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
失敗者回憶錄22：燕子來時
23歲時寫過兩篇以舊日北平為背景的散文，題目是《憶楓》和《憶燕》。說是散文，也像是小說。以一個小女孩子的第一人稱，寫童年故事。發表於1959年，幾年後收進我的第一本書《晨星及其他》中。書早絕版了。我留有一本，近日重讀這兩篇，腦際又響起古老的呼喚。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城南舊事》，也是以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那時的北京，她的北京故事比我生活時早十多年，但古城風貌依然。那時代在那兒生活過的人，大概總有些「舊事」縈懷。
《憶楓》講一個叫小紅的女孩，與少年玩伴「楓哥」的友誼。北平秋天紅艷艷的楓樹，和拾起落在地上的楓葉，在故事中穿插。楓哥是鄰家女傭的兒子，比小紅大兩歲，人寬厚，知識廣，讓小紅佩服。楓哥因家貧而不得不輟學，要離開北平到外地當學徒。走前與小紅去了近郊的香山，那裡以滿山紅葉聞名。他們從落葉中嗅到了前所未知的香味，終明白為什麼叫香山。楓哥給小紅留下一封信，送她一片最紅最大也最完整的楓葉。小紅把它夾在她最愛的《唐詩三百首》中，帶到了香港。
《憶燕》開頭寫：北國春寒料峭，即使冰雪溶解，樹芽新綻，還不能脫下棉衣，只有當燕子在屋簷下呢喃，才可以確信大地告別了寒冷。燕子帶來春天，是希望的訊息。一雙燕子在小紅家屋簷築巢，每天雙雙飛出去覓食，有一天只有雄燕出外，媽媽說那是雌燕懷孕了。又過些時候，小紅見到兩隻幼燕張大嘴巴去迎接爸爸叼來的毛蟲。小紅與哥哥好奇，搬來梯子爬上去看,想不到把雌燕嚇得飛出燕巢，在屋簷下哀鳴着亂飛，不小心撞到屋樑，像斷線風箏似落在地上。小紅和媽媽把牠撿起，放回燕巢。其後，似乎沒事了。燕子爸媽帶領兩隻小燕飛翔。秋冬來了，沒有了呢喃聲音，燕子一家飛往南方避冬了吧？然而，一天早上，小紅又聽到呢喃聲，她到外面看，燕巢上露出那一雙大燕子的頭部，牠們沒有離去，在淒涼地鳴叫。天氣越來越冷，過年前幾天，屋外的水缸都結冰，燕子的哀鳴也停了。媽媽爬梯子去看，兩隻燕子相擁著凍僵在巢內。媽媽把牠們拿下來，發現雌燕翅膀有一根骨頭折斷了。那是牠撞到屋樑受的傷，牠自知耐不住長途飛行被迫留下來。雄燕陪著牠，一起死亡。小紅十分內疚，這是她人生第一聲嘆息。
我「不悔少作」的文章很少，這是我於今重讀仍覺心靈觸動的兩篇。寫作時，北國的風貌，漫山紅遍的楓葉，屋簷下呢喃的燕子，童年的友伴，在我離開十年後仍然盤旋腦際。其後，我再也沒有寫過這類追憶舊日風情的文章了。
少年時在上面奔跑的舊城牆都拆掉，已無影無踪。離開時天安門掛蔣介石像，現在掛了毛澤東像。天安門城樓前面的長安街，馬路寬闊得讓人恐懼。廣場新建了幾座蘇聯式四四方方的大型建築，那是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加上一個「人民英雄紀念碑」，與古樸的天安門城樓相對。宏偉嗎？還是覺得中國古城樓被蘇式建築侵蝕？
我那時想，也許舊時風物在新社會要被淘汰吧。燕子僵死了，古老的呼喚，是否也要拋棄？但是接下來，就越來越顯示拋棄傳統付出的高昂社會代價了。
燕子到北國，帶來春天的希望。想到梁啟超集宋詞句而掇成的著名對聯：
「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
失敗者回憶錄23：在左翼思潮下
我進入左派學校香島中學所接受的教育陶冶，形塑了青年時代的我，並以這樣的思想、身份、面貌走進左派文化圈。
1948年春，我們一家告別北平，在上海稍作停留，再坐載客輪船經數日航行到香港。之後六年，即從我12歲到18歲，我所接觸到的中國局勢的消息，所閱讀的中文書，包括那時候廣泛流傳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作家作品，中共延安時期的作家作品，艾思奇著的通俗簡明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讀物《大眾哲學》，我進入左派學校香島中學所接受的教育陶冶，形塑了青年時代的我，並以這樣的思想、身份、面貌走進左派文化圈。
那時候當然不知道，新文化運動以來左翼思潮的氾濫，包括文藝創作和思想理論的傳播，它的社會意識基礎，是國共兩黨在政治上的主導和鬥爭，並共同扭曲了北洋時期和汪政權南京政府時期的真相所形成的，也是在日本侵華的背景下，愛國主義的救亡意識壓倒了啟蒙、社會主義新思想壓倒了自由主義的傳播所導致的。總之，我和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少年一樣，被這種左翼思想洗腦了。
近日接到《九十年代》時的專欄作者殷惠敏的來訊，他介紹我看兩本書，一本是今年98歲的老記者龔選舞的回憶錄，另一本是南京曉莊學院教授邵建在台灣出版的書《倒退的時代》。殷來訊說：「汪精衛治下的上海、南京，龔選舞的回憶錄有細緻深入的描寫。1946年審判漢奸戰犯時期，他是剛出道的《中央日報》記者，在審判汪政權的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時，他進入南京高院特別審判庭去聽審、採訪。據他說當時數以萬計的老百姓在庭外為周聲援，周答辯時一番爲了百姓生存福祉的慷慨陳詞，也令庭内旁聽者爲之動容。龔不能不承認，那是『人心思漢（奸）』。他看得心驚膽顫，當晚寫稿時，也曾閃過學洋人的新聞報導一五一十和盤托出的念頭，最後還是秉持了『春秋大義』。龔自己也承認，如果他做了如實報導，一來恐怕無法登出，二來可能提早三十年就被炒魷魚了。」
《倒退的時代》有一段講自由派學者周德偉1937年同汪精衛就抗戰問題談過兩次話，汪當時擔任國民黨政治會議主席，多次發表主張議和的言論，受到中共和左派的攻擊，周問他為何不稍作緘默。汪回答說，「日軍實力及裝備均遠優於國軍，故國軍每戰必敗，國際聯盟及英美只作壁上觀，……左傾分子，高唱抗戰，實欲師列寧故智，以德軍之力量消滅沙皇之俄軍，然後奪取政權。共產黨亦欲假日本軍隊之手，消滅國軍，然後奪取政權，再圖後計。……共產黨之為禍，更甚於日本。余不忍孫先生之事業毀於一旦，故余寧跳火坑以救國。」
日後歷史證明了汪精衛的先見之明。中共果然成功地「師列寧故智」，而且毛澤東還因此感謝日本侵華呢。
據周德偉的兒子說，他父親抗戰後，在上海理髮，隨口問理髮師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評價，這位居住在淪陷區的理髮師說了十個字：「蔣介石愛國，汪精衛愛民。」汪政權的成立，使淪陷區人民減少了日軍的破壞和擾亂，汪政權的「保境安民」，淪陷區的人民是感受到的。
國難當頭，「愛國」與「愛民」孰重？見仁見智。中國古代典籍說：「民為邦本，本固邦興」，「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不重人民的權利、福祉，如何能固國興邦？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