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復觀  

我和翟志成首先結的是文字因緣。七十年代初，我在報章上讀到一連串翟志成寫的有關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翟志成曾親身經歷文革煉獄，目睹過文革時期各種非人慘烈的暴力行為，他寫出來的文章，血和淚流，讀來震撼人心。我開始與他通信往來，以文會友。

勞思光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只因為他從來不是只在象牙塔中做學問的人，他時刻關心中國、香港、台灣的政治變遷。

「《七十年代》怎麼樣呀？」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期望）。

「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就在梅貽琦病情暫時穩定，生命迴光返照的日子，最後一次住進臺大醫院特一號病房的胡適，也在醫務人員緊急施救中掙脫了死神召喚，重新站立起來。時梅貽琦在臺大醫院特二號病房住院達近十個月，此次胡適患病，入住臺大特一號病房，與梅貽琦的特二號病房對門。一對甘苦與共幾十年的老友，想不到竟在這樣的場合，以無可奈何的方式聚會，無論是胡、梅，還是身邊的親友，皆不勝唏噓。

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就知識分子的角色而言，就是爭取做為異端的權利的歷史。在專制獨裁統治下的漫長歲月中，傑出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扮演異端的角色。基於這種理解，使我十年來，對歷史上迫害異端的事件，以及當代異端知識分子受難的命運，保持高度的關注。

思想史家徐復觀在去世前夕，曾替自己預設墓碑上的文字：「這裡埋的，是曾經嘗試過政治，卻萬分痛恨政治的一個農村的兒子——徐復觀。」與那些終身都不曾進入政府核心機構的在野知識分子不同，徐復觀在壯年時期被蔣介石看中，以少將參議的頭銜派駐延安，又曾擔任蔣介石的机要秘書，有機會上達天听、參與樞機。然而，「最是傷心近高樓」，以徐復觀剛直峻急的性格，自然不適合政坛的氛围。遷居台灣之後，他主動疏離權力，授課東海大學，埋首故紙堆，整理思想史，卻仍然無法與政治完全「一刀兩斷」。

最近朱天心出版《三十三年夢》，因為臧否了臺灣文壇同代不少人物，引起議論，也算是茶杯裡的風暴吧。無論如何，胡蘭成仿如幽靈般對朱家兩代人的影響，堪稱臺灣的特殊現象。

據傳台北情治人員當年在孫立人官邸搜到一份由徐復觀寫的反蔣聲明，但真實性存疑。徐和孫曾有一段被塵封的關係，孫當時常發牢騷，徐安慰他。徐因文章得罪蔣而被開除黨籍，孫因「兵變案」而遭軟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