隊從成立迄今，始終具有高度神秘的色彩，外界一直很難窺其堂奧。如此卻在成立不滿8年半，就出現劇烈變化，自然引發外界的議論。
中共2015年成立戰略支援部隊的理由
戰略支援部隊雖然是在2015年12月31日，由習近平親自授旗成立；但該部隊的功能與組織等相關論證工作，至少在2012年上半年就已成熟。在當時付梓的共軍相關出版品中，就有相當完整的陳述，只不過名稱還不是「戰略支援部隊」，而是籠統地稱為「戰略信息作戰力量」；並已明白提出應該將分布在總部、各軍區和軍兵種的信息作戰力量單位「統一整合」，成立於「直屬於中央軍委的、獨立的戰略信息作戰部隊」的建議。
依共軍學者的看法，今後作戰的基本形式就是「一體化聯合作戰」，從「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的角度出發，則信息作戰可區分為「信息保障作戰」和「信息攻防作戰」二大類。
其中，「信息保障作戰」，包括獲取信息(我方稱為資訊)、傳遞信息、處理與再生信息，和信息的運用，以獲得聯合作戰指揮的信息優勢，從事此一任務的力量就稱為「信息保障力量」；至於「信息攻防作戰」，則包括對敵方信息、信息系統和認知信念的攻擊活動，與對己方信息、信息系統和認知信念的防禦活動，主要手段有反情報、電子對抗、網路攻防和心理戰等，從事此一任務的力量就稱為「信息攻防力量」。
而「信息保障力量」和「信息攻防力量」，又可統稱為「信息支援力量」。
中共在2015年之所以將分散在各總部、各軍區和軍兵種的信息作戰單位，集中於同一指揮機構，原因是在軍改前的論證階段中，共軍得出先前信息作戰力量分散管理、各自為政的建設模式，不僅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也制約了信息作戰力量的建設效益，和新型信息作戰力量的生成與發展。共軍出版品就特別指出，在信息防護建設方面，由於缺乏統籌規劃，使相關建設「不同步、防護標準不統一、防護能力不一致、整體防護能力差」，使信息安全遭到嚴重威脅。
因此，在規劃設計戰略支援部隊時，共軍不但把原屬不同單位的情報、資電、網路、心理戰和太空部隊集中，還希望按照未來聯合作戰的需求進行整合，賦予各單位在聯合作戰中的任務，並依據任務來進行裝備的開發，與戰術戰法的研擬和驗證；以便替聯合作戰提供「準確、高效、可靠的資訊支撐和戰略支援保障」，與「陸海空和火箭軍的行動融為一體」，成為戰爭制勝的關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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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五大戰區的自主能力
戰略支援部隊成立時，共有參謀部、政治工作部、紀律檢查委員會、網絡系統部和航天系統部等五個主要職能部門。推測是將原總參謀部直屬的三部（技術偵察部，負責戰略層面的情報搜集和網路攻擊）、四部（電子對抗與雷達兵部，負責戰術級別的資訊戰）、五部（信息化部，負責通訊）、原總政治部的聯絡部與「三戰」（輿論戰、宣傳戰和心理戰）基地，和原總裝備部負責科技情蒐、各航天發射中心、航天遠洋測量船等單位整併而成。
戰略支援部隊是由中央軍委直接管轄，分駐各戰區的所屬單位平時並未撥交戰區指揮，而是由戰略支援部隊直接管轄與建設，作為信息作戰力量的預備隊，有狀況時再根據需要派遣，依令支援各戰區作戰任務。
中共將戰略支援部隊，與2016年9月13日成立、負責後勤供應的聯勤保障部隊，一齊交由中央軍委直接管轄，另一個「不言可喻」的目的，就是不讓軍改後的五大戰區能像先前的七大軍區一樣，具有自給自足、甚至割據一方的潛力。
因為戰區司令要派遣一定規模以上的部隊執行任務時，所需的戰略情報、戰役情報、衛星與光纖通訊、網路資電、導航與目標資訊，加上絕對少不了的後勤補給與裝備維修等，大部分都掌握在中央軍委手上，使戰區司令基本上不具備挑戰中央軍委的能力。
各領域差異太大難以整合
這支在成立前經過長時間驗證、成立後受到中共中央高度期待的部隊，卻在短短不到8年半的時間內，就面臨遭撤銷番號、部隊一分為三的命運，箇中原因目前很難充分掌握，只能根據少數蛛絲馬跡，揣測可能原因。
首先是戰略支援部隊所屬各領域的差異性太大，使司令員與參謀部無法如中共高層原本所期待，將這些作戰支援力量有效地管理、發展和整合。
在戰略支援部隊的三任司令員當中，高津來自二炮部隊(後來的火箭軍)、李鳳彪來自作戰部隊，或許反映出中共高層希望在作戰部門出身的司令員指導下，讓這支戰略信息部隊能與「陸海空和火箭軍的行動融為一體」。但實際上，因為網路攻防、資電作戰、軍事航天等領域不僅科技程度高、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也常大，使作戰部門出身的司令員根本無法有效掌握。
加上在高津與李鳳彪任內，先後出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執掌參謀部的李尚福、饒開勳和郝衛中等三人中，第一位與第三位都是出身自原總裝備部的軍事航天體系，第二位則是來自作戰部門。使這二位司令原任內，非但無法達成中共高層兼顧各領域發展，並依照聯合作戰的需求來指導建軍工作的要求，還可能出現資源分配獨厚軍事航太，引發其他系統不滿的情形。
這或許是中共高層於2021年6月，考慮戰略支援部隊第三任司令員時，不再由作戰部門中挑選，改由出身原總參技術偵察部，曾任網絡系統部司令員的巨乾生出任，搭配航天系統部的參謀長郝衛中。顯示戰略支援部隊內，原總裝備部、原總參技術偵察部、原總參電子對抗部之間各自為政、甚至明爭暗鬥的情形可能已十分嚴重；甚至讓中共高層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放棄原本的理想，改從派系平衡的角度來決定高層人事。這個過程，想必已使中共高層對戰略支援部隊存在的價值，產生了問號。
可能出現嚴重的貪腐情形
戰略支援部隊管轄軍事航天、網路攻防與資電作戰等諸多高科技領域，所掌握的軍事科研與裝備採購預算頗為可觀；但在司令員與參謀部未能充分了解各領域特性的情況下，不僅資源運用的效益可能因無法妥善分配而大打折扣，也容易衍生出道德風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歷任參謀長的背景，可看出原總裝備部體系在戰略支援部隊中的影響力，超過原總參技術偵察部與電子對抗部。然而在2023年7月爆發的火箭軍貪腐案，不僅承襲原總裝備部的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成為重災區，涉入本案被免去國防部長一職的李尚福，更曾擔任戰略支援部隊的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與該部隊航天系統部互動頻繁的航天軍工企業，也牽扯頗深，自然使戰略支援部隊成為中共紀律檢查的重點對象。
有可能在這次紀律檢查中，戰略支援部隊歷年預算支用的效益、適切性、合法性、甚至貪腐情形上，被認為出現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導致巨乾生雖躲過貪腐指控並於今年恢復亮相，卻可能因任內無力改善前述結構性問題，被要求負起領導責任，以致遲遲未見新職的動向。同時，紀律檢查的結果，也成為壓垮中共高層對戰略支援部隊僅存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或許就是中共中央軍委在首任信息支援部隊的司令員人選上，由出身作戰與訓練體系，且是在巨乾生於2023年7月傳出被調查後，才到戰略支援部隊擔任副司令員、是該部隊番號撤銷前任職時間最短的中將畢毅出線，或許就可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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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淡江戰略所兼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