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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余杰專欄:莫愁死後無人讀─為苦難中國留下文字見證的知識份子

作者認為,學者徐復觀剛直峻急的性格,自然不適合政坛的氛围。遷居台灣之後,他主動疏離權力,授課東海大學,埋首故紙堆,整理思想史,卻仍然無法與政治完全「一刀兩斷」。(資料照,澎湃新聞提供)

作者認為,學者徐復觀剛直峻急的性格,自然不適合政坛的氛围。遷居台灣之後,他主動疏離權力,授課東海大學,埋首故紙堆,整理思想史,卻仍然無法與政治完全「一刀兩斷」。(資料照,澎湃新聞提供)

思想史家徐復觀在去世前夕,曾替自己預設墓碑上的文字:「這裡埋的,是曾經嘗試過政治,卻萬分痛恨政治的一個農村的兒子——徐復觀。」與那些終身都不曾進入政府核心機構的在野知識分子不同,徐復觀在壯年時期被蔣介石看中,以少將參議的頭銜派駐延安,又曾擔任蔣介石的机要秘書,有機會上達天听、參與樞機。然而,「最是傷心近高樓」,以徐復觀剛直峻急的性格,自然不適合政坛的氛围。遷居台灣之後,他主動疏離權力,授課東海大學,埋首故紙堆,整理思想史,卻仍然無法與政治完全「一刀兩斷」。

一九五六年,蔣介石七十嵗,各界都向其祝壽。《自由中國》雜誌約集胡適、雷震、徐復觀、毛子水、陶百川、夏道平、王世傑等一批知名知識份子,集結十五篇文章,刊出了一期特別「祝壽專號」。名為祝壽,實為諫言,其內容之大膽,引發島內轟動,一時洛陽紙貴,再版十一次。國民黨惱羞成怒,下令印刷廠不准加印這一期的《自由中國》,並組織御用文人口誅筆伐。此事也成為《自由中國》雜誌被查封的導火索。而《自由中國》的夭折和雷震的入獄,表明蔣介石統治的台灣并非「自由中國」。

左圖:周德偉教授與徐復觀教授    右圖:周渝先生的母親(胡發雲提供)
左圖:周德偉教授與徐復觀教授 右圖:周渝先生的母親(胡發雲提供)

徐復觀撰寫的《我所瞭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一文,主旨是分析蔣介石個人性格缺陷與國民黨失敗之關係。徐復觀指出,蔣介石對社會上的批評意見缺乏「受言訥諫的藝術修養」,這導致他周遭的政治氛圍非常糟糕:「蔣公因為他主觀與客觀不斷互相克制的性格,因而對於這種(受言訥諫)藝術修養的拙劣,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上行下效,「遂使一般作官的人發生一種變態心理,認為凡是有批評性的輿論,都是存心不良,對政府搗亂,於是有權力的輒出之以橫蠻,無權力的即應之以頑鈍,使社會與政府無法可以通氣,把社會逼得與政府愈隔愈遠。」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徐復觀最後的諫言,蔣介石還是聽不進去。

徐復觀去世前一年,在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記載前一晚上做的一個與蔣介石對談的夢:徐向蔣解釋集權(實即指獨裁,夢中似避忌用集權兩字)與民主的利弊。大意謂為解決問題,集權在短期內較民主為有效,但不能持久。民主的效力似不如集權,但可以持久而不敗。「蔣公問何以會如此,我答謂集權將國家權力集中於政府上層少數人之手,時間一久,則必成為今日中共的官僚主義。因權力對人而言,必發見腐蝕作用。民主則社會權力與政府權力,可以發生制衡作用,所以民主政治中的官僚主義,容易受到限制。集權政權僅植基於國家中特殊土壤之上,時間一久,此特殊土壤亦且受到一般土壤的敵視。民主則植基於一般土壤之上,故根基較集權為深厚。」可惜,這樣的場景只能出現在夢中,蔣介石生前本來有機會傾聽徐復觀的建議,卻剛愎自用、一意孤行,以致一敗塗地。

殷海光説,「徐復觀兇咆起來向獅虎,馴服起來像綿羊」。對於現代中國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徐復觀以獅虎之聲對他們發出怒吼;對於備受欺淩哀苦無告的勞苦群眾,他像綿羊一樣地撫慰他們心靈的創傷。學者黃俊傑在《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一書中又用「土撥鼠」的比喻:「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中,徐復觀是如此地突出:他是一個出身湖北的農村子弟,從農村的泥土中獲得生命的動力,他好像一隻土撥鼠,從農村的泥土裡探出頭來,以他鐳射式的眼光與睿智,掃描傳統中國文化的病根,診斷現代中國的苦難,從思想史角度開出治療病灶的藥方,為這個時代留下可觀的著作。」他感概説:「幾十年來,我從徐先生的著作的字裡行間,讀出了他的一顆『感憤之心』,和這顆『感憤之心』為二十世紀苦難的中國所留下的文字見證。」徐復觀喜歡買書,做打油詩曰:「莫愁死後無人讀,付與乾坤飽蠹魚。」他自己著作等身,他的著作讓讀者常讀常新,當然更不愁沒有讀者。

儒家傳統與民主自由能融會貫通嗎?

本書不是通論性質的「思想傳記」,卻細緻地梳理了徐復觀與其他新儒家學人之異同。作者指出,在新儒家四大家中,錢穆與徐復觀專注於歷史學,唐君毅、牟宗三則着力於形而上學。而在歷史學領域,徐復觀與錢穆也形成鮮明對比:錢穆強調中國知識分子與歷代政權的和諧關係,而徐復觀則側重兩者的緊張性。

或許因為作者本人以儒家自居,對儒家思想缺乏批判性思考,故而對錢穆與徐復觀之差異只是點到為止,未能深入比較。香港學者張璠璟指出,錢、徐二人對「民主」的體認大相徑庭:錢穆雖強調「民主」的重要性,卻受其守護中國文化的強烈意願所束縛,且囿於「書齋學者」的生命形態,對傳統政治在實際運作的各種弊端欠缺深刻體知,故在其推崇傳統的「士人政府」之時,未意識到此一含有菁英主義的模式,究其實帶有專制的意涵。徐復觀則由於同時受到傳統儒家思想和參預現實政治經歷的影響,對民主的認識有不同於錢穆的更深刻之處,他強調儒家與專制王權的長期抗爭,與錢穆之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圓融」與「和諧」形成對比。錢徐二人所爭論的焦點,端在傳統中國政制是否專制,以及中國未來的民主之路如何前行。錢穆傾向於秉承孫文「三民主義」的說法,認為具有道德、智慧的精英分子握有政治權力,可保證每一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卻忽略了這一理想中本身包含的「將政治道德化」的專制意涵。徐復觀將「儒家精神」與「自由民主」作為生命中兩大主題,提倡保障消極自由,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擇其善者而從之」,似乎更接近英美保守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之精髓。

另一位台灣學者江玉林則指出,徐復觀堅信「儒家人文主義」。徐復觀認為,人格尊嚴,不僅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起點,也是解決中國文化問題的起點」。徐復觀也坚信:要「使政治成為每一個人的工具,而不是任何個人成為政治的工具。此一努力的結果,如大家所週知,即是以人權為靈魂,以議會為格架的民主政治」。

然而,「儒家傳統」與「民主自由」如何融會貫通?徐復觀始終沒有給出讓人信服的答案。徐復觀看到了儒家的致命弱點:「儒家既對人倫負責,當然要對政治負責。但因歷史條件的限制,儒家的政治思想,儘管有其精純的理論;可是,這種理論,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去求實現,而缺少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去爭取實現,因此,政治的主體性始終沒有建立起來,未能由民本而走向民主。」換言之,「民本」與「民主」不可混為一談,從「民本」走向「民主」需要一座橋樑,而不是一道彩虹。但徐復觀和所有的儒家思想者都未能找到這座橋樑,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仍然停留在畫餅充饑、望梅止渴的幻覺之中——在現實層面,號稱「復興中國文化」的國民黨和蔣介石,同時卻又堅持一黨獨裁和一人獨裁,豈不自相矛盾?

東亞儒學優於西方文明嗎?

黃俊傑探討徐復觀的思想,有一個獨特的框架,就是「東亞儒學」。這是過去的學者研究徐復觀和中國新儒家時不曾使用的視角。徐復觀曾留學日本,接觸到日本諸多思想家的學說,既有汲取,也有對話,還有反對。比如,徐復觀與明治維新時代的西化派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路向就南轅北轍:徐復觀批判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縱慾、貪婪與病態的個人主義;福澤諭吉則要求東亞知識分子以近代西方為師,才能脫離落後與愚昧但東亞歷史宿命。晚近一百多年來,日本成功融入民主自由的普世文明(儘管走過一段軍國主義和對外擴張的彎路),成為亞洲最領先的文明國和法治國;中國則前進一步、後退兩步,儒家專制主義傳統與蘇俄的極權主義模式結合,使得中國人至今仍然深陷於鬥獸場的悲慘處境之中。中日兩國的不同境況,反證了徐復觀的失敗、儒家的失敗以及福澤諭吉的成功、西化派的成功。

蔣介石、胡適
蔣介石、胡適。

與胡適和福澤諭吉的全盤西化相反,徐復觀對自己並不瞭解對西方文化嚴厲批判。他認為,「西方近代文化是以『機器的支配』取代了『人的支配』,這是一種文化的虛無主義。西方近代文化的特性是人的地位之動搖,因此展現『非人間』的性格。」他更是對西方的現代藝術以及現代詩全盤否定,認為那都表現一種「沒有人性的生命」,是一種「孤獨」與「恐怖」。他的結論是:西方文化最大的弊病在於它是一宗缺乏對人類的愛的文化,它表現為一種反理性的思想傾向。

徐復觀對西方文化只是籠而統之、泛泛而論。他對宗教改革以來的基督教文明缺乏基本的瞭解。清教徒的傳統博大精深、生生不息,如韋伯所説,由新教倫理帶來了資本主義精神,而其中最可寶貴的就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而徐復觀所説的西方文化,其實是西方文化的末流或歧途,是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以後的左派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它們確實是沒有愛的,非理性的,將人「異化」的。

由於徐復觀反西方的思想太過粗糙,比義和團高明不了多少,黃俊傑不得不承認,「徐復觀對西方近代文化的評論,也許不能免於持論激越之弊病」。其實,完全不必為尊者諱,徐復觀武斷地否定西方文化,根本就違背了儒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教導。徐復觀既沒有親身遊歷西方,像托克維爾那樣在美國考察數月之後,才敢動筆寫《民主在美國》;他也沒有讀過多少西方文化的經典著作——他所瞭解的少得可憐的「西學」,無非是在日本讀到的第二手翻譯資料,他甚至還比不上晚清的思想家譚嗣同、梁啓超、嚴復等人,他們或者留學西方、遊歷西方,或者與西方的傳教士、外交官和學者有深入的交往並有學術上的交流。

徐復觀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建立在他對農村的田園牧歌式的想像之上。他認為,中國文化中的社會以農村為特質,中國文化之精神具體表現在農民生活之中。在徐復觀的筆下,中國農民淳朴、誠懇、率真,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表徵。他甚至希望將國民黨改造成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民主政黨」。然而,這個想法只是烏托邦而已。首先,徐復觀對「善良的農民」的想像基於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淺薄的人性論,跟神學家加爾文之「人是全然敗壞的罪人」的人性論全然相反,而後者才是人性的本相。其次,台灣在六零年代後期走向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國則在二十年後開始同樣的進程,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像熱愛鄉村的傑斐遜無法阻止美國邁向工業國一樣,徐復觀也眼睜睜地看著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儒家從此失去了其農耕文化的經濟基礎。

國民黨為何敗給共產黨?

一九四九年之前,徐復觀先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企圖通過拯救國民黨來挽救中國。但他看到的現實卻讓其深深失望:「自民國三十年起,對時代暴風雨的預感,一直壓在我的精神上,簡直吐不過氣來。為了想搶救危機,幾年來絞盡了我的心血。從三十三年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黨政軍人物,我大體都看到了。老實說,我沒有發現可以擔當時代艱苦的人才。甚至不曾發現對國家社會,真正有誠意、有願心的人物。沒有人才,一切都無從說起。」於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他毅然退出政壇,站在中華文化的立場上,探尋中國現代社會發展道路和中國人有體面有尊嚴的生活可能。

正如黃俊傑指出的那樣:「在政治上,中國知識分子情感上厭惡國民黨,內心裡害怕共產黨。在厭與怕之間,進退失據,龜縮在自己的小房子裡,避開這個與歷史文化性命相關的問題絕口不談,抹煞自己是非之心而不敢言。」徐復觀卻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從歷史中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

國民黨為何敗給共產黨?可以說這是所有跟隨國民黨敗退到台灣的人士冥思苦想的首要問題,甚至也是讓美國人困惑不已的難題——多年之後,美國人還在糾結於「誰丟失了中國」。徐復觀比絕大多數人都有資格解答這個問題,因為極少有人像他那樣在共產黨的心臟延安生活過,親身觀察到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他發現,「中共之秘訣,在於以農民黨員為發展組織之對象,故其組織能深入於社會裡層。党之組織深入於社會裡層以後,第一步先以各種方式變社會為絕對之戰鬥體,由此戰鬥體中以產生軍隊,發展軍隊,於是軍隊遂能與社會結為一體」。

徐復觀進而將延安經驗與國民政府統治模式相對照,發現國民黨政權只能稱得上「半吊子」組織,橫向不能到邊,縱向不能到底,縣級政權以下掌控在士紳土劣手中。「縣政府以上者為鄉願政治,縣政府以下為土劣政治。不僅不能形成國防、經濟、文化凝為一體之堅實社會,並亦不能與現實之軍事要求相適應。」換言之,如果説共產黨像鹽融入水中,國民黨就像油浮在水面,「我方則因黨未能在廣大之社會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會生根,因之軍事力量亦無法在社會生根,而浮出社會之上」。

一九四三年,徐復觀從延安返回重慶,撰寫報告警告國民黨當局: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之間必定有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和較量。「與奸偽之鬥爭,不全勝即全敗。全勝則奠定國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敗則淪數千年文物為異類,其中絕無中和之理。將來鬥爭正式展開以後,其慘烈遠過於往時。」他甚至相當悲觀地指出:「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不改造國民黨,決沒有政治前途的。」 儘管蔣介石看了報告之後頗為讚許,下令影印後發送高級幹部閱讀,可是國民黨已積重難返,徐復觀眼睜睜地看著國民黨政權一步步地敗亡——而他尊敬的老師熊十力居然選擇留在共產黨中國,以為還能保有一點「思想的自由」,結果卻慘死於文革之中。

以徐復觀對共產黨瞭解之深,不相信共產黨可脫胎換骨、走向民主。他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中午訪楊力宇君於富都閣。楊謂在北京在兩次宴會中,中共皆提到我,稱道我在學術上之成就。楊並笑謂:『現天安門的四張照片已撤除,徐先生不妨去走走。』」然而,毛像仍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徐復觀至死都沒有回去過。像杜維明那樣投靠共產黨,難道不是新儒家的自殺嗎?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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