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老師的九秩壽慶即將來到，我在二○○九年曾經寫了〈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收入他的八十歲壽慶論文集《文化與歷史的追索》「前言」。那篇文章刊載於論文集，可能流傳不廣，現在增寫該文，訂定新題，為老師的九十歲生日獻壽。增加的文字有兩部分。首先是關於我在前往耶魯大學求學，成為老師的學生之前，對於老師的了解和印象。我在一九八一年八月到耶魯前並沒有和老師正式見過面，但他對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對他也有一些了解。我把這部分寫出來，除了可以算作臺灣知識界對余老師「接受史」的一個樣本，說不定還有有助於大家對余老師的認識。其次，我也對十年前的舊文有所增訂。現在這篇文字可以代表余老師在我心中絕大部分的印象。另外要註明，本文增訂的部分，大多已另行刊載於二○一八年十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陳弱水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識。）
一
第一次聽到余老師的名字，是在電視新聞上。余老師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屆院士，當晚我從電視上看到新聞。我當年正好考大學，七月十六日還沒放榜，但我已知道自己大概會進臺灣大學歷史系，我從來沒有聽過余老師的名字，對他充滿好奇，入學後就留意有關他的訊息。
在我到耶魯之前，余老師對我發生的影響大概有三個方面，先從最重要的說起。余老師的長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於一九七六年一月一連七天在聯合報副刊連載。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我並不知道其他人的反應，但自己深受吸引，記得文章連載期間，我每天一早就從家裡走到北投市場去買報紙，完全處於「先睹為快」的心情。幾個月後，這篇文章的姊妹篇〈「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刊出。很明顯，這兩篇文章奠下余老師在臺灣知識界與人文學術界的影響力與重要地位。
我當時是大二學生。大一下學期時，林毓生先生來臺大歷史系客座，開授一門「思想史方法論」的講演課，我前往旁聽，得知世界上有思想史這門學問，深受啟發，開始閱讀有關著作，其中也有余老師的作品。但〈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兩文性質不同，它們是在專門研究的基礎上以通貫的方式探討中國思想與政治史上核心問題的宏大之作，而且具有現實的意義，對當時很多年輕知識人帶來衝擊。我自己不但被文章中的問題和論點吸引，而且因為我是學歷史的，不知不覺也想把這樣的取向帶入自己的學習與思考。自此之後，我就更留心老師的著作了。
（相關報導：
世界的自由就依賴在這兩位偉大的領袖：《邱吉爾：與命運同行》選摘（4）
｜
更多文章
）
前面說過，我開始接觸余老師的著作，是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刊出之前。我最早接觸的著作之一是《方以智晚節考》—一本有關明末遺民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的研究。我是在當時位於羅斯福路四段口的學生書局發現這本書的。這應該是余老師一本比較冷門的著作，它是考證之作，又是用文言文寫的，我卻深受吸引。這本書文詞優美，而且從余老師何以會發現方以智晚節這個問題，就深具偵探的趣味，考證的終局又有嚴肅的心靈與文化意義，這也是最早啟發我如何進行考證的作品。我讀來興趣盎然，不時跑到學生書局去看，就這樣倚著書架幾乎讀完。《方以智晚節考》是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的，對當時臺灣的大學生而言，香港的原版書有如天價。我不斷站著讀，不知什麼時候，終於狠下心買下來。除了這本書，我還託人到香港買了余老師在龍門書店出版的《論戴震與章學誠》（一九七六），這兩本港版書現在還在我研究室的架上。
主要透過《方以智晚節考》與《論戴震與章學誠》中的論文，我發掘了自己的第一個研究興趣：明清之際思想史。我也閱讀梁啟超和錢穆的經典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同名的兩本書），又根據錢穆《宋明理學概述》的指引，閱讀一些明代中晚期的文集。《方以智晚節考》其實顯現了余老師學術工作的一個特殊風格。這本書寫作的因緣，是再偶然不過了。余老師一九七一年夏天初次到臺灣，無意間聽說學生書局已影印黃宗羲《授書隨筆》問世，老師聽了大感疑惑：黃宗羲此書雖然見於著錄，三百年來無人實際看過，天地間是否曾有此作，也不能確定，為什麼現在能夠出版？後來取得該書，考索後得知，這其實是方以智之子方中履的《古今釋疑》，探討此事過程中，又發現方以智晚節與死節的疑案，老師遂放下考證《古今釋疑》之文，另外撰成《方以智晚節考》這本書。一本書因一篇十餘頁的文章而起，卻先於文章完稿，實在是趣事。余老師的其他研究，也頗有起於偶然事端的，他對陳寅恪、《紅樓夢》、胡適、朱熹歷史世界的探討，都有這樣的性質。余老師對這些課題，偶然發端之後，往往又繼續追索，而終有重大的成果。他不斷透過偶然的機緣迸發出深刻精彩的著述，不能不說是平日素有準備而又習於深思的緣故。
在大學期間，我對余老師另一方面的印象來自他的香港生涯。余老師在香港住過兩段時間，第一段是一九五○至一九五五年，在新亞書院就讀，也活躍於流亡至香港的知識人圈；第二段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當時新亞書院是中文大學的成員校之一，一九七七年始降低位階，校長改為院長）。我大一下學期時，在臺大研究圖書館有系統翻讀臺灣幾十年來被黨國體制壓抑而坊間難以見到的雜誌，如《自由中國》、《民主潮》，我也看一些早期的香港雜誌如《民主評論》、《人生》。我注意到余老師到哈佛大學深造之前，在香港發表了很多文章，出版好幾本書。老師是《人生》雜誌的作者，我在該刊的一張作者合照中看到他年輕清瘦的身影。其實，在一九五○年代，余老師大多數文章發表於《自由陣線》和《祖國週刊》，這兩份是自由派（所謂「第三勢力」）的刊物，因為政治因素，難以進口，臺大幾乎都沒有收藏。
余老師香港時期的著作主要討論民主、自由、平等、文明、革命等問題，我沒有讀過書，也許看過幾篇文章，但光從書名和文章題目，就可以看出他的基本關懷和價值取向，他思考中國變局與馬列主義的關係，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余老師發表作品，除了本名，最常使用筆名「艾群」，我猜「艾群」是「愛群」的諧音，透露了他關心人群集體命運的心情。根據余老師的著作目錄，僅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五這三年間，他就在香港出版了六本關於近代西方文明與民主問題的書籍，這是非常驚人的，因為他當時正在中國典籍和歷史方面下工夫，也參與雜誌和出版社的編務。這些著作大概都是在深夜不眠中寫出的，除了青年的體力以及賺取稿費謀生的壓力，對真知和理想的追尋也是支持這項工作的動力。
（相關報導：
世界的自由就依賴在這兩位偉大的領袖：《邱吉爾：與命運同行》選摘（4）
｜
更多文章
）
我進大學時，余老師正在擔任香港中大新亞書院校長，我因為特殊的個人機緣，從小有閱讀香港報章、雜誌的習慣（但進口管制甚嚴，能看到的很有限），因此偶爾就在臺大圖書館翻覽新亞書院的院刊《新亞生活》，了解了余老師的一些動態。事有湊巧，二○○九年四月，我到中文大學歷史系履行我擔任該系外部監察員（external examiner）的職務，歷史系安排我住進一間校內的招待所，剛好就是余老師擔任新亞校長時的寓所，我特別告訴了老師和師母這件事。這間房子現在已拆除，原地成為伍宜孫書院的一部分。
我到耶魯之前只看過余老師一次。那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八日，他暑假來臺，當天在臺北重慶南路二段現在中華文化總會的大樓舉行演講，主題是清代學術，我前往聆聽。到場的人很多，我的座位在相當後面，遠遠地看余老師，感覺面目有些模糊。演講的主持人是屈萬里先生，余老師演講結束後，他給了幾句結語，主要的意思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雖然出國前沒有機會和余老師見面，他從臺大的一些師長、學長間對我有所聽聞。我在金門服兵役時，他託人帶話，表示我如果考慮留學，可以申請耶魯。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緣由。
二
我是從一九八一年秋天到一九八七年春天在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從學於余英時老師的。一九八七年秋天，余老師轉任普林斯頓大學教職，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大約完成百分之六十。余老師離開耶魯後，我一面受聘教授他負責的課程，一面繼續寫作論文。我的論文在一九八七年底完成，授課則至一九八八年春天。我一共從學於老師六年半，其間在耶魯大學相處六年。
耶魯大學在康乃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新港是個小型城市，位於紐約市地方交通網的北方頂點，搭火車到紐約大約一百分鐘。由新港往北，距離余師原先任教的哈佛大學車程約三小時，回頭往南，越過紐約，離普林斯頓大學也是差不多的車程，耶魯剛好在哈佛、普林斯頓兩校間的中點。就工作地點而言，余老師是一路往暖和的地方移動。耶魯雖然是名校，跟哈佛、普林斯頓相比，位置比較孤立，哈佛在波士頓郊外，普林斯頓接近紐約，來往的人都相當多。耶魯的孤立造成小型學術社群的氣氛，在其間，師生、同學關係易於密切，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和余老師共處，受到無窮的益處。
回想起來，我跟老師接觸最密的時段大概是在耶魯的第三、四年。我到耶魯的前兩年，忙於適應環境，鍛鍊語文，花很多力氣在歐洲史的課業上，跟余老師在課外的接觸不算特別多。從第三年下學期開始，一方面由於準備博士候選人資格考，一方面因為自己求知的需求，幾乎每星期都跟老師見面一、兩個小時，談話的內容絕大部分在學術方面，這樣的日子可能持續將近兩年。不少人知道，余老師慣於在晚上進行研究寫作，直至深夜凌晨，他在耶魯期間，除了有排在上午的大學部講演課（每隔一學期一門），通常在中午前到校，下午上討論課，處理事務，會見學者、學生。我跟他應該多是在正規的會客時間（office hours）之外見面，這樣才能久談。我自己教書以後，才了解這種情況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謝他的慷慨，也覺得自己很幸運，在一九八○年代前半，耶魯中國研究領域的研究生不多，才使我有可能佔用老師那麼多的時間。
（相關報導：
世界的自由就依賴在這兩位偉大的領袖：《邱吉爾：與命運同行》選摘（4）
｜
更多文章
）
在我和余老師的談話中，政治有時也是話題。老師常說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他對重大的政治問題是很關心的，也很有洞見。老師從來沒在臺灣住過，我談的一些事，表達的一些看法，或許對他有過幫助。老師也會談民國政治，談中共，我也受益。老師有極深的民族情感，我親眼見過這種情緒的表達，但他對政治實態有很清明的觀察，也有他的價值取向，因此能夠穿透表象和宣傳，不為民族主義所輕惑。這也是他幾十年來基本立場一直堅定不移的原因，即使一九七○年代前期保釣運動風起雲湧，牽動了多少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學生，余老師仍然沒有因之搖擺。
除了單獨會面，最主要和余老師接觸的機會是上課。在老師的學生當中，我最特別的經歷就是長期擔任他的助教。在老師工作過的學校，不算密西根大學的話，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之中以耶魯最為重視大學部教育，起碼在一九八○年代是如此。它有完整的助教制度，所有大學部的基礎課，不管修課人數多少，都配有助教，專門的課有時也有。我到耶魯的第二年就擔任老師的助教。其實，以我當時的英文能力以及對美國了解的程度，都不足以當此任，但余老師原來的助教Kandice Hauf 學長因故無法續任，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上。老師找我任此職時，我也看得出他的為難，這件事後來勉力撐過，也奠下我爾後長任助教的基礎。我一共擔任過余老師三或四次的助教，記得除了一次是「中國思想史」（Chinese Thou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他都是傳統中國史的導論課（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透過一再聆聽老師的講演課，我得知他對中國歷史有著通貫的了解，這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往後我自己做研究，無論課題有多專門，很自然就會考慮起這些課題或所牽涉現象的各種歷史意義。
跟余老師接觸，還有一個令我深為懷念的時機，這就是到老師家聚會談天。我在耶魯就學期間，年節時分，余老師和師母陳淑平女士往往邀請學生和同事到他們家過節，有時大群人，有時小群，年節則包括感恩節、耶誕節和中國農曆新年，都在冬日，老師的兩位女兒也常加入聚會。其他時候我也有些機會到老師家，例如我在耶魯前兩年時，當在哈佛的黃進興學長前來找老師，我跟在耶魯的康樂學兄也會一同前往。余老師住在距離新港約二、三十分鐘車程的橘鄉（Orange），聚會多在晚上，從新港到橘鄉之間有路燈的地方很少，往往漆黑一片，我開著車，感覺車燈就像神奇的挖路機，從寒林之中開出一條通往余府的路。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婉窈以及康樂、黃進興一同前往，談話一定到深夜，然後盡興而歸。談話的內容無所不包，但往往有嚴肅的課題，我也在談聽之中得以成長。譬如有一次觸及「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問題，老師立刻強調，文化是為生活而存在，而服務的，不能顛倒過來，讓生活屈就文化。即使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還是個值得人們省思的洞見。如今，康樂兄已經長往，除了有不勝今昔之感，我也覺得，學術文化和人間其他種種一樣，都是集體的事業，同世代中有人早走，後死者就多做一些事吧。
（相關報導：
世界的自由就依賴在這兩位偉大的領袖：《邱吉爾：與命運同行》選摘（4）
｜
更多文章
）
在耶魯時，余老師在我心中最鮮明的影像是，他是一位深刻、博學而充滿活力的知識人、學者。這是他創造力爆發的時期，他的許多重要著作都寫於這幾年，以下是其中篇幅較大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這段時期的作品有的原為單獨刊行，後來都集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二書之中。在耶魯時期，余師也發表了一些英文論文，其中有兩篇他未曾改寫成中文稿： “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以及收入劍橋中國史第一冊秦漢卷的“Han Foreign Relations”。後面一篇應該是在七○年代寫就，出版已在一九八六年。就對余老師學術生涯的了解而言，這些著作有的是他青年時期漢史研究的持續，有些是中年早期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的擴展，有的則是新開創的課題。關於後者，最明顯的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本書除了本身的原創性貢獻，也開啟了余老師後來對於商人文化、明清儒學轉向的研究。透過對胡適、陳寅恪的探討，他也開始大量撰寫有關中國近代思想的論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這原係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夏威夷國際朱子學會議提出的論文，於一九八六年正式刊布。這是老師第一篇關於朱熹的著作。在我的印象裡，他為寫此文重讀《朱子語類》，應該至少是他第二次讀此大著。余師後來會有《朱熹的歷史世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問世，背後是有極深的積蓄的。
我在耶魯，親身觀察到余老師勤奮澎湃的寫作歷程。老師常跟我談論他的研究構想，有驚奇或得意的發現，或研究中出現趣事，他也會特別告訴我，我也見過他因思緒深陷問題而略為恍惚的神態。論文完成，我常可拿到稿件，先睹為快，偶爾表達自己的看法。我記得曾多次細讀老師的英文文稿，領略當中的見解和論證之外，也趁機揣摩英文寫作的要領。這些稿件，有的在很長時間內都未發表，現在應已全部收入他於二○一六年出版的的兩巨冊論文集：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在耶魯追隨余老師的六年，我自覺像是從後台看到了一場絕妙的學術好戲，且不論受用如何，問學之樂，論學之樂，此生恐難再。
世事如夢，我雖然在耶魯度過了充實的求學生涯，其間的細節大都已隨時光化去。現在試著捕捉關於余老師幾件印象極深的事。有一次，我以助教的身分去上他的大學部講演課。當時老師剛從臺灣回來，課後他告訴我，他這次到臺灣，在去程的十七小時旅途中，一口氣讀完Hannah Arendt 的The Human Condition，空中小姐覺得很奇怪，哪有人坐那麼久的飛機不休息的？余老師應該是坐頭等艙，服務人員很清楚他的動靜。他以聊天的輕鬆口吻告訴我這件事，我聽了卻大吃一驚，The Human Condition 是一本三百多頁的思想巨著，余老師在一次飛行中就通讀此書，實在反映了他在求知思考上的超人動力。
另一件事發生於我在耶魯的第四年，可能是上學期。當時在成功大學任教的張永堂先生來耶魯歷史系擔任訪問學人，一天我和他以及余老師一起進午餐。老師的辦公室在研究生院大樓（Hall of Graduate Studies, 簡稱HGS）三樓，他通常在大樓外York Street 的一家餐廳吃簡餐，我們那次也在這個地方。席間不記得張先生問了什麼，余老師回應之間說了一句話，意思是「我每天都在想問題」。我聽到楞了一下，心裡想，這話是不是說得有些隨意，沒想到張先生立刻反問：「你是說每天都想問題嗎？」重點在「每天」二字。老師正色作答：「是每天，我沒有一天不想問題的。」這一句「夫子自道」讓我真正認識到，他的學術生命是什麼樣的狀態。余老師向來主張學思兼顧，但從對他的觀察，我感覺，要有真知灼見，「思」的相對重要性可能還是高一些。當然，這個「思」不能是個人鑽牛角尖，而必須帶有嚴肅的自我省視的習慣和能力。
（相關報導：
世界的自由就依賴在這兩位偉大的領袖：《邱吉爾：與命運同行》選摘（4）
｜
更多文章
）
再來談印象最深的一堂課。這是我在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後旁聽的課，課名叫「中國史學」（Chinese Historiography），是傳統中國史領域的研究生基礎課。這門課我一到耶魯就修了，不知為什麼後來又去旁聽。這門課通常上的人不多，但我旁聽的那一次卻有不少人修，可能大多是歷史系之外來的。課上唸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同學們各自選擇條目，上課時大家一起閱讀、討論。余老師事前大概沒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他就臨時看。有一次，他跟著大家讀，碰到窒礙難通處，他發現是趙翼錯了，誤解了自己所引的材料，老師並由此得出正確的答案。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廿二史劄記》是一部學術研究集，我們閱讀這樣的著作，通常跟隨作者的理路走，余老師卻一面閱讀，一面照顧到趙翼所引文字的自身義涵，很快發現問題，立刻予以解決。這個「現場考證」的展示帶給我很深的啟示。最主要的啟示是，人文學者做研究最終要依靠自己的心和頭腦，應該隨時處在嚴謹、具有批判性的狀態中。
剛剛提到我一來耶魯就修老師的「中國史學」。當時修課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學，就在老師的研究室上課，兩人有自己的材料，輪流主讀。我選讀《史記》，以「太史公曰」的部分為主。讀的速度很慢，功用主要在培養歷史研究的基本能力，在我而言，也開始訓練如何使用英語討論中國學術問題。記得有時我提《史記》中的一、兩句話，余老師就接著唸出一大串，讓我驚羨，看來他對某些基本典籍頗有成誦的能力。
對於老師的性格，我也有一些觀察。他名利心淡薄。從世俗的觀點看來，他是位成功的人，但成功者也有選擇的問題，當機會來臨時，他都是選擇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有利的路途。而且對他而言，選擇並不困難。他的決斷力很強，能按自己的性情做事，少受外界影響。他性格上的另一個特點是從容，能夠涵泳學海，順其自然。他對我治學的指導意見，常常就是要「從容」，「厚積薄發」。「從容」我難以做到，至於「厚積薄發」，經過在學術路上跌跌撞撞幾十年，也能體會其重要性，看今後是否能再多找時機，強化基礎。
另外，老師和師母也都是古道熱腸的人。不久前無意間在網路上看到民運領袖、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家祺）先生的文章〈訪問余英時教授隨感錄〉（二○一七年九月四日）。文中說：「余英時的著作充滿理性，但他的為人真摯熱情」，並舉出見聞（包括師母）。確實如此。嚴先生這段話讓我想起一件事。我在耶魯留學前期，余老師負責的歷史系傳統中國史和中國思想領域先後來過兩位附讀生—耶魯稱為「特別生」（special students）。這兩位是碩士級的學生，他們大約都是出於對「東方」的嚮往來耶魯上課，但並沒有相關的知識基礎，很難留下來成為正式學生，後來也的確如此。余老師對他們兩位非常親切。有一次我和老師談話，不記得因為什麼事提到其中的一位，余老師說我們要幫助他，人家有需要，我們就要幫忙。我當時的心理，大概是感覺這位同學上課說話不著邊際，對他有點煩，余老師的話猛然點醒我，也讓我深為感動。
余老師從二十餘歲開始投身學術，待過的機構、接觸過的人很多。他在耶魯治學、生活的樣貌，聞見的人則比較少。我雖深知記憶的不可靠，但還是勉力追思往事，盼有助於補充大家對余老師的認識。
＊作者陳弱水，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並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著作《人文與民主的省思》（允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