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臥薪嘗膽的延安精神,也難逃權力腐化的宿命

2021-10-17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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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十月革命節,江西瑞金葉坪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開國」典禮。(維基百科)

1931年十月革命節,江西瑞金葉坪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開國」典禮。(維基百科)

中共建政之初,許多人看到中(共)國的朝氣蓬勃,欣欣向榮,大陸許多知識人都滿懷希望地想建設新中國;香港左派也甘願在社會邊緣為「愛國事業」打拼,甘願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懷抱著「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理想。

失敗者回憶錄08:那個時代

「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邱吉爾的話,是我寫《失敗者回憶錄》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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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以有勇氣而自豪,相反地常以沒有足夠的勇氣而自責。在前述的生活遭到強權的重擊之下,我仍然留在左派的圈子,就是在生活和事業的壓力下缺乏勇氣擺脫桎梏的軟弱表現。軟弱的另一面,就是沒有勇氣否定自己的過去,沒有勇氣深刻檢討長期形成的思想和價值觀是否有問題。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氣。

現在的中青年人,多不理解老一輩人為什麼會如此執著於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何以在共產黨暴露出極權面目之後,還不離開它的權力範圍?實際上,只要想想中共為什麼會成功?國民黨政權為什麼會在大陸潰敗?為什麼當時絕大部分頂尖的知識人和作家會在內戰期間支持中共,反對國民黨政權?為什麼國民黨之外的中國大部分政黨都投共?為什麼許多海外知識人投奔中共國,睿智如陳寅恪來了香港還會再回大陸?想想這些問題就大體明白當時的社會狀況。

相對於那時代的人,我是晚一輩了。但那時代的社會意識在我成長期中還沒有變,我仍然深受其影響。那時候多數人的親共,不是因為可以得到任何政治或經濟利益,不是為了攀附名利,而是有社會政治意識的根源。中共建政之初,許多人看到中(共)國的朝氣蓬勃,欣欣向榮,大陸許多知識人都滿懷希望地想建設新中國;香港左派也甘願在社會邊緣為「愛國事業」打拼,甘願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懷抱著「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理想。

 

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卻在搶救運動中被鬥爭,16歲就病逝的三姑姐李慧蓮,1940年攝於延安(左);10歲在上海,抗戰勝利後國共合作時期,姑姐和姑丈從延安來上海做文化界的統戰工作,與我家三人合影(父親去了北平)(左)方(李怡提供)
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卻在搶救運動中被鬥爭,25歲就病逝的三姑姐李慧蓮,1940年攝於延安(左)。10歲在上海,抗戰後國共合作時期,姑姐和姑丈從延安來上海做文化界的統戰工作,與我家三人合影,那時父親去了北平(右)。(李怡提供)

中國在滿清末期,就開始從西學中引進了自由、法治、民主、科學的啟蒙思想,但啟蒙還在萌芽階段,就被外侮激起的民族主義救亡意識蓋過。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潮,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思想的傳播。另一方面,俄國十月革命後蘇聯崛起,社會主義思潮在全世界風行一時,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不但呼應了中國古哲的大同理想,更被進步人士認為將古哲理想變成可行的現實。孫中山的國民革命,邀請了蘇聯顧問,並將三民主義變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予以實踐。當時的知識人,鮮有不沾染社會主義意識的,沒有哪一個知識人認為:人應該不平等,應該有貧富差異,應該容許人剝削人。以社會主義去救中國,是那時代的社會思潮。

將人人平等的烏托邦理想,變成似乎可行的現實,俄國依靠的是列寧式政黨的領導。所謂列寧式政黨,就是黨中央由少數的職業革命家,組成緊密的小組織。實行所謂「民主集中制」,意思就是中央願意傾聽黨員及大眾的意見,這就是所謂「民主」;但是統一由中央發佈各項命令,全黨無條件服從,此之謂「集中」。入黨需經嚴格審查,入黨後,下級服從上級,沒有個人意志,是鐵律。列寧式政黨另一個特徵,是崇尚暴力的強制性,以黨領軍、以黨領政以及一黨專政。

國民黨按照蘇共模式,改造成非完善的列寧式政黨,中共則完全繼承列寧式政黨組織,1923年國共合作,北伐推翻了自辛亥革命後建立的最能體現法治、自由和小政府的北洋政權,然後國共兩黨開展了數十年的聯合、鬥爭。最後國民黨政權潰敗遷台,形成台海兩岸對立的局面。

救亡至上,救亡壓倒啟蒙,平等至上,平等壓倒自由,是那時代進步人士普遍的民族意識。也是中共1949年建政的社會意識根基。

我在成長過程中,從現實,從書本,也不斷積累這種意識。可說已深植腦中。

(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7日)

失敗者回憶錄09:扭曲的歷史

我自小成長在國難中,無論現實還是文化氛圍,都接觸不到對「社會主義救中國」深入批判的思想。

我們不能用現在已經擁有的眾所周知的資訊,去質疑當年的歷史,質疑當年人們為什麼沒有那樣的認識,那樣的覺悟,會允許發生那樣的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次年蘇俄即發布宣言,放棄其在華一切利益,得到中國社會普遍好感,孫中山提出「以俄為師」的口號。但蘇俄沒有兌現承諾,反而在外蒙古和中東鐵路問題上不斷侵犯中國利益。

十月革命後,全世界興起社會主義熱潮,4年後中國共產黨成立,再3年國民黨進行改造,聘蘇聯顧問建立列寧式政黨,採取「聯俄容共」政策,成立黃埔軍校,由中共的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準備北伐,以武力推翻合法的民國北京政權。當時全世界許多知識分子被社會主義理想迷倒,中國亦籠罩在這股追求平等的思潮中。

1911年辛亥革命後,次年成立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到1928年被北伐戰爭推翻,民國北京政府維持了17年。北伐戰爭的中途發生國共分裂,但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對民國北京政府都是極度醜化、妖魔化,稱之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所有歷史書寫、課本、書籍、影視,北洋政府都脫不了「軍閥混戰」、「野蠻無知」、「壓榨百姓」的形象。

歷史真相被扭曲了幾十年,直到2012年,河北大學教授王鐵群寫了一篇長文:〈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他指稱「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 17年,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其民主程度雖比不上今天的台灣,但卻是20世紀中國最民主的時期。

民國北京政府的總統和國會均由選舉產生,建立並認真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不是中央集權,而是地方自治。地方官員非中央任命,而是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中央與地方清楚劃分財權與事權。

那17年也是中國大陸的學術、言論和結社最自由的時期,大量獨立媒體如《京報》、《新青年》、《語絲》、《晨報》的言論都很大膽到位,這時期催生了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一號。(李怡提供)
《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一號。(李怡提供)

北伐推翻了一個具自由法治民主雛形的政權後,中國就進入兩個列寧式政黨相互爭戰和輪流專權的局面。為什麼共產黨會在當年贏得輿論、民心,並最後奪得政權呢?美國作家Barbara W. Tuchman在《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一書中提到一件事:抗戰期間,有幾位記者訪問延安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讚揚共產黨人廉潔奉公、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宋美齡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回身,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這句話說得睿智而感傷,更預言了中國其後幾十年的歷史。沒有錯,延安時期的中共政權,在劣勢中奮發臥身嘗膽精神,確實有點像理想國,不僅吸引了許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也讓一些西方記者、作家對這個窯洞政權刮目相看。二戰後,大陸的知識人,報刊輿論,均受延安精神感召,輿情主導人心大勢,造就了中共在內戰中勢如破竹的勝利。

感傷的是,宋美齡作為當時的第一夫人,已長期享受權力的滋味,這句話顯示她已深諳「權力帶來腐化」有難以抵擋的威力。作為列寧式的威權政黨,她知道難逃這種宿命,而中國正是在性質相似的兩個專權政黨的競爭中,因此她實際上也預言了中國其後幾十年的歷史,也難逃這種宿命。

我自小成長在國難中,從現實和報導中看到的,同當時西方記者、作家和中國多數知識人看到的相似,無論現實還是文化氛圍,都接觸不到對「社會主義救中國」深入批判的思想。(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10日)

李怡5配照(八歲在南京(左),十一歲在北平中山公園(右)李怡提供
李怡5配照(八歲在南京(左),十一歲在北平中山公園(右)李怡提供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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