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怡專文  

我們走出來，不是因為覺得有希望，而是沒有希望也要走出來；不是因為相信人多就可以成功，而是不成功也要走出來。

中共和林鄭政權都低估了反對力量。但想不到全港大部分年輕人奮起，扭轉局面。

腐敗是這個政權執政的基礎。以法治國，以德治國，都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國才是實情。

怎樣看梁天琦？自愧不如。怎樣看梁頌恆、游蕙禎？自愧不如。對敢於以卵擊石的向強權抗爭者，無論他們多麼錯誤，我都永感自愧不如。

港獨言論本不受社會關注，絕大多數香港人都覺得不合實際，經梁振英推廣，卻成為年輕人的重要思潮之一。因此，有人將梁振英稱為「港獨之父」。

人性本貪，經文革「殘酷鬥爭」和改革開放後「一切向錢看」的洗禮，不少大陸人尤其是貪的極致。香港有綜援可拿為什麼不拿？有公屋可住為什麼不住？跟公安當局買個單程證，或花錢來個假結婚，計算一下還是有賺。

他在任五年，摧毀香港核心價值、以共幹手法施政的惡行罄竹難書。

在專權政治的逆向淘汰中，一個人只要有「才智」這一個特質，就不可能被提升到重要職位。

香港久違地重返到了世界史的前台。照此下去香港就會完蛋地崩潰，或至少有存亡的危機。危機的根源是香港中國化與對此反彈的高漲本土意識的兩者對立。

「我反對這樣對（大陸）遊客，但高官們有否想過是甚麼事，甚麼政策和甚麼人將香港人逼瘋了？」─香港歌手黃耀明

港人感情大翻覆的主要因素不在對中共政權的反感，而是中國自經濟起飛後，其惡質社會所產生的暴發戶對香港人生活的侵凌。

中國在全球化之下成為世界工廠，發票、論文、證照…什麼都能賣，地下經濟蓬勃，香港就成了大陸人的洗錢天堂。

中共政權比滿清還不如。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在100年前說過的一句話：中國是一切規則的例外。

我在年輕時就喜歡中文對聯，收集、背誦，與朋友談論，甚而到了著迷的程度。在回憶錄中，如果不談一下對聯，不講講我2007年在副刊中談聯語所引起的迴響，就覺得缺了一角。

就如同胡耀邦，在文革後掌權儘管顯得比較開放，但在1985年接受陸鏗訪問時說，中國的經濟強大了，國防力量強了，台灣若還不願意統一，「那就要帶點強制性了」。

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傳來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中共顯然要及時否定董建華使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決策。

董建華辭職文稿中一句是：「我鞠躬盡瘁，從未敢有一日懈怠。」讀中國歷史，見盡數十年中國的政治變遷，我最怕見到掌權者的「鞠躬盡瘁」。

香港另一個在九七前地位超然的機構是廉政公署。

習慣用左手的人，你要他用右手，即使能勉強用一時，但最終還是會用回左手。

主權轉移不到兩年，專權政治就開始撼動香港獨立司法了。有了第一次，就會忍不住食髓知味。

有親中共背景的香港《經濟日報》在7月18日以「李怡不走了！」為大標題，刊登了對我的全版訪問，以我作為標準，顯示香港人對主權轉移後的信心。

他說的「統一有什麼好，不統一有什麼不好」這句話，破除了我當年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迷思。

經歷過中國文革的人，對美國這個新邪教造成的悲劇，不能不感到有類似的體驗。

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對民主派來說，紀念六四、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很「愛國」了。但這樣「愛國」，中共是不算數的，反而把支聯會說成是「反中亂港」組織。

我不再反英、反殖，但也不是親英、戀殖，只望這個無法複製的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可以維持下去。

文革期間翻山越嶺逃來香港的學者翟志成，曾講過他當年逃難的心情，當他走到精疲力盡而仍然未到邊境時，他根據從小在大陸學的歷史常識，忍不住想：為什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若多割點地，我不就可以早些到邊境了嗎？

想到港英時代的高官，我就會想到張敏儀。她不是最高層的官員，其他官員也未必像她那樣有人情味，重友情，平易近人。不過，主權轉移之後，我肯定香港管治層不會再有另一個張敏儀，永遠沒有。

回程時經莫斯科，我自費在那裡留幾天，再乘德航經法蘭克福回港。想不到這一旅程竟是一次漫長、困乏的驚險之旅。

「如果我做了毛主席，這條村子的大糞就全是我的了！」

辦報人直接參與政治，是個性剛直的表現，也是脆而易折的因素。

報刊的老闆只有一個，就是讀者，廣告客戶不是我們的老闆，政商巨頭當然也不是。

「君主政體就像一艘航行順利的商船，但有時會有一位胡搞的船長把船駛向礁石堆中令船沉入海底。共和政體猶如一排竹筏，順水漂流，從不下沉。但，竹筏上的人，腳總是要濕的。」

1990年中文金曲頒獎禮，與亦舒一起做頒獎嘉賓，頒給陳百強的《一生何求》，最後一句是：「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是同一的。是共業的。四十週年後，暴力主義傳統又繼續橫行了三十多年。林教授所說民運期間一度是「最好的東西」，再也喚不回來了。

講到八九民運與六四屠城，事件本身已經有太多書、太多敘說了。我的回憶只就對我的影響和記憶最深的片段來談。

「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

引言：黃春明在新加坡跟我說，如果我去台灣，不要驚動新聞界，他在機場就把我載走，離開台北，直趨中南部農村，那才是真正的台灣。他的建議深合我意。我不太喜歡熱鬧，而喜歡田野、大自然和對民情的觀察。可是，曾經被台灣情治單位稱作「李匪怡」之人，第一次到台灣訪問，就這樣在機場溜走，未免予人以神秘之感。

那幾年，是海峽兩岸都向開明之路邁進的時期。這種開明走向，也使敵意逐漸減少。

勞思光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只因為他從來不是只在象牙塔中做學問的人，他時刻關心中國、香港、台灣的政治變遷。

「日後非我能操縱。不論赴湯蹈火，也只是盡我所能。如果你叫我和中英對抗，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後盾，沒有選民。如果你認為有什麼我應該做得到的，而我未做，希望你隨時告訴我。我一無所求。只是在這個位置上，要對得起香港人。」

一國兩制的最根本問題安在？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一黨專政，豈容香港這另一制的人民權利去分薄它的國家權力呢？

江南案或者可以說是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里程碑。事件的複雜性也使我們這個獨立媒體受到考驗。

這篇短文，把不相干的中國人、外國人、交響樂、公廁、核電扯在一起，正正是以民族主義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的典型例子。

「《七十年代》怎麼樣呀？」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期望）。

「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我不但沒有把這段「掃地出門」的經歷寫出來，而且還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在論政時有個人的情緒因素。

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把財產移往外國，卻叫香港人愛國，去大灣區謀生，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這就是「以理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