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失敗者回憶錄103：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庚申改革」提出時，正值《七十年代》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因方案講到新聞記者可以獨立報導新聞，鼓勵對黨和國家發表批評意見，因此也有朋友認為我們遭中共杯葛只是暫時，中共政改後會有所改變。但眼看方案流產，政治改革在最好的時機也無法推動，我認定中共一黨專政這種結構性的痼疾已不可能改變。後來雖有趙紫陽在1986年推動政改（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也胎死腹中。光是一個「黨政分開」，就數十年來，中共一直掛在嘴邊都實現不了，黨的一元化領導以致一人化領導只有變本加厲。黨政不分，黨總忍不住在所有事情上插手，就是中共無法實行政改的死症。所以，儘管那時在香港的中共工委對我仍然表面友善，但我已深知中共不可能接受對它批評建議的言論監督了。
我邀請了幾個原有的職工，先在中環租了一個地方辦公，繼而在灣仔自置小物業繼續出版《七十年代》。
因麗儀離職，遷離廉價房屋，少了收入，單靠《七十年代》月薪，家計頓成問題。82年台灣的《中國時報》出美洲版，因香港問題受關注，故在香港每天編一個香港專頁，黃毓民主持編務，我受邀負責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我又受邀在《信報》寫「星期一評論」專欄，稿酬也算豐厚。那幾年，兩女兒分別去美加上大學，家庭負擔很重，所幸身兼數職，熬了過來。
離開天地前後，我分別作過兩個專訪，一個是1981年3月訪問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另一是同年9月訪問哲學大師勞思光教授。這兩個訪問對《七十年代》以至對我的思想認識都起了很大作用，也使我與中共的關係進一步趨於破裂。
徐復觀的訪問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訪問時他已患癌，身體較衰弱，但就中共政局、儒家文化、民主理想和知識分子的角色，表達出他的衷心的誠懇與激情，使我感到他或許自分不久人世，因此要作無保留的公開談話。
談話內容非常豐富，他從早年對共產黨的傾慕，談到慢慢的改變，文革時的失望，而四人幫被捕後，許多老幹部復出，他們的腐敗，使他對復出老幹部的失望，「遠超過我對江青的失望」。他說權力不是好東西，過分龐大的權力使掌權者必然腐敗。這使他非常傷心，因為「我們國家的命運在他們手裡」。
徐先生表現出一個真正愛國者的激情。他說，「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建國政黨+專制傳統+人民奴性，中國政改無望的三要素 ｜ 更多文章 ）
我想起，我的愛國感情也正是在中國抗戰的艱困時期產生的。對當時仍然抱有「愛國不愛黨」感情的我來說，徐先生說出了關鍵。當然，後來的中國已完全被中共黨替代的情況下，愛國也就變成愛黨的代名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