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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浩觀點:蔣介石錯失「兩個中國」並存的機會嗎?

2018-07-15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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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並沒有善加利用,他顧慮衝擊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而錯失了最有利的國際環境。但是,後人『事後諸葛亮』,可以批評蔣介石『從長遠觀之,欠缺深謀遠慮,終導致優勢易位』,卻似乎有歉公允。」圖為蔣介石與毛澤東。(資料照,維基百科)

「蔣介石並沒有善加利用,他顧慮衝擊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而錯失了最有利的國際環境。但是,後人『事後諸葛亮』,可以批評蔣介石『從長遠觀之,欠缺深謀遠慮,終導致優勢易位』,卻似乎有歉公允。」圖為蔣介石與毛澤東。(資料照,維基百科)

1949年10月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斷挑戰中華民國的聯合國會員資格。由於雙方都宣稱自已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導致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雙方的斗爭成為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戲。[1]自1951年第6屆聯大起,在美國主導下,歷屆大會均採納緩議案的程序性處理,即不討論所有關於拒絕中華民國代表出席,或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的提案。1960年秋,第15屆大會緩議案以8票險勝之後,美方即提出緩議案不再可行。

1961年初,美國新總統甘迺迪上任後,國務院希望根據國家繼承理論,讓聯合國將雙方視為中國的「兩個繼承國」,而不討論那一方代表「中國」,從而都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可是,臺美就聯合國問題的交涉,因外蒙入會案的節外生枝,造成雙方關係高度緊張。[2] 美國無法迫使蔣介石就範,所以在1961年夏,甘迺迪放棄了推動「兩個中國」的努力,臺美最終達成妥協,促使聯大通過中國代表權為重要問題,繼續保障中華民國席位達十年之久。蔣介石雖然贏得十年喘息,卻錯失以「兩個中國」並存於聯合國來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機會。歷史真的是這樣嗎?

第15屆聯大緩議案險勝之後,蔣介石就寫道「如美國明年政策不作積極援助,則我更應有退出聯合國之準備,以防萬一,但余始終以為此非我國之致命傷,只要我能力求自強耳。」[3] 1960年11月中,蔣介石暗中支持的共和黨尼克森落選,民主黨甘迺迪當選,蔣非常擔心甘「將受左派包圍,對我國一如杜魯門,艾其生之所為,必有無端疑忌與荒謬之主張,受盡其侮辱,故必須充分準備,以應不測知變化。」[4]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伍修權(前排左一)應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邀請出席安理會朝鮮問題辯論,與「中國」(中華民國)代表當面對質,成為海峽兩岸外交對抗的經典畫面。(Wikipedia/Public Domain)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伍修權(前排左一)應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邀請出席安理會朝鮮問題辯論,與「中國」(中華民國)代表當面對質,成為海峽兩岸外交對抗的經典畫面。(Wikipedia/Public Domain)

1961年初,美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史蒂文生和新任國務卿魯斯克開始試探中國的「兩個繼承國」構想。1961年3月17日,魯斯克召見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葉公超談聯合國問題。魯斯克認為,國府目前最切要的事是爭取國際支援,以保全其在聯合國的席位,並保持「在臺灣的一切」。他相信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一日,中共必將拒絕入會一日。葉公超提出兩點個人觀察:一為中華民國政府將不為便利中共進入聯合國取代其席位而退出聯合國;二為中華民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將絕不變更其在聯合國的正式國號。[5]

3月22日,葉公超返臺述職前,再和魯斯克研商。葉公超表示,中華民國極難同意公開贊成「兩個中國」之擬議,因為這與一貫的國策不符。魯說明,若國府堅持代表整個中國,則中共進入聯合國問題必將成為代表權問題,而視作程序事項處理,聯合國會員國僅出席投票過半數的決定,即可使中共進入聯合國。魯斯克確切表明:如果國府能將其權益主張限於其現所實際控制之領土,則美國當設法獲取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之支持,而保全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6] 通過談話,葉公超了解到魯斯克在試探國府對「兩個中國」安排接受的程度,國務院釋出對中國代表權立場改變的訊息,而葉公超也沒有斷然拒絕這種試探。

3月27日,蔣介石召見葉公超,葉公超首先報告了他與魯斯克的談話,及他同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黼的商討,委婉主張彈性政策,反對輕言退出聯合國。總統府祕書長張群報告前一天與副總統陳誠討論的要點:一、無法接受「兩個中國」並存於聯合國。二、任何決議案使我國默認僅代表臺灣,即令中共拒不入聯合國,對我國損害已極大,亦無法接受。三、應將此堅定立場告知美方,以不惜放棄會籍之決心,繼續奮鬥,以阻中共入會。四、應自策略觀點、憲章及議事規則中,研擬具體方案,與美商討。外交部長沈昌煥表示,美方所擬辦法為支持中華民國會籍,使我留在聯合國內,希望共匪自己不願入會,造成僵局。美方企圖以「保全我在臺所有一切」及「阻匪入聯合國」為策略的運用,以期誘導我方接受其「兩個中國」的佈局。「倘我方接受其安排,即表示我方同意放棄對大陸主權的主張,即令共匪反對與我同在聯合國為會員國,美方仍可逐步推行『臺灣國際化』及『臺灣獨立』之政策,以減少共匪攻擊美國占領臺灣之口實,而增加共匪武力解放臺灣之困難。」沈昌煥接着分析了接受或拒絕美國方案的後果。

蔣介石對此重大問題特別慎重,他聽後表示:「一、對我代表權問題,美國在心理上已生失敗主義,乃設計造成兩個中國之布局,至於不能獲得支持票,乃一種說法而已。二、將來無論用緩議案或其他方法,均須美國有決心。否則,我自行拉票,必極困難。三、接受或默認兩個中國之安排,不但政府何以自處,我們應告美方,我們必要時決心退出聯合國。倘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請匪入會,則我決心退出。當然我們要奮鬥到底,以保持我代表全中國之地位,使共匪不能入會。技術上各種方式,你們多研究好了。四、沈部長分析我失掉聯合國席次後,所將發生之種種不利後果,自然要考慮。這是你們的責任,你們外交家自應從國際角度多加研究報告政府。萬一我不得已退出聯合國,以後如何應付,乃是我總統的責任了。五、倘若我退出聯合國而共匪加入聯合國,在國際上絕非一件小事情。對遠東及整個世界均將產生重大之變化,對美國及聯合國亦將發生嚴重之影響也。」[7]

蔣介石清楚退出聯合國的嚴重後果,雖然反對美國「兩個中國」的方案,表示不惜退出聯合國,但他卻沒有否決葉公超與美國進一步交涉,商量各種技術上安排。4月1日,外交部正式訓令葉公超及蔣廷黻:如緩議案失敗而須另採新方案時,中美雙方應共同致力,使中國代表權問題不被視為程序事項,而被作為「重要問題」考慮之,但「任何將匪偽進入聯合國問題視同新會員入會而作之安排必含兩個中國之意,政府不能予以同意。」[8]

1945年8月24日,中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委員長於重慶簽署《聯合國憲章》批准書;26年後,中華民國黯然退出聯合國。(維基百科)
「蔣介石清楚退出聯合國的嚴重後果,雖然反對美國「兩個中國」的方案,表示不惜退出聯合國,但他卻沒有否決葉公超與美國進一步交涉,商量各種技術上安排。」圖為1945年8月24日,中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委員長於重慶簽署《聯合國憲章》批准書;26年後,中華民國黯然退出聯合國。(維基百科)

葉公超返回華府,4月3日約見魯斯克,呈遞蔣介石4月1日致甘迺迪函,說明中華民國政府的基本態度,就是無法接受、支持或默認聯合國中有任何造成「兩個中國」情勢之擬議,尤其這項擬議之最後效果,雖在阻擋中共進入聯合國,但一旦大會予以通過,聯合國大門遂向中共常開,聽其隨時進入。[9] 魯斯克從葉公超帶回的訊息判斷,國府對其已不再實際控制大陸之事實,仍不願遷就適應。葉公超說明:1958年10月中美聯合聲明,為中華民國政府為顧及現實所能採取的最大限度。否則,國府在臺灣統治的合法性將遭到挑戰。[10] 對此會談,蔣介石覺得魯斯克「言行對我政府之侮辱,公然為帝國主義對其附庸之態度,不勝痛憤。」[11] 蔣甚至認為今日聯合國「以中華民國為非法之組織,並視臺灣為美所占領之殖民地,國民黨為殘餘集團,且富有造成臺灣為國際共管之陰謀,此可忍乎?」他「不能忍受此種奇辱與悲劇,故決定退出。」[12]

4月5日,甘迺迪和訪美的英國首相麥米倫會談,聽取英國對中國代表權的看法。英國建議:首先考慮拖延的方案,其次是繼承國議案。甘迺迪重申:我們不能支持共產中國加入聯合國,應該找到一個使它不想加入的方案。麥米倫也不特別希望共產中國進入聯合國,樂意就美國提出的議案進行合作,但認為除非臺灣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並且對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權利要求,否則沒有一個建議是可行的。麥米倫建議:聯合國成立以來已經發生很多變化,有了許多新成員國,因此應該設立一委員會處理分裂國家和安理會擴大問題。英國的建議後來成為美國提案研究委員會的重要因素。甘迺迪在會上問到:「是否中國和共產中國都聲稱代表整個中國這件事很重要?是否用中國這個名稱對雙方或其中一方是極為重要的?」[13] 甘迺迪被兩個中國爭奪「代表整個中國」困擾,無法理解這對雙方的意義。

為了與蔣介石溝通,甘迺迪派副總統詹森於5月14日、15日兩日訪問臺北。詹森與蔣相談尚洽,也沒努力推銷「兩個中國」方案,他安慰蔣:「美國並無承認北京政權之意圖;美國反對北京政權進入聯合國,並認為保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地位乃屬要。」[14] 詹森原本草擬的公報稿有「以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一語,最後竟為國務院反對而刪除,惹蔣介石生氣。[15]

詹森回美後不久,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交涉,外蒙古加入聯合國問題,臺獨人士廖文毅訪美等三案迭加,使蔣介石對美國的不信任感進一步加深。他認為,此三件事連在一起,顯示美國對華政策已發生重大變化。 6月20日,蔣介石召見美國駐臺莊萊德大使,指責美國「根本漠視我政府,抹煞我中華民國之地位」。蔣懷疑國務院「第一步為兩個中國,第二步為承認中共,第三步為臺灣獨立,...... 上述三案均涉及中國國家基本問題,我政府決不能再有遷就忍讓之餘地」。他還警告莊萊德「我如被逼不得不退出聯合國,須知此乃在美國『兩個中國』政策所造成,其責任全在美國。」[16] 蔣介石對美國充滿不信任感,6月底,正式拒絕美國政府邀請蔣經國去美磋商。

1961年5月26日,魯斯克建議甘迺迪採行中國的「兩個繼承國」方案:一、由聯合國宣告中國有北京和臺北分治的現實;二、承諾中華民國繼續成為會員國;三、由聯合國發函證明兩國的聯合國代表都具有大使身分。但安理會常任理事該由那方擔任,留給安理會決定。魯斯克報告「雖然兩位大使(葉公超和蔣廷黼)明確表示這一提議也是不可接受的,但他們表示,如果大會的大多數人投票決定接受基於『繼承國』方法的決議,他們『無能為力』。」他因此判斷國府雖不喜歡但能容忍這個方案。[17] 6月26日,甘迺迪,魯斯克和史蒂文生又討論了繼承國方案。[18] 甘迺迪讓史蒂文生去諮詢親蔣「中國游說團」意見。不過,甘迺迪和他的國家安全助理彭岱對該方案並不熱衷。[19] 甘迺迪因為以極小的多數贏得大選,對國會中的共和黨和「中國游說團」投鼠忌器,不願立即改變美國的中國政策。甘迺迪擔心這個問題可能會分裂國會和美國人民,他認為更現實中國政策的潛在好處可能要冒嚴重的國會政治對抗風險,他在實施「兩個中國」政策時會遇到很大困難。[20] 7月7日,中情局臺北站站長克萊恩向彭岱報告臺北實情,使彭岱認識到蔣介石與國務院矛盾的嚴重性。[21] 克萊恩與彭岱是哈佛大學同學,又與蔣經國私交極好,他開始成為蔣與甘迺迪直接溝通的密秘渠道。當晚,葉公超密報外交部,彭岱表示甘無意承認中共,且下令無論如何應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彭岱說,友邦之間最需要者為互信互諒,不能彼此猜疑作弄。至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美國對保持中華民國席次極為重視。[22] 7月1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美對我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已表示重新協商,聞其兩個中國政策已由白宮決定取消云,但其外蒙承認政策尚在僵持中。」[23] 可見,7月中旬,甘迺迪實際上已放棄以國家繼承理論為基礎的「兩個中國」方案。

1961年6月,甘迺迪與赫魯雪夫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非正式會談,雙方未達成共識,並導致美俄關係緊張加劇。(美聯社)
1961年6月,甘迺迪與赫魯雪夫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非正式會談。(美聯社)

1961年年中,臺美為外蒙入會問題愈鬧愈僵,雙方存在的歧見有待高層直接溝通。7月14日,甘迺迪致函蔣介石,請他派可完全信任的代表赴美磋商。甘迺迪在信中表示,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緩議案勢必失敗,必須使其被認為實質問題而非程序問題,美中兩國政府應協議最有利於雙方的方案。他強調「盡一切可能途徑支持中華民國,並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24] 蔣介石以甘函「情詞懇切為感,至此中美為匪共與外蒙問題與政策之矛盾,始有轉機乎。」[25] 蔣遂決定派副總統陳誠訪美。

7月24日,克萊恩回臺拜見蔣介石說,甘迺迪堅決反對中共進聯合國,也決心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白宮在外交決策上較前任掌權,相較之下國務卿權力不如杜勒斯,故一切問題不能全由外交途經解決,重要者應設法獲得甘迺迪總統個人意見。[26] 至此,蔣介石充分認識到甘迺迪同國務院在對華政策上可能有分岐,國務院要推動「兩個中國」但白宮未必完全讚同。

7月31日和8月1日的兩日內,陳誠和甘迺迪、魯斯克等共進行四次會議。會談環繞在外蒙案和中國代表權上,魯斯克向陳誠說明,緩議案不可行,中國代表權問題將來在聯大被提出時,應視為重要問題予以處理,即須出席並投票之會員國三分之二的多數,始能決定。如出席聯大過半數代表能接受上項看法,則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所享席次,至少將獲若干年之保障。魯斯克又提出配套方案,為聯大另組委員會,負責研究中國代表權問題,向聯大提出報告,可收長期延擱之效。陳誠對美方所提各方案均未有「兩個中國」觀念,表示寬慰,又根據蔣的指示並未對研究委員會提出異議。陳誠強調,中華民國每年為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所苦,又增加美國困難,也希望能將此問題長期擱置,而魯斯克的辦法為雙方所能接受。另外,甘迺迪表示,美國將擱置與外蒙建交但希望中華民國不要否決外蒙加入聯合國,陳誠則堅持此為國格原則問題,無法讓步。[27] 對於陳誠訪美結果,蔣認為「此乃對美第一步之勝利也。」[28]

中國代表權由緩議案改為重要問題案具體成形,8月間美國開始與友邦接洽研討,要點有三:一、聽由代表權案列入大會議程。二、在適當時機由大會通過決議,明定本案為重要問題,凡變更中國代表權之提案需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三、最後由大會通過決議設置委員會,就中國代表權案及擴大安理會及經社理事會案,一併研討,向第17屆大會提出報告。[29]

9月19日,聯合國大會第16屆大會在紐約開幕,外交部長沈昌煥擔任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身負否決外蒙入會的使命。甘迺迪則明確指示史蒂文生,要達成「反對中共進入聯大,使中華民國留在聯大」的任務。[30] 當時美方估計,如果中華民國否決外蒙入會,得罪非洲國家,重要問題案可能通不過。10月中,克萊恩銜命與蔣經國密商後,[31]10月17日,莊萊德向蔣介石口頭傳達甘迺迪私下保證「在任何時間,如為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而有必要並能有效使用否決權時,美國將使用該項否決」。[32]蔣介石因此放棄否決外蒙入會,真正關鍵的中國代表權「重要問題」案,直到此時才能全力以赴。[33]

第16屆聯合國大會開會前,臺美雙方已就中國代表權問題達成基本協議,即放棄緩議案,改用聯合國憲章第18條所稱「重要問題」辦法。但是,中華民國放棄否決外蒙入會後,美國所提重要問題案和設立研究委員會配套的辦法,成為臺美交涉新的爭議點。蔣介石認為既然放棄否決外蒙入會,非洲國家的票助不成問題,研究委員會沒有必要成立。陳誠訪美之際,當美國提出設立研究委員會時,陳誠未表態。聯大開幕後,蔣介石也未即時反對,最後到聯大要表決重要問題案前夕,蔣介石卻強烈反對委員會,給美國造成很大的困擾。[34]

11月25日,國務院訓令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就聯大設置研究委員會之議,重予評估。史蒂文生對中華民國到表決關頭強烈反對設立委員會,很不滿。重要問題案於12月1日即將排入大會議程,但至11月29日為止,美方未能徵得其他國家連署研究委員會,美國代表團遂決定不提出。12月1日,聯合國大會開始討論中國代表權案,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義大利和哥倫比亞五國共同提出,依照憲章第18條之規定,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之提案為一重要問題。12月15日,大會表決五國決議草案,以61票贊成,34票反對,7國棄權,通過第1668號決議。[35]對此,1961年12月31日,蔣介石在全年反省錄中說「對美與聯合國代表權及偽蒙入會等問題,乃為我國十年來最激烈,最艱難的,亦是最大或是最後的一次。經過本年這一鬥爭,或將步入較能寬緩之地步乎?」[36] 事後看,蔣高興的太早了。

第16屆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由緩議案改變為重要問題案,使中華民國力保代表權,直到1971年為止。當年美國提重要問題案時,蔣介石知道這是最後一道防線,只能達到拖延的目的,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然而,為確保重要問題案得以順利通過,蔣介石還是放棄否決外蒙入會,寧可「喪失國格」而對現實屈服。反觀美國,甘迺迪對共和黨投鼠忌器,白宮和國務院政策不一致,缺乏內部協調和細膩操作,對蔣介石步步遷就。從臺美交涉的角度看,蔣介石在戰術上是成功的,贏了甘迺迪政府一仗。

但是,蔣介石的外交戰略卻是錯誤的,最終輸掉了戰爭。1961年,國際環境對中華民國有利,中共與蘇共剛剛決裂,聯合國會員國承認中華民國有50國,承認中共有35國,但大多數會員國願意同時容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會員,美國試圖趁機根本解決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一方面確保中華民國的席次,一方面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魯斯克拋出「兩個中國」的試探,要蔣介石抉擇:採取「如非全璧,寧捨勿取」的態度;還是不論情況如何演變,仍堅守聯合國會員國的地位。這是處理中國代表權很好的契機,然而蔣介石並沒有善加利用,他顧慮衝擊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而錯失了最有利的國際環境。但是,後人「事後諸葛亮」,可以批評蔣介石「從長遠觀之,欠缺深謀遠慮,終導致優勢易位」,卻似乎有歉公允。[37]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發生災難,內外實力每況愈下,而蔣介石正信心十足地策劃反攻大陸,他判斷自由世界「應對中共增加壓力,而不應抬高其聲望」,當時有這種看法也是見仁見智的。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著作《意外的國父》(八旗,2017),《冷戰中的兩面派》(有鹿,2014)。

參考資料

[1] 參考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國史館館刊,第二十一期(2009年9月),95-150頁。

[2] 參考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國史館館刊,第19期(2009年3月)。國府否決外蒙入會,會連帶影響到茅利塔尼亞入會,茅國是否能入會關係非洲國家對國府中國代表權的支持。

[3]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394頁。

[4]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399頁。

[5] 國史館: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呈總統蔣中正檢送駐美大使葉公超與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就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第一次商談之會談紀錄,數位典藏號005-010202-00098-003,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黨政軍文卷/軍事建設,1961/03/17 。

[6] 國史館:駐美大使葉公超與美國國務卿魯斯克於五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就聯合國代表權問題進行會談之簡要紀錄,數位典藏號005-010202-00098-005,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黨政軍文卷/軍事建設,1961/03/22。

[7] 國史館:蔣中正召見葉公超就兩個中國並存於聯合國問題與美國對我態度之談話紀錄及蔣中正對聯合國代表權之指示,數位典藏號002-080106-00020-006,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1961/03/27。

[8] 國史館:沈昌煥呈蔣中正對美方建議我政府阻匪入聯合國案奉示訓令葉公超等在聯合國代表權基本立場,數位典藏號002-080106-00020-008,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1961/03/31。

[9] 國史館:總統蔣中正函美國總統甘迺迪中華民國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之一一向忠誠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及維護世界和平惟蘇俄正企圖牽引中共入會倘中共一旦入會將助長共產聲勢為聯合國前途及中美邦交著想盼貴國能盡力設法阻止中共入會等, 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41-004,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黨政軍文卷/國際情勢與外交,1961/03/31 。

[10] 國史館:駐美大使葉公超與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談話紀錄摘要,數位典藏號005-010202-00098-006,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黨政軍文卷/軍事建設,1961/04/03。

[11]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443頁。

[12]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436頁。

[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April 5, 1961, SUBJECT:United Nations: Chinese Representation Problem,The President’s Meetings with Prime Minister MaCmillan.

[14] 國史館:總統蔣中正與美國副總統詹森就其訪問亞洲感想、共黨問題、美國援外計畫及聯合作戰機構等問題進行談話之紀錄,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5-002,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黨政軍文卷/國際情勢與外交,1961/05/14 。

[15]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448-449頁。

[16]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455-456頁。

[1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Washington, May 26, 1961. SUBJECT: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1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Editorial Note。

[1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Washington, June 26, 1961.

[2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24. Editorial Note。

[2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Washington, July 7, 1961.

[22] 「抄駐美葉公超大使第774號來電」(1961年7月8日),〈中美兩國有關重要文件(第2冊)〉,

《外交部祕書處檔案》,檔號:805/0009。

[23]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463頁。

[24] 國史館:美國總統甘迺迪函請總統蔣中正指派代表一人來美與其暨相關人員就有關聯合國之議題進行磋商以化解雙方歧異抑或俟行政院政務委員蔣經國訪美時再為商討,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55-023,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忠勤檔案/,1961/07/14 。

[25]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464頁。

[26]國史館:民國五十年七月總統蔣中正接見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站長克萊恩有關副總統陳誠訪美準備與討論主題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並分析美國政府人物與對華政策建議計劃空投人員以支援大陸抗暴運動希望中美情報密切合作談話記錄,數位典藏號005-010301-00010-002,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接待賓客/會談紀要,1961/07/24。

[27]

國史館:陳誠電蔣中正與美總統甘迺迪等商討我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及外蒙問題,數位典藏號002-090103-00008-200,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1961/08/02。陳誠電蔣中正率沈昌渙等與美魯斯克續商我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及外蒙問題因蘇聯利用非洲敲詐而影響我代表權票數美認為我在聯合國席次重於外蒙而我僅能在五票棄權之原則下同意棄權暨聯合參謀機構事,數位典藏號002-090103-00008-201,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1961/08/02。

[28]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470頁。

[2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Hyannis Port, Massachusetts, August 5, 1961. SUBJECT:U.S. Strategy in the 16th General Assembly.

[3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Hyannis Port, Massachusetts, August 5, 1961. SUBJECT:U.S. Strategy in the 16th General Assembly.

[31]

國史館:民國五十年十月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與中央情報局臺北站長克萊恩會談紀要:美國一向認『中華民國政府乃為代表中國人民之惟一合法政府始終全力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中之地位及其一切應有之權力所以堅決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中之任何機構中』等,數位典藏號005-010301-00001-026,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接待賓客/會談紀要,1961/10/14 。

[32]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496-497頁。

[33] 國史館:蔣中正電沈昌煥對外蒙入會問題決改變原計畫不作否決之準備與蔣廷黻妥商處理方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354-034,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1961/10/18 。

[34] 國史館:總統蔣中正接見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有關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事之談話簡記,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5-008,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黨政軍文卷/國際情勢與外交,1961/11/18。

[35]國史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蔣中正總統致美國甘迺迪總統聯合國大會已就中國代表權問題通過五國決議案並拒絕蘇俄所提排我納匪案事等之函稿,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43-011,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黨政軍文卷/國際情勢與外交,1961/12/20。

[36]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526頁。

[37] 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國史館館刊,第二十一期(2009年9月),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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