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教父》，該我說的，我大致上都說了，而且，該讚揚的也都讚揚了；我也早就清楚表明，關於這個案子，馬里歐．普佐（Mario Puzo）做了「最艱鉅」的工作，這正是他的姓名會出現在片名之前的理由。我對這部電影的特殊價值，乃是由於我的義大利-美國的養成背景，以及我對紐約義大利人的熟悉；譬如他們談話的方式，他們的風格和獨特的氛圍，以及他們所看重在乎的種種。那種道地的文化傳統，遍佈在一道由黑幫所驅動的劇情軸線上時，便賦予《教父》某些新意。確實，如果將這部電影與過去許多黑幫電影比較，甚至是偉大導演的傑出作品，如霍華．霍克斯（Howard Hawks）的《疤面人》（Scarface, 1932）中，就是由意第緒語劇場出身的保羅．茂尼（Paul Muni）精彩地扮演拿坡里人艾爾．卡邦 （Al Capone）。
又如威廉．惠曼（William Wellman）的《人民公敵》（The Public Enemy），也很少由義大利人來演義大利人，尤其是那十分少有的綜合體，紐約的義大利裔美國人，你應可意識到那些「像者樣醬話」的人，通常由出色的猶太裔演員來假扮義大利人。甚至在《教父》中，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並未假裝自己是義大利人；他假裝自己是個紐約義大利人，這正是我對此一族群的通透熟稔得以充分發揮之處。湊巧的是，馬龍曾經告訴我，他對表演這回事的整個了解，可能來自於他在與保羅．茂尼一起演出《旗幟的誕生》（A Flag is Born）舞台劇時，從旁觀察茂尼的表演。
大致說來，我們家族是由街坊鄰居當中的所謂的「好孩子」逐漸發展起來的：他們以進學校、受教育作為在這個美麗新國度功成名就的關鍵。然而，他們知道還有其他人，那些使得整個社區驚恐不安的「流氓痞子」，長大成人後變成或小尾或大咖的黑幫份子，那些殘暴不仁、反社會者，就像是亨佛萊．鮑嘉（Humphrey Bogard）在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的電影《死胡同》（Dead End）中所飾演的角色。我父親和幾位伯伯叔叔都曾就讀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都是該校交響樂團的明星樂手；所以是音樂領域，而不是犯罪世界吸引了他們。但是在家庭文化方面，雖然不盡相同，卻也相去不遠：他們吃的喝的，以及生活的種種，3、4個兄弟如塞沙丁魚一般擠在同一張床上睡覺，母親操持所有家務，烹煮三餐、裁製並修補一家大小的衣服，並且把一顆柳橙切成多份，七兄弟各吃一片等等。 （相關報導： 冬奧中韓爭議延燒！中國電影抹黑南韓選手「愛犯規」，韓教授告上奧委會：「不該在這種國家辦賽事」 ｜ 更多文章 ）
甚至連馬里歐．普佐，一個義大利裔美國人，都沒有我所說的道地口氣。一個真正的義大利人知道一個人不會稱呼某人為「柯里昂閣下」（Don Corleone）－應該是維多閣下（Don Vito）或維東閣下（Don Vitone，將名字－而不是姓氏－與「閣下」之尊稱擺在一起）。馬里歐主要透過研究，如研讀《瓦拉奇文件》（The Valachi Papers）這類書籍，來獲取他對黑手黨的知識。義大利裔美國人就有很多樣式：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出身的家庭，跟我家裡一樣，還在說義大利語，煮義大利菜餚。勞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如同馬里歐，則來自差距較大的義大利家庭文化。不是較少（義大利文化），而是不同。所有這一切似乎是鑽牛角尖，為雞毛蒜皮小事傷腦筋；但是在一部電影裡，這些細節卻是明顯可見，而且關係重大。甚至，在小說中柯里昂閣下朗朗上口的精彩俗話，主要也出自馬里歐的母親；馬里歐在他自認是傑出小說的《幸運的朝聖者》（The Fortunate Pilgrim）中，對其母親有更精細的刻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