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89：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發表在1979年的中篇小說，結尾講一個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幹部，在恢復了職位後，接到一個右派分子的女兒給他的來信，這右派分子是1957年在他領導的機構被錯劃成右派的，女孩子訴說全家因右派帽子遭到二十年厄運，希望這位重掌權位的老幹部能夠給她爸爸平反。但這老幹部看都沒怎麼看，就把信丟棄了。一個剛剛從苦難中走出來的老幹部，對他當年造成他人的痛苦卻無動於衷。
這只是整篇小說的一個小節，卻是這一年中國文藝作品的一個象徵。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文藝作品開始出現了「傷痕文學」，到了1979年，隨著大批各級老幹部重新執掌權力，他們從制度而產生的「有權就有一切」的觀念，於文革中大大強化為「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於是他們就成為壓在老百姓頭上的特權階層。他們不僅對過去當權時的錯誤所造成的別人的苦難視若無睹，對錯案受害者的申訴無動於衷，而且變本加厲地濫用權力，為個人謀取利益。
即使文革後中共上層呼籲「解放思想」，西單民主牆也有不少申訴冤情的大字報，但見諸報端的新聞報導，仍然被黨官嚴密控制，各地的冤假錯案，特權階層對百姓的具體壓迫，除非中央已插手處理，否則不可能實名實姓地作新聞報導。於是，以「虛構」方式表現的文藝作品，就在這個時空噴薄而出，大量揭露特權階層的醜惡，人民的苦難。作品不再只是描述傷痕，而是直指造成這些災難的罪惡之源，即制度締造的醜惡人性了。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沒有真實的新聞，那麼歷史也就是虛假的。真實的世界存在於小說中。
我在大量閱讀了中國各文藝刊物上的新作品後，在1980年五月號《七十年代》發表了一篇「中國新寫實主義文學的興起」，繼而編輯出版了一本《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並寫了一篇「代序」：「文藝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國現實」。其後，又同璧華合編了《作品選》的「續編」和「三編」。兩篇長文，和三本選集，受到海內外甚大關注。
1980年我應邀到愛荷華做「國際寫作計劃」的「訪問作家」。那一年中國應邀前往的有艾青和王蒙，台灣有吳晟。在那一年的「中國週末」討論會，應邀參加的海外作家更多了，而話題就集中於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
1980年北京《文藝報》第十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評一個選本——與李怡先生商榷」，針對我的兩篇關於新寫實主義的文章和那個「選本」，提出不同意見。1981年北京《文藝研究》第一期刊登了「中國文學和中國現實」一文，批評我那篇「代序」，不過卻轉載了我的原文。可能編輯的用意在「轉載」而不是批評。1982年五月，紐約聖若望大學舉辦了有46位學者參加的中國文學國際討論會，總題目是「當代中國文學：新形式的寫實主義」，主持人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表示討論會因我編的選集而引起，並邀我作第一發言。與會的中國作家有王蒙、黃秋耘。王蒙對我的發言作回應。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聲援魏京生，與「左派」產生裂痕
｜
更多文章
）
討論會後，有美國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的英文版《The New Realism》。
這幾年，介紹和評價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是我主要的編寫工作。近日有著名作詞人跟我說，他約20歲時就買了這三本書，頗受影響，特別提到我關於「新寫實主義」的命名。
年輕時的閱讀經驗，給我畢生的思想感情刻上批判現實和人道主義的烙印。受影響的是十九世紀西方的、特別是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反映社會的醜惡真貌，人性的卑劣，卑賤者的靈魂碎裂，從而流露出濃烈的人道精神。蘇聯後來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意思是要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人民」，那就將文藝當作宣傳品，而不是作家心靈的產物，讀者也成為受教育者，不容讀者在閱讀時的思想再創造。1957年毛澤東「引蛇出洞」，提出「雙百方針」，於是由秦兆陽等提出要求文藝恢復反映社會矛盾的功能，並帶出了劉賓雁、王蒙等的「干預生活」即揭露社會陰暗面的作品。但很快，反右運動把這波文藝浪潮打下去，中國文藝就處於只能歌頌黨和新社會的謊言文化狀態了。
1979年湧現的中國文藝作品，讓我看到了在艱辛地、痛苦地生活著的百姓，看到特權階層的醜惡嘴臉，使我從感性上體驗到受壓迫者的感受，認識到不同類型幹部的心態，我不禁寫下這樣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意思就是人很難感同身受，生活中真實的痛苦，比較我們讀到的、甚至感受到的要沉重得多，和難以忍受得多。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學浪潮的延續時間不長，大概一年左右，就在中共高層的施壓下，由絢爛歸於平淡了。但所寫下的那些故事，總是一個記錄吧。（原文發佈於2021年11月17日）
1980年於愛荷華，左起，愛荷華州州長，艾青，安格爾，聶華苓，李怡，王蒙。（作者提供）
失敗者回憶錄90：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已經過去幾十年了，我還會偶爾想起意見交鋒的王蒙，和年邁而眼神堅毅的艾青，尤其是在新聞上看到樣子跟他酷似而神色同樣堅毅的他兒子艾未未。
愛荷華城，位於美國中部，是只有6萬多人口的大學城，在密西西比河支流的愛荷華河岸邊，風景優美。1967年詩人保羅·安格爾與小說家聶華苓在愛荷華大學創設了「國際寫作計劃」，每年招待世界各國的一些作家來這裡過過美國社會的自由寫作生活，與其他國家的作家交流。至今這計劃已招待了來自120個不同國家的達1100多名作家。台灣許多作家都有愛荷華淵源，中國自1979年開始也有作家應邀參加愛荷華計劃。我1979年參加愛荷華「中國週末」討論會，1980年在愛荷華住了一個月當「訪問作家」，1982年再去愛荷華會晤和訪問劉賓雁，也訪問了台灣老作家楊逵。後來我的小女兒在那裡念大學，我多次去美國都在愛荷華短暫停留，探望老朋友聶華苓，和她的舞蹈家女兒王曉藍。
1980年一個月逗留。在這裡見到我年輕時就傾慕他詩作的艾青。「為什麼我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詩句是抗戰時我愛國思想的啟蒙。他見到我沒講幾句，就說他在延安時認識我的姑姐李麗蓮。所以，我相信他來前已經看過關於我的資料了。另一位王蒙也是我心儀的作家，年輕時讀過他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文革後他的作品也出色。艾青的太太高瑛跟我說，王蒙與中宣部副部長周揚關係匪淺，他來這裡是有任務的。我們訪問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我不大會煮飯，那一個月多次在艾青家吃高瑛做的菜。她說，在愛荷華最開心的事，是走進琳瑯滿目的超級市場。
第二次「中國週末」，和第一次一樣，廣邀在美加的華人作家出席。設兩個分組，同一時間在不同地點討論。在安寓舉行的是「詩組」，在王曉藍家的是「小說組」。詩組由鄭愁予主持，小說組由陳若曦主持。我在小說組，「國際寫作計劃」為參加者提供了我編的《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討論就由此而展開。王蒙維護中國的政策，認為那時的中國正是處於作家的寫作環境最好的時期，不同意我編的選集只集中在揭露社會黑暗，認為黨提出的「識大體，顧大局」「安定團結」都是作家們切盼的。我和其他一些作家不同意任何對作家寫作題材的干預，以粉飾太平的方式來維護表面的安定團結，只是藏污納垢的安定團結。總的意見是黨對文藝最好少管。這一場的討論，是頗為激烈的意見交鋒。但彼此語調平和，沒有人動怒。
不過，隨著中國局勢的發展，我發覺1979年固然是中國的文藝之春，到1980年，雖然有黨官對文藝寫作有種種批評和提出規限，但沒有把作家打成什麼「派」，沒有懲罰的行政措施，也沒有搞大批鬥，不得不承認如王蒙所說，這是中國作家最能夠自由寫作的時代。跟著下來的十年，中國的言論操控還算比較寬鬆。那以後，是1989年六四，我想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王蒙在討論會上說，文學的路子應該很寬，什麼都可以寫，我們過去太窄了。但是，李怡選的集子比我們寫的還窄。
他批評我選的集子窄，也沒有錯。但不是比這之前的中國更窄。我選本的「窄」，是沒有從廣闊的文藝角度去選，而是從突破言論自由界限的角度去選。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文學寫作的「虛構」性質，是不用真人實事，卻寫出最真的現實。「虛構」使文學有了揭露社會真相的空間。毛澤東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於是從批判《武訓傳》《海瑞罷官》一路下來，使小說也沒有了寫實的空間也。
我在這個時期關心文藝，毋寧說是關心言論自由，希望批評的聲音通過文藝在中國打開缺口。我相信只有批評，社會才會進步。一言堂或鴉雀無聲的社會，是人類社會不應該存在的。
我沒有參加「詩組」的座談，作家張錯記下艾青說的話：「我的沉默就是我對國家的沉默，我沉默了21年就是我對國家沉默了21年。20多年，被打下牛棚，個人與外界完全隔絕，聽不到外面的聲音，接觸不到外面如台、港、歐美的作品。……可是聲音就會這樣消失嗎？不會的。……如果不能寫詩，就乾脆去打掃廁所好了，如果要寫，我就要寫自己的話。」
一個優秀詩人沉默21年，有比這個更「窄」的寫作空間嗎？
已經過去幾十年了，我還會偶爾想起意見交鋒的王蒙，和年邁而眼神堅毅的艾青，尤其是在新聞上看到樣子跟他酷似而神色同樣堅毅的他兒子艾未未。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