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在中共體制下爭取一本雜誌的言論自由

2022-02-27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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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惹毛廖承志。圖為1979年廖承志訪日時,在名古屋穿上日本服與日本人一起跳舞聯歡。(作者提供)

《七十年代》惹毛廖承志。圖為1979年廖承志訪日時,在名古屋穿上日本服與日本人一起跳舞聯歡。(作者提供)

1979年五月,寄往大陸的雜誌遭海關沒收,並通知訂戶,指是「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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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幫倒台,到1979年初,是《七十年代》與中共的蜜月期。那時,中共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的主流是批判文革派,而《七十年代》以香港雜誌的身份為主流派掃清道路,其中尤以呼籲鄧小平復出,為劉少奇、彭德懷平反,使文革被打倒的劉的黨政系統、彭的軍隊系統一大批老幹部復出,重新執掌權力。這符合當時中共主流派的意願。與此同時,《七十年代》亦涉及中共的體制問題,特別是權力轉移的制度化,掌權者的特權和百姓受權力欺凌的問題,這些深入到制度的探討,並不符合掌權者的利益。我並非不知道,但我當時認為,這正是獨立輿論的愚者千慮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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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前,鄧小平的最高權力地位仍然未鞏固,推動「打破毛澤東永不會錯的神話」,打擊「兩個凡是」,讓西單民主牆批判文革派,是鄧派在全國製造輿論的要點所在。因此,儘管中共從來不容許外來報刊進口,但在1978年,不僅《七十年代》可以帶進中國,甚而北京、廣州許多機關紛紛訂閱,都可以收到。有順德一位民眾寫信給海關,問《七十年代》能否允許進口,獲明確答覆「可以進口」,因此才托親友在香港代訂。

1979年五月,寄往大陸的雜誌遭海關沒收,並通知訂戶,指是「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

鑑於當時與中共的關係仍然良好,我以為是一時間中國內部的失誤,期待事情有轉機,在等了個多月後,就於當年7、8、9三個月,陸續就這事件寫了三篇「社論」,題目分別是「反對中共當局非法沒收本刊」「怎樣的言論對中國有利」「言論開放有利於安定團結」。這三篇文章,以向讀者交代中國對雜誌從開放到禁制的過程,來借題發揮談言論自由對中國的重要性。

社論不挑戰中共建政後所訂立的限制國外出版物進口的條例,反對的是「非法沒收」,因為除非是毒品之類的東西,海關若不准某一樣東西入境,也只是要你留下,出境時帶走。現把東西沒收,就是另一層次;沒收後加一個「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罪名,這又是另一個層次。我們的抗辯,就是針對既已獲准進口,又突然禁止,再當毒品般沒收,並加上罪名,從這三方面分別論述。就「有害安定團結」,社論提出「狹隘的黨派立場、狹隘的民族立場,和看風使舵的言論,均對中國不利」,「與其竊竊私議,不如公開討論」,「沒有批評,要言論何用」,最後的結論是:言論開放有利安定團結。「只有當政者相信人民,讓人民有知情權,讓各種不同的意見與民眾見面,讓海外嚴肅探索中國問題的報刊可以給民眾接觸到,民眾才會對當政者有信心,並知道怎樣發揮民主權利。」揭發問題實現的是清污除垢的安定團結,而掩蓋問題實現的是藏污納垢的安定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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