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其《口述自傳》裡說：「在我所有的教授之中我特別希望一提的是約翰．杜威和厄德諾教授。在我轉學哥大之前我已經認識了厄德諾教授。」厄德諾教授是一種新宗教「倫理文化運動」的發起人。「這一新宗教的基本觀念是相信人類的品格和人類的本身行為是神聖的，但是他是無神的； 也沒有什麽神學來做其理論根據。」當胡適還在綺色佳的時候，他曾與幾個猶太同學組織了一個倫理俱樂部，其中二位一個是羅拔‧卜洛特（Robert Plant），另一個是哈魯‧芮治曼（Harold Riegelman）。胡適與芮治曼二人同樣是從康乃爾轉學到哥大的，他進法學院，胡適進研究所念哲學。當胡適在一九五八年撰寫《口述自傳》時，卜洛特已死了，芮治曼尚健在，在紐約做律師。胡適把芮治曼介紹給蔣廷黻，蔣廷黻的遺囑以及退休後為了他第二任妻子沈恩欽向移民局交涉申請居留，這些手續都是由芮治曼經手。芮治曼是共和黨員，曾一度角逐紐約市市長，但沒有成功。
VI
現在我們回頭來再談杜威。胡適在他晚年的《口述自傳》裡說：「杜威教授當然更是對我有終身影響的學者之一。在我進哥倫比亞之前，我已經讀過約翰．杜威、查理．皮爾士和威廉．詹姆斯等〔實驗主義大師〕的著作。我轉學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因為康乃爾哲學系基本上被『新唯心主義』（New Idealism）學派所占據了的緣故。」所謂「新唯心主義」又叫做「客觀唯心論」（Objective Idealism），是十九世紀末期英國思想家葛里茵（Thomas Hill Green）等由黑格爾派哲學中流變出來的。康乃爾的哲學系師生動不動就拿「實驗主義」來批評一番，杜威就是他們經常在討論課上批評的對象。胡適說他們雖然唱反調但對杜威仍然十分敬重。胡適因為聽多了這些對杜威及實驗主義的批評，於是他對杜威的學說漸漸地發生了興趣。因而盡可能多讀實驗主義的書。他說：「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我對實驗主義做了一番有系統地閱讀和研究之後，我決定轉學哥大去向杜威學習哲學。」
杜威在哥大，是實驗主義的三位大師中碩果僅存的一位。威廉．詹姆斯卒於一九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那一年他死的時候，胡適正在太平洋上赴美途中。皮爾士死於一九一四年四月，正是胡適在康乃爾哲學系畢業那一年。胡適如果醉心實驗主義，他沒有選哈佛而上哥大是正確的。杜威的著作是胡適所傾慕的，但杜威口才不好，不善辭令。學生都說他是一個poor lecturer，他講課枯燥乏味，他的大弟子史奈德（Herbert Schneider）的回憶就是這樣說的，胡適也有同樣感覺。胡適說：「他講課極慢，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的說下去」，「但是聽講幾個星期之後，我們也就可以領略他那慢慢地所講的課程了。他雖然不是個好演說家或講師，我對他用字的慎重選擇以及對聽眾發表意見的方式則印象極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