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翟志成首先結的是文字因緣。七十年代初，我在報章上讀到一連串翟志成寫的有關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翟志成曾親身經歷文革煉獄，目睹過文革時期各種非人慘烈的暴力行為，他寫出來的文章，血和淚流，讀來震撼人心。我開始與他通信往來，以文會友。
一九八○我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去做訪問教授一年。恰巧翟志成也在那裡攻讀歷史系博士，於是我們初次會面，同時翟志成的未來妻子華瑋也在比較文學系唸博士，我跟他們兩人都有特殊緣份，華瑋後來變成我們大家一同發起的崑曲復興運動重要成員。從此以往四十多年翟志成變成我相交不斷的好友。華瑋畢業後曾到加大聖芭芭拉分校東方語文系教書，我們成了同事，翟志成拿到博士後也跟隨他的新婚妻子到聖芭芭拉來住了一段時期，我們在這時候開始來往密切起來。
翟志成是廣東人，有廣東人「硬頸」的脾氣，一條腸子通到底，直來直往，不講虛套，他是個講義氣、有血性的人，跟他聊天，沒有避諱。翟志成精於廚藝，聖芭芭拉盛產海鮮，翟志成夫婦常邀我到他們公寓去嚐他的美味烹調。翟志成買了幾個生鮮大鮑魚，慢火燉雞幾個鐘頭，我從來沒喝過那麼鮮美的雞湯。常常酒過三巡，我跟翟志成論起家仇國恨，扼腕頓足，講到激昂處甚至拍桌子，打板凳，引得鄰居來抗議。我常跟翟志成提起一九四六年四平街那一仗，蔣介石任命我父親白崇禧將軍到東北督戰，明明把林彪打得大敗，往哈爾濱急速撤退，孫立人軍已經追過松花江，父親向蔣介石力諫徹底殲滅林彪部隊，蔣不聽，把我父親硬調回南京，逕自下令停戰，林彪敗部復活，席捲東北，直下海南。那是父親平生最大憾恨，亦是國軍丟掉大陸的禍源。
我很早便有了替父親立傳的念頭，因為我看到兩岸官方民間有關父親歷史的訊息著作多有不實之處。歷史並非我的專業，父親一生等於一部民國史的縮影，民國史料浩瀚如海，替父親修史，困難重重，翟志成時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任職，我經常向他諮詢請教，翟志成非常關切我替父親立傳的計劃，並介紹一位中研院助理替我尋找資料，幫助甚大，前前後後我磨磳了二十年，終於完成父親傳記三部曲：《父親與民國》、《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翟志成仗義執言，寫下〈此情只待成追憶〉書評一篇，推薦《悲歡離合四十年》，翟志成寫這篇文章下足功夫，有兩萬字之長。他肯定這部傳記蒐集資料豐富，我與共同作者廖彥博花了四年工夫，四處尋找資料，光是蔣介石與白崇禧來往電報信件手令即達近萬件，廖彥博受過史學訓練，他負責《北伐．抗戰》、《國共內戰》前兩部，我撰寫第三部《臺灣歲月》，廖彥博梳理資料，精挑細選，多方比較，翟志成甚為讚賞，
前兩部廖彥博完全以史書筆法為之，第三部我則以文學回憶方式撰寫，翟志成以為國史與家史合而為一，相得益彰。他這篇〈此情可待成追憶：讀白先勇《悲歡離合四十年》的浮想曲〉便收入他這本《學林拾翠》文集中。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以理性思考抗擊媚俗言論 ｜ 更多文章 ）
翟志成在中國大陸，讀的是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古文根基紮實，嗜好詩詞，其實文學才是他的初戀，鑑於文學的持久影響力，他經過文革抵港後，曾一度想從事文學改變人心。他努力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因為眼界高，標準嚴，發覺「除了有數的一些短篇小說之外，幾乎沒什麼像樣的東西可以拿出來見人的」，翟志成自述「當代中國的短篇小說家中，我最崇拜魯迅和白先勇。」他認為《臺北人》是「亡國之音哀以思」，但「絲毫不妨礙《臺北人》成了我的最愛」。翟志成為《臺北人》寫下十五首詞，調寄採桑子，除了〈序曲〉外，其他每篇故事一首，《臺北人》首篇〈永遠的尹雪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