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中共建黨方五年。胡適受邀於國外進行一場英語演講，題目為The Renaissance in China（〈中國的文藝復興〉），談五四，談國民黨，更重要的是談為何五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轉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一演講完，在場的評論人便認為「我們現在能明白為什麼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了。」
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在演講裡，談到了中國當時面對的核心問題，是整個社會缺乏組織。國家的力量無法觸及農村裡來。缺乏組織，所以生產力低落。缺乏組織，所以國家不能統一。缺乏組織，所以中國是一盤散沙。中國在晚清到民國初年的一切困境，若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講，便是出於：
「中國人作為一種族，向來缺乏組織（The Chinese as a race have always shown a lack of organization）」這便是胡適眼中困擾了中國數百年的困境。本文簡稱為「胡適難題」。
台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便分析到，在當時的脈絡裡，蘇聯當時經濟上的突飛猛進，在國際政治上成為一股巨大的勢力，讓讓中國多數人把「列寧式政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看成了解決中國一盤散沙的終極工具。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普遍相信共產主義，是相信這樣的現代化模式得以將基層社會組織起來，發達經濟，富國強兵。
1949年後，中國人最終選擇了布爾什維克的方案。就算在1979年後改革開放，放棄了社會主義，但終究沒有放棄列寧式政黨、一黨專政跟菁英先鋒隊、以黨領軍、以黨領政等等的「布爾什維克的概念」。
本文將會從三個時點：1880年代的苗栗、1934年的江西南昌，以及2000年後的河南省新野縣，分別利用淡新檔案、蔣介石的南昌改革以及近年來火紅的馮軍旗教授的博士論文《中縣幹部》，略談中國這百年的巨大社會轉型，並回頭檢視「胡適難題」。胡適難題被中共解決了嗎？代價為何？
1886年頭份：清代保甲制度
「胡適難題」具體來說，始自中華帝國的疆域遠超其能控制的範圍。一個省有時有上百個縣，而「知縣」是帝國能直接控制的最基層。在縣以下，往往又有數百個村。以清代台灣來說，光一個新竹縣底下就四、五百個村，而底下要談的「頭份」（今苗栗頭份）便是其中一個。
對於縣以下的統治，清代依賴保甲制度。按照瞿同祖《清代地方行政》所論，每一個鄉鎮或村里，知縣會指派一名地保，可以想成是官派的村長，這名地保必須向官府通報地方的糾紛、謀殺案件，也必須代官府向鄉民發布消息。
實際上，保甲制度在中國當時各個省都不太一樣，名稱至少有數十種以上。有些地方這類官派的村長地位低，但在有些地方如清代台灣，則叫「總董」或「總理」，在村里頗具威望。
這些敘述講來抽象。由戴炎輝先生保存的「淡新檔案」收錄了大量清代北部地區的法律文件，其電子化的檔案收錄於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當中。我試著從一個有趣的案件（THDL： Lab303_DanXin-12516_003.html）當中刻劃出地方的運作。
清代新竹最巨大的官營水圳 — 隆恩圳，主要是灌溉今日新竹市區附近，清代中水道拉長到了竹南頭份這地方。頭份有自己的市街、有水田，沿山的地方則種了甘蔗。
1886年，頭份的總董緊急向新竹知縣稟告，地方上突然出現一些「無良之輩」（其實就是今天騎機車到處搞事的8+9），趁甘蔗要收成的時候，拿著開山刀或斧頭之類的武器，把甘蔗砍得亂七八糟。小地主損失慘重，賴以為生的蔗農則欲哭無淚。知縣一個月後答覆，將會派人處理，如果抓到了這些無賴後，若無賴們沒有悔意，必定會加以嚴懲。
頭份在當時算是某種模範村子。根據日本總督府第一次土地調查的統計，頭份有8成的土地有繳土地稅，有97%的土地買賣有跟政府登記繳交易稅（俗稱紅契），可以想像是當時清帝國能控制的村子當中的前1%的模範村了。然而這模範村的運作，還是需要透過鄉村的代理人，運作起來十分「散漫」。
頭份與新竹在今天走高速公路只要30分鐘。但在那時代，一來一往的公文已經花了一個月。當國家的實力沒辦法貫穿到地方時，就算是模範村如頭份，盜匪可以輕易跑到一個村子胡搞瞎搞一番後就逃掉，等到官兵要來捉拿，也拖過一個月以上了。這番畫面，與今天台灣一個鄉鎮約有5個派出所，或中國可以隨時進行小區封鎖的基層動員相比，可謂渾然不同。
清帝國解組後，軍閥混戰，基層社會解組傾向更強，於是有了《讓子彈飛》裡魔幻的鵝城。而在胡適的演講裡，「回狂瀾于既倒」的兩股勢力，一個是國民黨，另一個則是布爾什維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