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臥薪嘗膽的延安精神，也難逃權力腐化的宿命

中共建政之初，許多人看到中（共）國的朝氣蓬勃，欣欣向榮，大陸許多知識人都滿懷希望地想建設新中國；香港左派也甘願在社會邊緣為「愛國事業」打拼，甘願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懷抱著「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理想。

失敗者回憶錄08：那個時代

「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邱吉爾的話，是我寫《失敗者回憶錄》的主旨。

我不是以有勇氣而自豪，相反地常以沒有足夠的勇氣而自責。在前述的生活遭到強權的重擊之下，我仍然留在左派的圈子，就是在生活和事業的壓力下缺乏勇氣擺脫桎梏的軟弱表現。軟弱的另一面，就是沒有勇氣否定自己的過去，沒有勇氣深刻檢討長期形成的思想和價值觀是否有問題。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氣。

現在的中青年人，多不理解老一輩人為什麼會如此執著於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何以在共產黨暴露出極權面目之後，還不離開它的權力範圍？實際上，只要想想中共為什麼會成功？國民黨政權為什麼會在大陸潰敗？為什麼當時絕大部分頂尖的知識人和作家會在內戰期間支持中共，反對國民黨政權？為什麼國民黨之外的中國大部分政黨都投共？為什麼許多海外知識人投奔中共國，睿智如陳寅恪來了香港還會再回大陸？想想這些問題就大體明白當時的社會狀況。

相對於那時代的人，我是晚一輩了。但那時代的社會意識在我成長期中還沒有變，我仍然深受其影響。那時候多數人的親共，不是因為可以得到任何政治或經濟利益，不是為了攀附名利，而是有社會政治意識的根源。中共建政之初，許多人看到中（共）國的朝氣蓬勃，欣欣向榮，大陸許多知識人都滿懷希望地想建設新中國；香港左派也甘願在社會邊緣為「愛國事業」打拼，甘願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懷抱著「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理想。

中國在滿清末期，就開始從西學中引進了自由、法治、民主、科學的啟蒙思想，但啟蒙還在萌芽階段，就被外侮激起的民族主義救亡意識蓋過。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潮，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思想的傳播。另一方面，俄國十月革命後蘇聯崛起，社會主義思潮在全世界風行一時，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不但呼應了中國古哲的大同理想，更被進步人士認為將古哲理想變成可行的現實。孫中山的國民革命，邀請了蘇聯顧問，並將三民主義變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予以實踐。當時的知識人，鮮有不沾染社會主義意識的，沒有哪一個知識人認為：人應該不平等，應該有貧富差異，應該容許人剝削人。以社會主義去救中國，是那時代的社會思潮。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盲從太危險─「遵命文學」遵誰的命？ ｜ 更多文章 ）

將人人平等的烏托邦理想，變成似乎可行的現實，俄國依靠的是列寧式政黨的領導。所謂列寧式政黨，就是黨中央由少數的職業革命家，組成緊密的小組織。實行所謂「民主集中制」，意思就是中央願意傾聽黨員及大眾的意見，這就是所謂「民主」；但是統一由中央發佈各項命令，全黨無條件服從，此之謂「集中」。入黨需經嚴格審查，入黨後，下級服從上級，沒有個人意志，是鐵律。列寧式政黨另一個特徵，是崇尚暴力的強制性，以黨領軍、以黨領政以及一黨專政。

國民黨按照蘇共模式，改造成非完善的列寧式政黨，中共則完全繼承列寧式政黨組織，1923年國共合作，北伐推翻了自辛亥革命後建立的最能體現法治、自由和小政府的北洋政權，然後國共兩黨開展了數十年的聯合、鬥爭。最後國民黨政權潰敗遷台，形成台海兩岸對立的局面。

救亡至上，救亡壓倒啟蒙，平等至上，平等壓倒自由，是那時代進步人士普遍的民族意識。也是中共1949年建政的社會意識根基。

我在成長過程中，從現實，從書本，也不斷積累這種意識。可說已深植腦中。

（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7日）

失敗者回憶錄09：扭曲的歷史

我自小成長在國難中，無論現實還是文化氛圍，都接觸不到對「社會主義救中國」深入批判的思想。

我們不能用現在已經擁有的眾所周知的資訊，去質疑當年的歷史，質疑當年人們為什麼沒有那樣的認識，那樣的覺悟，會允許發生那樣的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次年蘇俄即發布宣言，放棄其在華一切利益，得到中國社會普遍好感，孫中山提出「以俄為師」的口號。但蘇俄沒有兌現承諾，反而在外蒙古和中東鐵路問題上不斷侵犯中國利益。

十月革命後，全世界興起社會主義熱潮，4年後中國共產黨成立，再3年國民黨進行改造，聘蘇聯顧問建立列寧式政黨，採取「聯俄容共」政策，成立黃埔軍校，由中共的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準備北伐，以武力推翻合法的民國北京政權。當時全世界許多知識分子被社會主義理想迷倒，中國亦籠罩在這股追求平等的思潮中。

1911年辛亥革命後，次年成立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到1928年被北伐戰爭推翻，民國北京政府維持了17年。北伐戰爭的中途發生國共分裂，但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對民國北京政府都是極度醜化、妖魔化，稱之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所有歷史書寫、課本、書籍、影視，北洋政府都脫不了「軍閥混戰」、「野蠻無知」、「壓榨百姓」的形象。

歷史真相被扭曲了幾十年，直到2012年，河北大學教授王鐵群寫了一篇長文：〈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他指稱「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 17年，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其民主程度雖比不上今天的台灣，但卻是20世紀中國最民主的時期。

民國北京政府的總統和國會均由選舉產生，建立並認真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不是中央集權，而是地方自治。地方官員非中央任命，而是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中央與地方清楚劃分財權與事權。

那17年也是中國大陸的學術、言論和結社最自由的時期，大量獨立媒體如《京報》、《新青年》、《語絲》、《晨報》的言論都很大膽到位，這時期催生了新文化運動。

北伐推翻了一個具自由法治民主雛形的政權後，中國就進入兩個列寧式政黨相互爭戰和輪流專權的局面。為什麼共產黨會在當年贏得輿論、民心，並最後奪得政權呢？美國作家Barbara W. Tuchman在《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一書中提到一件事：抗戰期間，有幾位記者訪問延安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讚揚共產黨人廉潔奉公、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宋美齡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回身，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這句話說得睿智而感傷，更預言了中國其後幾十年的歷史。沒有錯，延安時期的中共政權，在劣勢中奮發臥身嘗膽精神，確實有點像理想國，不僅吸引了許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也讓一些西方記者、作家對這個窯洞政權刮目相看。二戰後，大陸的知識人，報刊輿論，均受延安精神感召，輿情主導人心大勢，造就了中共在內戰中勢如破竹的勝利。

感傷的是，宋美齡作為當時的第一夫人，已長期享受權力的滋味，這句話顯示她已深諳「權力帶來腐化」有難以抵擋的威力。作為列寧式的威權政黨，她知道難逃這種宿命，而中國正是在性質相似的兩個專權政黨的競爭中，因此她實際上也預言了中國其後幾十年的歷史，也難逃這種宿命。

我自小成長在國難中，從現實和報導中看到的，同當時西方記者、作家和中國多數知識人看到的相似，無論現實還是文化氛圍，都接觸不到對「社會主義救中國」深入批判的思想。（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10日）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盲從太危險─「遵命文學」遵誰的命？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