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爾和聶華苓的家，是建在山坡上的獨立屋，門口掛著中文「安寓」的牌子，屋子寬敞舒適，常有許多作家聚集在各角落聊天。屋後是一個小森林，有野生動物出沒。
1980年一個月逗留。在這裡見到我年輕時就傾慕他詩作的艾青。「為什麼我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詩句是抗戰時我愛國思想的啟蒙。他見到我沒講幾句，就說他在延安時認識我的姑姐李麗蓮。所以，我相信他來前已經看過關於我的資料了。另一位王蒙也是我心儀的作家，年輕時讀過他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文革後他的作品也出色。艾青的太太高瑛跟我說，王蒙與中宣部副部長周揚關係匪淺，他來這裡是有任務的。我們訪問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我不大會煮飯，那一個月多次在艾青家吃高瑛做的菜。她說，在愛荷華最開心的事，是走進琳瑯滿目的超級市場。
第二次「中國週末」，和第一次一樣，廣邀在美加的華人作家出席。設兩個分組，同一時間在不同地點討論。在安寓舉行的是「詩組」，在王曉藍家的是「小說組」。詩組由鄭愁予主持，小說組由陳若曦主持。我在小說組，「國際寫作計劃」為參加者提供了我編的《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討論就由此而展開。王蒙維護中國的政策，認為那時的中國正是處於作家的寫作環境最好的時期，不同意我編的選集只集中在揭露社會黑暗，認為黨提出的「識大體，顧大局」「安定團結」都是作家們切盼的。我和其他一些作家不同意任何對作家寫作題材的干預，以粉飾太平的方式來維護表面的安定團結，只是藏污納垢的安定團結。總的意見是黨對文藝最好少管。這一場的討論，是頗為激烈的意見交鋒。但彼此語調平和，沒有人動怒。
不過，隨著中國局勢的發展，我發覺1979年固然是中國的文藝之春，到1980年，雖然有黨官對文藝寫作有種種批評和提出規限，但沒有把作家打成什麼「派」，沒有懲罰的行政措施，也沒有搞大批鬥，不得不承認如王蒙所說，這是中國作家最能夠自由寫作的時代。跟著下來的十年，中國的言論操控還算比較寬鬆。那以後，是1989年六四，我想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王蒙在討論會上說，文學的路子應該很寬，什麼都可以寫，我們過去太窄了。但是，李怡選的集子比我們寫的還窄。
他批評我選的集子窄，也沒有錯。但不是比這之前的中國更窄。我選本的「窄」，是沒有從廣闊的文藝角度去選，而是從突破言論自由界限的角度去選。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文學寫作的「虛構」性質，是不用真人實事，卻寫出最真的現實。「虛構」使文學有了揭露社會真相的空間。毛澤東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於是從批判《武訓傳》《海瑞罷官》一路下來，使小說也沒有了寫實的空間也。
我在這個時期關心文藝，毋寧說是關心言論自由，希望批評的聲音通過文藝在中國打開缺口。我相信只有批評，社會才會進步。一言堂或鴉雀無聲的社會，是人類社會不應該存在的。
我沒有參加「詩組」的座談，作家張錯記下艾青說的話：「我的沉默就是我對國家的沉默，我沉默了21年就是我對國家沉默了21年。20多年，被打下牛棚，個人與外界完全隔絕，聽不到外面的聲音，接觸不到外面如台、港、歐美的作品。……可是聲音就會這樣消失嗎？不會的。……如果不能寫詩，就乾脆去打掃廁所好了，如果要寫，我就要寫自己的話。」
一個優秀詩人沉默21年，有比這個更「窄」的寫作空間嗎？
已經過去幾十年了，我還會偶爾想起意見交鋒的王蒙，和年邁而眼神堅毅的艾青，尤其是在新聞上看到樣子跟他酷似而神色同樣堅毅的他兒子艾未未。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