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愛國≠愛黨,國家要黨的上面

2022-04-02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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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哲學者徐復觀提出愛黨不等於愛國。(美聯社)

史哲學者徐復觀提出愛黨不等於愛國。(美聯社)

「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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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改革」提出時,正值《七十年代》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因方案講到新聞記者可以獨立報導新聞,鼓勵對黨和國家發表批評意見,因此也有朋友認為我們遭中共杯葛只是暫時,中共政改後會有所改變。但眼看方案流產,政治改革在最好的時機也無法推動,我認定中共一黨專政這種結構性的痼疾已不可能改變。後來雖有趙紫陽在1986年推動政改(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也胎死腹中。光是一個「黨政分開」,就數十年來,中共一直掛在嘴邊都實現不了,黨的一元化領導以致一人化領導只有變本加厲。黨政不分,黨總忍不住在所有事情上插手,就是中共無法實行政改的死症。所以,儘管那時在香港的中共工委對我仍然表面友善,但我已深知中共不可能接受對它批評建議的言論監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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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邀請了幾個原有的職工,先在中環租了一個地方辦公,繼而在灣仔自置小物業繼續出版《七十年代》。

因麗儀離職,遷離廉價房屋,少了收入,單靠《七十年代》月薪,家計頓成問題。82年台灣的《中國時報》出美洲版,因香港問題受關注,故在香港每天編一個香港專頁,黃毓民主持編務,我受邀負責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我又受邀在《信報》寫「星期一評論」專欄,稿酬也算豐厚。那幾年,兩女兒分別去美加上大學,家庭負擔很重,所幸身兼數職,熬了過來。

離開天地前後,我分別作過兩個專訪,一個是1981年3月訪問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另一是同年9月訪問哲學大師勞思光教授。這兩個訪問對《七十年代》以至對我的思想認識都起了很大作用,也使我與中共的關係進一步趨於破裂。

徐復觀的訪問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訪問時他已患癌,身體較衰弱,但就中共政局、儒家文化、民主理想和知識分子的角色,表達出他的衷心的誠懇與激情,使我感到他或許自分不久人世,因此要作無保留的公開談話。

談話內容非常豐富,他從早年對共產黨的傾慕,談到慢慢的改變,文革時的失望,而四人幫被捕後,許多老幹部復出,他們的腐敗,使他對復出老幹部的失望,「遠超過我對江青的失望」。他說權力不是好東西,過分龐大的權力使掌權者必然腐敗。這使他非常傷心,因為「我們國家的命運在他們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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