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北京政府的總統和國會均由選舉產生,建立並認真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不是中央集權,而是地方自治。地方官員非中央任命,而是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中央與地方清楚劃分財權與事權。
那17年也是中國大陸的學術、言論和結社最自由的時期,大量獨立媒體如《京報》、《新青年》、《語絲》、《晨報》的言論都很大膽到位,這時期催生了新文化運動。
北伐推翻了一個具自由法治民主雛形的政權後,中國就進入兩個列寧式政黨相互爭戰和輪流專權的局面。為什麼共產黨會在當年贏得輿論、民心,並最後奪得政權呢?美國作家Barbara W. Tuchman在《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一書中提到一件事:抗戰期間,有幾位記者訪問延安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讚揚共產黨人廉潔奉公、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宋美齡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回身,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這句話說得睿智而感傷,更預言了中國其後幾十年的歷史。沒有錯,延安時期的中共政權,在劣勢中奮發臥身嘗膽精神,確實有點像理想國,不僅吸引了許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也讓一些西方記者、作家對這個窯洞政權刮目相看。二戰後,大陸的知識人,報刊輿論,均受延安精神感召,輿情主導人心大勢,造就了中共在內戰中勢如破竹的勝利。
感傷的是,宋美齡作為當時的第一夫人,已長期享受權力的滋味,這句話顯示她已深諳「權力帶來腐化」有難以抵擋的威力。作為列寧式的威權政黨,她知道難逃這種宿命,而中國正是在性質相似的兩個專權政黨的競爭中,因此她實際上也預言了中國其後幾十年的歷史,也難逃這種宿命。
我自小成長在國難中,從現實和報導中看到的,同當時西方記者、作家和中國多數知識人看到的相似,無論現實還是文化氛圍,都接觸不到對「社會主義救中國」深入批判的思想。(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10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