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政治歸屬改變若沒有在地人參與，既是災難也缺乏合法性

釣運後期主要分裂為統一和台獨兩條路線，林孝信兩邊都不參與，而是致力於推動在海外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

失敗者回憶錄75：統一是否一定好？

1982年我訪問當年七位旅美左傾青年當中，有兩位台籍人士，一是林孝信，一是郭松棻。

我第一次訪美的1979年，曾在芝加哥林孝信家住了幾天，那時有台灣來的黨外人士來訪。所謂「黨外」，就是指台灣黨禁時期國民黨以外的反對派政治人士。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台灣的反對派。通過林孝信的聯繫，我接著在美京華盛頓又見到被稱為「黨外祖師爺」的元老郭雨新。他們那時候應該知道我有中共背景，但都坦誠與我交換意見。

林孝信原在芝加哥大學讀物理博士班，並在美國為台灣的《科學月刊》組稿及擔任聯絡工作。1971年他投入保釣運動，出版的《芝加哥釣魚台快訊》是保釣運動壽命最長的一份。

1974年被國民黨政府吊銷護照，使他沒有了研究經費，在美國的居留也成問題，當了「黑市居民」。釣運後期主要分裂為統一和台獨兩條路線，林孝信兩邊都不參與，而是致力於推動在海外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他認為統一、認同中共，所追尋的，是他和台灣人都不了解的事物。台獨並不實際，而台灣民主運動卻是他們認識和可以實際致力的。他認為釣運不應導致反台獨，中共亦毋須反台獨，反台獨實際上損害多數台灣人要求作主的感情。林孝信並不反中，他和當年的許多黨外人士一樣，希望中共支持他們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但許多黨外人士跟中共接觸及到大陸訪問以後，發現原來中共更願意支持國民黨，而真正反對的就是台灣人當家作主。

台灣實現民主之後，林孝信在1997年得以回台。返台後，致力推動社區大學，希望藉着知識傳播，讓社會更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他在台灣推廣通識教育，擔任多個推廣通識團體的公職，不倦地夜以繼日工作，他妻子說他常常一天當三天用。在2015年12月患癌病逝。

1982年訪問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林孝信，在跟他短短的交往中，我了解到一個台灣人可以為台灣獻身到怎樣程度。

郭松棻是保釣積極分子，並最早在加州柏克萊保釣會將釣運推向中國統一運動。郭是小說作家，在留美時期，左傾思潮狂熱，他沉迷當時西方左翼追求的馬克思主義理想，他看到中國《人民畫報》上的民兵，覺得連槍都可以發給人民，這個國家的人民多麼有權。然而，當他1974年去中國訪問42天，整個經驗卻像一場惡夢，雖然被接待被引導，但他以在中國社會生活的設身處地去思考，感到人民的生存權利和自由都不被尊重。他反省自己推動統運，「不能不說是受中國宣傳品的統戰，而產生對中國的不實看法，其實那時候中國人民正陷於四人幫時代的絕境。」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中共重視對台工作，却對台灣懵然不知 ｜ 更多文章 ）

1979年我去美國，與幾個在聯合國工作的前保釣積極分子交談，其他幾個人都還能夠諒解《七十年代》前幾年刊登許多「非常有用的白痴」的訪華文章，覺得勢非得已，但郭松棻不能諒解，他說他已經「拒絕看《七十年代》」了，他當面向我表達憤怒之情，使我印象深刻，不能不深自檢視自己的過去。1982年訪問郭松棻時，他仍然醉心於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左翼思潮，但對中國的事情已毫不關心。1989年六四，旅美華人大多極為悲憤，那一年我見到郭松棻，他對這事件一言不發，彷彿與他毫無關係。從保釣時對中國的熱衷，到這時的冷漠，這是對自己的思想認識多麼忠誠、多麼認真的人，才會有的哀莫大於心死的表現呀。

郭松棻2005年7月於紐約病逝。他妻子李渝也是作家，2014年在紐約自殺身亡。郭松棻之弟郭松年說，這十年，李渝一直走不出喪夫的陰影。兩夫妻是忠於自己思想的壓抑悲劇。

1979年4月，我在香港邀約了一些學者和意見領袖，舉辦一次「中國統一前景座談會」。那時候，《七十年代》擺明是左派雜誌，許多被邀約者都拒絕參加，因為想當然會是中共的統一觀點所主導。但仍然有右派政論家徐東濱和中國問題專家金思愷參加。左派的就有《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當時無論左右，都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但有幾位在中文大學任教的台籍學者，出席這座談會，並提出對當時來說頗具震撼性的說詞。其中翁松燃教授提出：談統一問題，若在中國大陸談是一個方向，在台灣談是另一個方向，都無法真正暢談，而在香港談就不一樣了，可以暢所欲言，也就是說，香港的存在，對於我們討論問題有相當的好處。這是因為香港還未統一，統一就不能了。因此他提出問題：統一是否一定好，不統一是否一定不好。

這段話，在當時香港左右派的參與者聽來，無疑相當刺耳，但又很真實。我也因這段話，而在思想認識上有了深切的反思：世界上應該沒有什麼天經地義不變的「真理」吧。（原文發佈於10月15日）

失敗者回憶錄76：台灣問題的啟蒙

對我來說，一向只以國共鬥爭的觀念去看台灣問題，因此這些意見無疑是對台灣前途問題的啟蒙。

有讀友說，一直都不太明白，經歷過大飢荒、逃港潮、文革、六七暴動，為什麼七十年代仍然有不少人支持統一？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1866-1952）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他的意思除了說歷史到了當代人手上，就會由當代人去詮釋，是否歷史真貌已無從計較之外，還因為人的思想精神都是當代的，因此我們思考過去的歷史時，也很難把自己的思想精神納入歷史的時空中。

七十年代的香港，儘管目睹了過去30年中國大陸搞階級鬥爭的災難，但主導的社會政治意識，仍然是「我是中國人」、追求「一個統一的中國」的觀念。親台的學者、報人，傾向「反攻大陸」，實現「中華民國統一」；親中共的左派當時就在文革告終的情況下，呼籲國共談判實現統一。那時候，排除統一的獨立自主意識，幾乎是不存在的。《七十年代》基於統一是熱門話題，當時就廣邀左右派學者和意見領袖一起討論。因為我們本身有左派標籤，所以實際上是邀請非左派人士。也許不少人認為舉辦這座談會是中共的「統戰」，但回想當年，在舉辦座談會前不久，我曾經被左派領導人叫停，但由於一切都準備好，而且要參加的人也確定了，因此無法取消，而《大公報》的羅孚最後也決定參加，以平衡非左派佔主導的形勢。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中共重視對台工作，却對台灣懵然不知 ｜ 更多文章 ）

被委託主持者是中文大學副校長鄭德坤，他開宗明義提出，在香港的中立人士，在統一運動中有什麼是可以貢獻的。參加座談會的右派政論家徐東濱說，被邀的許多人沒有出席，顯見左右派坐在一起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還不是時候，但他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認為中國應該統一的，他提出了要以民主自由法治平等作為統一的前提。另一位提供書面意見的右派政論家繆雨，就認為國家必須統一，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制度不同不能作為反對統一的理由；自由人權民主雖眾心嚮往，但不是國家統一的先決條件。

在主持人和左右派一面倒支持統一的情況下，出席座談會的台灣本省人的意見就顯得很突出了。出席的台灣人除了中大政治行政系的翁松燃之外，還有廖光生，和以「來賓」名義出席的李弘祺。

首先，他們作為台灣人，家庭聯繫和社會聯繫都在台灣，他們在香港參加一個左派雜誌主導的關於中國統一的座談會，對他們來說有一定的政治風險。也因此，其中一人要匿名參加。

其次，台灣當時仍然處於戒嚴狀態，在蔣政權的威權統治之下，政治意識是中華民國乃一個中國的正統，中國必須統一在中華民國之下，是理所當然的政治正確意識。台灣人在座談會提出「統一是否一定好，不統一是否一定不好」的意見，確實是一個既不可以在大陸也不可以在台灣提出的意見。

其三，翁松燃在座談會上提出，中國統一是不是國共兩黨的問題？即使台灣人都支持統一，但是否由國共兩黨和談就解決，而不需要問過台灣人。幾位台灣學者從台灣歷史來論述，說台灣一直任人擺佈，清廷敗於日本，拿台灣作犧牲品；國民黨在內戰中打敗，就把中央政府遷來台灣，並實行戒嚴；現在中共說要統一了，好像也不需要問台灣人有什麼想法。作為台灣人，他們想起來心情都不愉快。

其四，翁教授發言以香港的地位作為切入點，提到談統一或任何有關海峽兩岸的政治問題，當時無論在大陸或在台灣，都有種種政治忌諱，不能暢所欲言，而只有在香港，才能提出他們心中的真正想法。因此，香港的存在是否有它的意義？如果不存在了，統一了，是否就不能暢所欲言了呢？

對我來說，一向只以國共鬥爭的觀念去看台灣問題，因此這些意見無疑是對台灣前途問題的啟蒙。它打敗了我思想中的「統一是天經地義」的未經思考的先驗意識，使我認識到任何政治歸屬的改變，若沒有當地人參與，僅由掌權者通過談判或戰爭去決定，都缺乏合法性，也都是人民不能夠接受的。都極可能帶來災難。

更重要的意義，是使我更認識到殖民地香港的存在對兩岸的重要性。許多大陸或台灣發生的事情和政治意見，當時在兩岸都看不到，只有在香港可以傳播；兩岸許多重要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也只有在香港才可以充分討論。而如果我們相信「只有批評才會有進步」的話，那麼我作為一份雜誌的主筆政者的想法就是，要充分利用香港這個言論自由的條件，去促進兩岸的進步。

座談會後，我寫了一份意見書給潘公（潘靜安），表示在兩岸關係中，不應只向國民黨招手，更要聽取台灣人特別是反對派的意見。我不知道這意見書有沒有轉到北京高層。但從其後中共的表現來看，這些意見應該是聽不進去的。（原文發佈於10月18日）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中共重視對台工作，却對台灣懵然不知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