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思想文化界的泰斗余英時教授月前溘然長逝，令人悵然。余教授的名言是「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他還說，「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愛中、反共、批共，立場風骨清晰堅定。
筆者對余教授的思想和學術成就瞭解不多，但憑直感抱有一絲遺憾：余教授雖被譽為華人世界的「大思想家」，卻在當代華人／中國人世界的一個最重要思想課題上缺席了：台灣／兩岸關係。他雖然也議論過，但建樹有限。
對余教授的這一「抱憾」應該始於2005、06年前後。2008年，適逢「余紀忠講座」誕生首場，讀到媒體報導，心有所感，寫就下列小文。
「余紀忠講座」首場﹕「大師」同台的思維混亂
國立中央大學與時報文教基金會共同設立的「余紀忠講座」，6月30日舉辦了首場學術講座，邀請的是余英時和楊振寧，這種安排，不知是出於什麼用意？
余英時和楊振寧是兩個世界觀、風骨截然不同的人，余教授堅持民主的價值，堅持中國文化的正統傳承，因此也堅持對專制中共的批判，對中國大陸「中共文化」（而非「中國文化」）或「偽中國文化」的不屑與抵制，為此他至今不接受中國大陸的一再邀請，不踏入大陸境內，體現出世界華人文化圈少見的理念執著與風骨。
余教授堅持「民主」價值，不因「我們都是中國人」而與專制的中共為伍，這清清楚楚是將「價值認同」置放在「民族認同」，或「族群認同」、「血統認同」的「身份認同」之上。
楊振寧卻正相反，他是一個沒有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概念，而只有「中國人」的民族、族群、血統之「身份認同」思維的人，所以，對於中共的態度，他也和余教授背道而馳，很多年前，在中共的專制統治還相當殘酷時，就已到中國大陸定居。他只看到中共發展經濟，致力「中國強大」，讓「中國人臉上有光」，從來看不到中共的專制、反人權、壓制自由，他根本就不在乎這些，只要他個人不受壓迫就行。而果然，因著他的諾貝爾獎光環，他個人在中國大陸是受到中共極度的尊崇，遠遠超過他在美國的待遇。
說到在美國的待遇，或說對美國社會的個人感受，余教授和楊振寧因為世界觀的差異，感受一定也是南轅北轍。珍惜民主和自由，余教授一定覺得在美國的自由環境舒服自在，他一定無法忍受中國大陸的思想禁錮環境，所以他選擇定居在美國；而楊振寧，因為滿腦子的民族意識、族群意識、血統意識，一定覺得「中國人被歧視」，在美國是滿腹「受害者」的怨氣，所以他到了大陸的「中國人自己人的環境」就如魚得水，所以他才不顧大陸的專制，早早投奔中共了。
楊振寧是把族群、民族、血統的「身份認同」凌駕在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價值認同」之上的。
所以，請看「中國時報」報道的標題：余教授是「民主領袖要有人文素養」，談的是「價值」，而楊振寧，是「華人終會做出一流科研」，又是族群意識。 （相關報導： 張亞中批朱江兩岸路線跟著綠走 朱立倫反嗆：國民黨絕不能變「小紅」 ｜ 更多文章 ）
其實，楊振寧和民進黨雖然是陣營的敵人，思想上倒是朋友，都是族群意識至上，只是一個是「中國族」，一個是「台灣族」；而楊振寧和余教授其實是價值觀的敵手，余教授一定不願與楊振寧這種因為族群、血統相同而對專制政權「認賊作父」的人為伍。果然，據報，余教授是提前退場的。我想他是要避開和楊振寧同台說話的尷尬。老實說，如果我是余教授，我要麼乾脆拒絕參加這種講座，要麼，最起碼，講完自己的話就走人早退。至於余教授為什麼願意來，願意接受把他的名字和楊振寧並列，對我來說，那是一個難解的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