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力挽劫為「全種萬世」犧牲，震撼一個時代：《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選摘（2）

譚嗣同的思想有其特殊性，也有其代表性。因為有其特殊性，我們無法以清季知識分子間的主要論戰（如今古文之爭和革命與改革之爭）去界定他的思想；我們也不能以當時的一些重要思想潮流（如民族主義和中體西用的學說）去了解他的心態。因為有其代表性，我們可以透過他的思想看到中國早期知識分子為史家所忽視了的一些思想層面。

譚嗣同的思想主要是來自他對他一生的各種處境的感受與回應。這些處境，大約說來有兩面。一面是生命處境。在上面我曾指出：譚嗣同的一生為死亡的陰影所籠罩，同時也深受由家庭和男女之間的情感糾紛所帶來的痛苦。他思想中的一部分可以說是他在這些生命處境中掙扎時所流露的心聲。這心聲可能是他獨特的心聲；可是這心聲所反映的一些問題則是一般人在生命過程中會或多或少感受到的。

另一面是歷史處境。所謂歷史處境，我在書裡特別提出兩個層面來討論。首先，譚嗣同的思想成熟時期是一八九○年代，那時正是傳統政治秩序的義理基礎開始動搖的時候。譚嗣同的思想加速這動搖和崩潰的來臨，同時也感受到這秩序崩潰以後在思想上所帶來的震撼、混亂和空虛；他開始急切地為中國尋找一個新的政治社會秩序。但是他所面臨的思想危機，尚不只限於傳統政治秩序的動搖。因為傳統政治秩序是和儒家的宇宙觀和價值觀中的一些基本觀念緊緊地纏結在一起的，這些基本觀念如陰陽、五行、天地、四時以及綱常名教等，也是決定儒家的基本認識取向和價值取向的觀念。因此，當傳統政治秩序動搖時，這些基本觀念也自然受到震撼。也就是說，譚嗣同在感到政治秩序瓦解的時候，同時也感到文化價值和基本宇宙觀所造成的「取向秩序」的解紐。這兩種秩序同時解紐，是當時歷史處境的一個特殊形勢。他的思想在許多方面都是反映他在面臨這雙重危機時所作的思想掙扎。他的思想掙扎固然有其獨特的形式，但是這掙扎本身也透露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共同面臨的文化危機。事實上誰又能說這些文化危機在今天已經完全消解？

同樣重要的是譚嗣同對他的處境所作的回應：前面指出，他的回應帶有強烈的傳統傾向，這傾向反映成他《仁學》中的三個重要觀念。首先是他的世界意識。這種世界意識為傳統思想如儒家、道家、大乘佛教所共有。此處必須指出：這些高級宗教傳統都是發源於所謂樞軸時代（Axial Age）。這時代的一個基本思想轉化就是超越種族、階級，以及信仰所造成的各種隔閡，而視全人類為一共同社會。人所以為人，與他的血緣和社會背景沒有關係，而全憑個人努力所能獲致的道德品行和知識能力。這就是此處所謂的世界意識。透過傳統各宗教思想對譚嗣同的影響，這種世界意識變成他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成分。 （相關報導： 余杰專欄：時代還在轉型，哲人已然離去─側寫張灝 ｜ 更多文章 ）

其次是他的唯心傾向。這個傾向在他最早的一篇文章〈治言〉裡就已清楚地顯露。在那篇文章裡，他特別強調儒家政治觀的起足點必須是《大學》裡所說的正心誠意。後來，在他三十歲以前所寫的《石菊影廬筆識》裡，「治心」這個觀念也不時地浮現。三十歲以後，「心」的重要性更加顯著。他在致他的老師和朋友的函件中，大談「心學」，認為中國的一切問題「既由心造，亦可以心解之也」。在他的《仁學》裡，心也是貫串全書的一個基本觀念。雖然當時基督教的影響已經摻雜進來，但他的「心學」主要思想來源仍然是儒家和大乘佛學。他把《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這一套觀念與佛家相宗中的轉識成智的觀念綰合起來，使他認為「心力」不但是個人解脫得救的本源，也是治國救世的要津。

再次是他的超越心態。因為受大乘佛學、莊子、孟子以及張載思想中的神祕主義的影響，譚嗣同視生命為一個從疏離和孤立回歸到渾然為一的真實的過程，這種心態的前提是：宇宙的真實是一圓融無礙的和諧。但個體生命的出現不可避免地造成各種疏離和隔閡，破壞那原始的和諧。因此，生命的最終目的就是化解自我，超越自我，與萬化冥合，回歸到那原始的和諧。

這三種傳統觀念在譚嗣同的生命中熔鑄成一種特有的理想主義精神。他的烈士精神可以說是這種理想主義精神在他生命中的體現，震撼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為早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典型。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這三種傳統的觀念不僅在譚嗣同的生命中熔鑄成一種特有的精神，而且也個別地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中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回響。

首先是譚嗣同的世界意識。這裡必須指出的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界，並未因民族主義的高漲而缺少世界意識。事實上，從譚嗣同所處的轉型時代開始，世界意識與民族主義雜揉混合，是每一個時代思想潮流的特色。五四當然是一個民族主義澎湃的時代，可是《新青年》雜誌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強烈的世界意識。五四以後的中國思想界大約可分為三個主要潮流：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新傳統主義。我們若仔細檢查這幾股潮流，不難發現它們都含有顯著的世界意識成分。當然，這並不是意謂二十世紀的各種世界意識都與譚嗣同的世界意識有衍生關係或契合之處。如前所論，譚嗣同的世界意識大部分來自傳統宗教思想，而五四和五四以後的世界意識，除了新傳統主義的潮流外，則主要是以西方啟蒙運動思想為背景的。但是就超越民族主義而以全人類為關懷的對象而言，譚嗣同在近代思想演變的大方向上，是有其代表性的。

較之世界意識，譚嗣同的唯心傾向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更具代表性。當然，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唯心傾向沒有譚嗣同表現得那樣強烈。但是這種傾向普遍地存在於知識分子中間則是無可懷疑的。從譚嗣同的時代開始，思想改造幾乎是每一代知識分子的共識和共信，便是這種唯心傾向的反映。在五四時代，思想改造這個信念就是《新青年》雜誌的基本前提。五四以後的幾個主要思想潮流，也多有這種唯心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從胡適到殷海光，多多少少都是以思想改造為他們的基本信念。至於現代新儒家，因為他們承襲了傳統儒家以義理為經世的起足點這一觀念，更是以思想改造為他們的政治社會思想的前提。 （相關報導： 余杰專欄：時代還在轉型，哲人已然離去─側寫張灝 ｜ 更多文章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的中國共產主義也有強烈的唯心傾向，而且這種傾向可能一部分是以譚嗣同為淵源的。這裡的關鍵就是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如所周知，毛記馬列思想素以唯心傾向著稱。這種唯心傾向當然與列寧之強調主觀意識有關，但不可忽略的是，毛澤東的唯心傾向早在他變成馬列信徒以前即已出現。根據大陸近年來所發表的資料，我們知道，影響毛澤東早期思想最深的兩位人物是楊昌濟（後來成為毛的岳父）和李大釗。而這兩位都是譚嗣同的崇拜者。通過這兩位的師教，譚嗣同對毛澤東在思想上有影響，自屬極為可能。據說，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因為楊昌濟的提倡，研讀《仁學》和船山學說，成為當時學生中的一種風氣。在毛澤東和他的同學的日記和筆記中，時有「譚瀏陽英靈充塞於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一類的議論。特別令人尋味的是，毛澤東從楊昌濟讀書的時候，寫了一篇叫〈心力〉的文章，為楊所激賞。這篇文章現已不存，但看其題目，可以推想這篇文章很可能是深受譚嗣同的精神感召而寫成的。如前所論，譚嗣同在其晚年書信和《仁學》中，特別強調「心力」這個觀念。因此，毛澤東在當時強調「觀念造成文明」，可以說是譚嗣同所強調的「心力挽劫」的翻版。毛的思想後來當然經歷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他對「觀念造成文明」的強調則始終未變。很顯然，他的唯心傾向追根尋源與譚嗣同的「心學」不無關係。

至於譚嗣同的超越心態，也不是他所獨有，而是中國人心靈中根深柢固的一部分，時時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中浮現。這種心態，分析起來，包括兩種信念：一是個體生命以消溶化解於大生命為歸宿，小我以奉獻於大我為目的；二是這大生命或大我就是宇宙的精神實體。由於世俗化的普遍和自然主義思想的散布，這第二種信念與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主趨格格不入。可是第一種信念所蘊含的大我意識，卻在二十世紀中國的主要思潮裡面留下了很深的痕跡。這些痕跡出現於現代新儒家或新佛學的思想裡，並不足奇，因為他們基本上肯定和承襲傳統的精神信仰和價值；出現在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裡也不足異，因為民族主義所蘊藏的群體意識和社會主義所蘊藏的集體意識與大我意識有相通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大我意識在現代改良主義與自由主義裡也產生了回響。胡適在一篇極具代表性的文章〈不朽—我的宗教〉裡曾強調，個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只有在個人對人類大生命的貢獻中才能肯定；丁文江在三十年代討論他的宗教信仰時，也曾表示個人應為「全種萬世」而犧牲的信念。 （相關報導： 余杰專欄：時代還在轉型，哲人已然離去─側寫張灝 ｜ 更多文章 ）

＊作者張灝（1937—2022）國際重要漢學及思想史研究學家，專長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及政治思想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博士，曾任美國俄亥俄州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經典重新排版，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