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和日本關於中美關係突破的深入報導及評論文章很多，《七十年代》倚靠《大公報》的曹驥雲（陶傑父親）幫忙選擇及翻譯。當時香港左派和右派的報刊，仍然未見有這方面的大量文章，去滿足讀者急切需要了解形勢的求知欲。右派因為對台灣國府不利，少碰這話題還可以理解，但左派就可能仍然擺脫不掉極左思想框架，而不敢大膽去報導與評論中國與「美帝國主義」趨友好。就像保釣運動開始時那樣。
這一年的九月，旅美留學生的五人保釣團經香港到中國秘密訪問。我被通知去同他們見面。這個後來被稱為「保釣第零團」的五人，是李我炎、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五人獲周恩來接見並長談。中國也是在這時候正式肯定了保釣運動。
據後來了解，周恩來是早前在《七十年代》上看到關於保釣運動的報導和評論，從而認識保釣和《七十年代》雜誌的。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轉為對權力的依附。《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
這既是《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惱的開始。
2021年5月3日，法國《世界報》說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痴」以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來宣傳形象。我在當年，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白痴」。（原文發佈於9月27日）
失敗者回憶錄68：有用則取，無用則棄
（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非常有用」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明顯的中共背景，不屬於中共宣傳機器中人，故較有公信力。
法國《世界報》以「非常有用的白痴」來形容斯諾和某些特定的中國境外人士，真是恰當和妙於形容。「白痴」是指這些人很天真，容易輕信，不過就不是懷有個人利益目的去扭曲事實。「非常有用」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明顯的中共背景，不屬於中共宣傳機器中人，故較有公信力。中共數十年來，儘管在世界各地辦了許多隱性的「外宣」，但組織上、財務上隸屬中共，都受中共意識形態束縛，不敢大膽直面事實，難取信於讀者。「非常有用」還因為報導敘事的態度坦誠，生動並有可讀性。說是「白痴」，是作者自己被中共誤導、講自己相信的事，但其實是不了解專權政治的特質和內情。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只求搵食不問政治 ｜ 更多文章 ）
斯諾1937年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令全世界讀者對中國共產黨改觀。抗戰開始後這本書以《西行漫記》的書名在中國風行，無數懷著愛國救亡心志的青年因讀了這本書而奔赴紅色根據地。中共以槍桿子和筆桿子兩大武器打贏內戰，建立政權，其中的筆桿子即輿論戰，得力於「非常有用的白痴」至大。但斯諾這本書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在大陸長期都沒有出中文版。原因是書中所述與中共建立政權後此一時彼一時的政策不符。比如書中指中共政權是某種民族主義形態，與斯大林式社會主義不同，這不符合中共宣稱是正統社會主義，尤其建政初期「一面倒」向蘇聯的國策；書中描述的革命史和毛澤東形象，與中共的歷史記敘也有偏離。在要求「絕對正確」的宣傳方針下，這本書的中譯本，只在斯諾1960年訪華時出版了「內部發行」版，目的自是要讓斯諾看到自己著作在中國出版，出自統戰需要。到21世紀，這本書才再在大陸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