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5日早上，中華民國海軍總部為執行國防部下達的陸軍特種作戰「海嘯一號」任務，派遣大型獵潛艦「劍門號」和小型獵潛艇「章江號」從高雄左營出發，掩護輸送特情人員以福建南部東山島為目標，實施兩棲突擊偵察及摧毀雷達站，以偵測解放軍的海防反應，海軍命名該護航行動為「蓬萊一號」計畫。8月5日晚，劍門、章江兩艦按計劃將7名特情人員放上東山島後在指定的航路上巡弋。然而，國軍行蹤早已洩密，兩艦從左營出發後就受解放軍的雷達監視。8月6日凌晨，兩艦在東山島海域附近遭解放軍海軍伏擊，海戰打響後，劍門艦卻向外海撤退，留下章江艦被解放軍4艘護衛艇圍攻，於3時33分沉沒，全部官兵無人生還。隨後，解放軍追擊在外海徘徊的劍門艦，凌晨4時許，追上劍門艦，雙方交火，4時58分，劍門艦連中3枚魚雷後沉沒。在劍門、章江兩艦出發前，海軍曾通知空軍總部，希望空軍能適時予以配合。然而，當8月6日海戰打響後，空軍竟聲稱不知道「海嘯一號」計劃。兩個多小時以後，空軍才匆忙派飛機增援，6時35分，4架F-100戰機從屏東機場起飛，於7時12分到達海戰區域，可為時已晚。劍門、章江兩艦共22名軍官、175名艦員與特工死亡，33人落海被俘，僅有1名特工跳海漂流，被外籍商船救起後經香港返台。解放軍海軍2艘護衛艇、2艘魚雷艇負傷，4人陣亡，28人負傷，是為「八六海戰」。[1]可是，臺灣民眾不知道的是，「八六」海戰的慘敗卻救了蔣介石的命。
1964年1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核試爆後不久，蔣介石告訴國民黨中央全會，中共原子試爆的唯一目的就是針對臺澎金馬，因此必須在原子武器尚未造成以前提前反攻大陸，消滅共匪。[2] 他這麼說，也這麼做。1965年1月中，他撤換「態度消極」的俞大維，任命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全面督導反攻備戰。1965年4月29日，蔣介石於空軍總部聽取「新生小組」對「大陸原子與飛彈以及其新武器製造之設備與地點」的報告，認為共軍核武力進步迅速，使他「更不能不加速反攻之行動與決心」。[3] 6月中，蔣介石又撤換沒有兩棲實戰經驗的彭孟緝，讓金門海戰立功的海軍司令黎玉璽出任參謀總長，秘密啟動「國光計畫」，準備孤註一擲，在1965年8月大規模兩棲登陸進攻福建廈門。「國光計畫」是蔣介石為反攻大陸，於1961年4月開始積極籌措的祕密作戰計畫。根據該計劃，國軍從金門向對面廈門開砲誘發雙方砲戰和空戰，數日後依靠海空軍優勢登陸對岸的福建沿海地區。整個計劃預計最終將投入二十個師，包括由一師金門先頭部隊攻擊廈門的「虎嘯計畫」和由一師澎湖先頭部隊突擊泉州附近石獅圍頭半島的「巨光計畫」（即石獅計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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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5月14日，中國第二次核試爆後，蔣介石決定派蔣經國赴美，去告訴美國政府「此為我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刻不容緩，我人為求生存計，不能不速即決心反攻，以儘我對國家人民弔民伐罪之責任。」[5] 但是，美國對蔣經國訪問日程遲遲不答復，一直拖到7月初才正式邀請他9月20日訪美，蔣介石等不及了，決心不顧美國態度，單方面行動，執行「國光計畫」。
解放軍第一顆自由落體原子彈（左），196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原子彈爆炸成功（右）（取自維基百科）
1965年5月25日，蔣介石主持作戰會議，決定「巨光與虎嘯二計畫同時準備。」[6] 6月17日，蔣介石前往陸軍軍官學校召集軍方開會，要求主要軍官預留遺囑，準備獻身反攻作戰。同時，「國光計畫」作業室著手擬定正式反攻D日（D-Day）。[7] 6月20日，21日，蔣介石連續兩天在陸軍第二軍團與張國英中將，于豪章中將研究「巨光計畫」，認為「其比『虎嘯計畫』似為妥當，而有勝算也。」[8] 6月25日，蔣又將「巨光計畫」擴大修正為「國光十二號計畫」，即由金門，澎湖突擊登陸石獅圍頭半島後，前進配合攻略廈門的「虎嘯計畫」部隊。7月5日，蔣巡視陸軍特種作戰指揮部，與指揮官王永樹研究支援「國光十二號計畫」，在兩棲登陸前先空投陸軍特種部隊，破壞鷹廈鐵路。[9] 7月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反攻行動與D日已於本週定有腹案，令國防部與各軍總部積極限期完成，但未告其D日也。」[10] 到底哪一天是D日呢？
7月5日，蔣介石接見中情局台北站站長納爾遜，要他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立即來臺。[11]克萊恩當時是兩蔣與白宮聯絡的特殊管道，深獲兩蔣信認。美國原已邀請蔣經國9月20日訪美，但蔣介石恐「延誤我反攻行動之日期」，遂約克萊恩「先來此相談，以明告我之決心與行動，不能延至九月以後」。雖然此舉將使美國政府「對我反攻行動有所警覺，但對我亦有掩護之妙處」。[12]
7月7日至10日，蔣介石巡視金門，澎湖各軍事單位，「作爲戰前對準備與敵情之總觀察也。」[13] 7月11日，蔣介石召見黎玉璽，指示備戰與D日大意。[14]7月13日，蔣介石於空軍總部主持戰備總檢討會，聽取空軍司令徐煥昇簡報各種作戰計畫的兵力準備，以及針對美方贊同，默認及不贊同等態度而提出的相應對策。蔣說「美國沒有可靠政策而且常常變更，我們應思考如何以現有兵力作戰，在最壞的情況下，至少要考量作戰三天。」蔣介石決定，先求空軍決戰，然後空投特種作戰部隊，第三日再實施兩棲登陸，展開正規作戰。而作戰要領是先毀滅共匪轟炸機優勢。他認為，開戰三日之內，可以察知美國的態度。蔣打算國軍先開戰，再把美國拖下水。
7月14日，蔣介石主持海軍戰備檢討會，指示應加強對共軍南北艦隊的作戰準備，要海軍多研究「如何誘敵海軍決戰」。他又指示黎玉璽參謀總長「海軍應對當面大陸沿海岸進行偵巡，以偵測共軍之反應動態。」[15] 會後，根據蔣的指示，海軍總部策訂「蓬萊一號」計畫，經國防部協調後，確定由空軍協力支援，由陸軍派遣特種作戰部隊，前往自泉州至潮汕一帶沿海，進行地面偵察任務，以測試共軍的反應。7月30日，國防部頒佈作戰命令，要海軍派艦護送陸軍特情人員突擊東山島，限定8月6日完成。[16] 可見，「八六海戰」起因是蔣介石要求國軍海陸空配合去大陸沿岸偵測共軍反應，以利D日的反攻總決戰準備，而D日就在8月6日至9月初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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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蔣介石去高雄林園視察國軍最精銳的陸戰隊第一師，他與陸戰師的全體官兵合影，勉勵部隊要有成功成仁的決心。蔣介石對官兵強調「我將統帥的生命交給大家，希望努力達成復國的使命！」[17] 這句話可不是喊口號，蔣心中很清楚，他在孤註一擲，如果失敗，他會老命不保。可是，7月26日，蔣介石聽取蔣經國報告他視察金門軍隊結果，「對於登陸與訓練尚未充分完成爲慮」。7月28日，再度聽取蔣經國報告「陸軍登陸先後各師戰備，發現重要缺點」。7月29日，蔣介石因「戰備不實與劉安祺消極怕戰情緒，殊非所料」，遂決定「調換動員，擬改移一個月」，以期對「充實戰力或較有益」。[18] 7月30日，蔣介石主持作戰會議，指責「陸軍作戰部隊並無作戰的準備」， 劉安祺很生氣，與蔣當眾爭執起來。[19] 劉安祺當時是陸軍總司令，他「消極怕戰」，問題就嚴重了。7月3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巡視金門，考量反攻勝算之程度，感覺無甚把握。... 反攻行動有計畫但未能確定日期，而督導戰備已至最後時期，考慮作戰成敗得失，亦以此為最切。」[20] 可見，臨門一腳，蔣開始猶豫起來了。
「蔣心中很清楚，他在孤註一擲，如果失敗，他會老命不保。可是，7月26日，蔣介石聽取蔣經國報告他視察金門軍隊結果，『對於登陸與訓練尚未充分完成爲慮』。」（示意圖，取自維基百科）
8月1日和3日，蔣介石兩度與從美國趕來的克萊恩會談。蔣說「自共匪第二次核子試爆以後，我軍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懼和憂慮」，而共匪只要三顆原子彈，「就可以毀滅臺灣，因之我們不但不能再等一年，就是半年亦等不及了」。[21] 蔣介石告訴克萊恩「我們反攻行動不希望美國公開贊成，亦不希望美國事前有所承諾，而只希望其諒解我國求生存，求自由之迫切心情而已。」克萊恩只是勸蔣「觀望待機」，重覆美國反對蔣單獨行動的一貫政策。[22] 蔣會後自記「吾人希望其對我反攻諒解和默認之想法，皆成泡影。」[23] 蔣認為，綜合克氏的各種說法，「皆為延誤反攻之遁辭，並無有一點放我收復大陸之意」。[24]不過，蔣沒有明白告訴克萊恩自己打算几週之內就發起行動，所以美方並沒有對蔣的談話特別警覺。克萊恩向白宮報告，蔣介石比正常情況顯得更加激動，蔣可能擔心，除非他表現出正積極地與中共作戰，他對臺灣的控制將會減弱，因此，蔣又重提「反攻大陸」。但克萊恩認為，自己的訪問似乎增強了蔣介石的自信，為他內心美國已將其一筆勾消的擔憂提供了一個健康的逃生閥。[25]
8月5日晨，海軍副總司令馮啓聰根據「蓬萊一號」計畫，下令巡防第二艦隊司令胡嘉恒率劍門、章江兩艦出發，秘密護送陸軍特勤隊突擊東山島。8月6日上午，蔣介石主持作戰會議，會中黎玉璽報告劍門、章江兩艦與共軍遭遇並發生海戰，但黎當時還不知道兩艦都已沉沒。會後，蔣介石再聽取海軍總司令劉廣凱報告海戰經過，劉指責空軍虽偵察到共軍的進攻艦隊，但因黎玉璽預令空軍，不得其命令不准轟炸，故未對敵艦投彈，錯失戰機。蔣認為「如我空軍當時對此艦投彈，至少可阻止其向我艦進擊，則我兩艦自可得救安全也，而黎竟限制其轟炸，殊為可痛。」8月7日，蔣獲悉劍門、章江兩艦被擊沉後自記「特憂我海軍負責之黎玉璽，劉廣凱無知，無能，不能再負其反攻戰爭之重任；而又憂無人可為之，繼任者更愁幹部之缺乏，不知前途之如何結果矣。」[26] 不過，蔣介石當天依然覺得，此次無端之災「究為利害或因禍得福，不能預料，但余不因此以改變反攻原來之決心與計畫，乃督導積極實施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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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蔣介石了解更多「八六」海戰慘敗的事實後，他認識到國軍參謀總部與陸海空三軍協調配合能力的重大缺陷，自信心開始動搖。8月14日，他開始「考慮反攻展延一年時間之後得失」。[28] 8月21日，他又記「考慮反攻行動之延期的利害得失甚切，此為本身作重大政策之決定也。」[29] 蔣介石拿不定主意，就去日月潭休養一週，「對反攻時期與國家存亡，以及個人責任，作一次深遠之考慮。」反復思考時，他對「美國與強權自私，不知利害，不分敵友，而且以友為敵，欺善怕惡，畏共避戰，以及其對越戰之無知盲目，自以為是之愚笨行為，不勝痛苦。」最後，經過一週「熟慮深思之後」，8月2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沉機觀變」四字，決定「對反攻時期作重大之修正，任由美國自蹈共匪之陷阱，以彼美愚昧而又狡詐，無法使其回頭猛醒也。」他又「自定『埋頭苦幹，積極備戰，充實武力』，而作第二次從頭做起之打算，以保留國家民族一線之生機而已。」[30] 8月31日，蔣介石下令撤換了陸海二軍總司令劉安祺和劉廣凱。當天，他在本月反省錄中說明「海軍劍門、章江兩艦在東山島突擊，被匪艇多艘圍攻而擊沉，官兵殉國者一百七十人，不勝悲痛，乃命該劉廣凱總司令辭職，此實為我反攻計畫是否展延之動機也。」[31] 蔣「對反攻行動是否延展之問題考慮至切，此乃革命成敗，國家興亡之重大問題，故在此最後關頭，不能不作最後之考慮也。」結論是「反攻復國大計，自應重加研討，不必如過去之急促， 乃有沉機觀變之餘暇，時間亦不必如過去之冒險進擊，獨當其衝矣。」[32] 蔣介石8月28日和31日這兩段日記，記錄了他1965年中戰略思想的重大修正，從此，他放棄了主動反攻大陸的國策，改採「沉機觀變」以保留臺灣生機的戰略。不過，除了蔣經國以外，他當時恐怕沒有將此重大改變告訴任何人。
1965年8月是蔣介石來臺25年中，最接近反攻行動倒數計時的一刻，這一情況至今鮮為人知。當時，因為1962年春反攻計畫洩密的教訓，蔣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沒有驚動美國和中共，而副總統陳誠剛逝世，決策高層內部也沒人敢勸阻他。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八六」海戰慘敗驚醒了蔣，他痛定思痛，澈底檢討，認識到「海軍輕敵」而「空軍未能及時支援」，又以黎玉璽「對作戰指導的缺乏經驗與能力為慮」。[33] 1965年12月31日，蔣介石年終反省，「八六」海戰使他「自知我將領之無知與無能，此乃引起我反攻行動不得不延期與重新整訓之動機」。[34] 他還罵彭孟緝，劉安祺等「自詡為建軍成績之優良者，皆欺世蒙上舞弊之談」，所以決心「建軍工作從頭做起」。[35] 如果沒有「八六」海戰讓蔣介石懸崖勒馬，相反，如果他真得在8月下旬發動「國光計畫」的話，他自已認為「如此軍隊登陸，必致失敗也」。[36] 瞞着美國，發動二十個師登陸失敗，蔣的老命恐怕會不保，不是解放軍乘勝渡海，就是美國策動軍事政變，像南韓李承晚，南越吳廷琰一樣的下場。也許，蔣介石於1965年11月3日特赦彭明敏，是對彭「反攻大陸不可能」說法的一種默認吧。
註釋
國史館：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唐守治簽報烏坵海戰調查經過並呈該項調查檢討報告另誤航事件之例五一海戰八六海戰烏坵海戰等資料，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31-004，蔣經國總統文物，1965/12/03。
[2]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14頁。
[3]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68頁。
[4] 參考維基百科：國光計畫。《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國軍史料叢書》：2005年12月，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彭大年。
[5]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74-175頁。
[6]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75頁。
[7]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80頁。
[8]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81頁。
[9]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82頁。
國史館：陸軍特種作戰指揮部指揮官王永樹呈總統蔣中正遵示擬呈對靈源山、大陽山、覆鼎山及石獅山等地區實施特種（空降）作戰之研究暨特種作戰訓練教令第四號，數位典藏號005-010202-00036-002，蔣經國總統文物，1965/07/10。
[10]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86頁。
[11] 國史館：總統蔣中正於五十四年七月五日召見美國海軍輔助通信中心主任納爾遜談話紀要，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72-005，蔣經國總統文物，1965/07/05。
[13]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88頁。
[14]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88頁。
[15]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88頁。
[16]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0頁。
[17]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3頁。
[18]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2頁。
[19]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4頁。
[20]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6頁。
[21] 國史館：民國五十四年八月總統蔣中正接見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克萊恩垂詢華府對世界及亞洲局勢看法等談話紀要，數位典藏號005-010301-00011-001，蔣經國總統文物，1965/08/01。
[22]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7頁。
另參考國史館：民國五十四年八月總統蔣中正接見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克萊恩談話紀要，數位典藏號005-010301-00011-002，蔣經國總統文物，1965/08/03。
[23]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7頁。
[24]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9頁。
[2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 J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and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Johnson , August 5, 1965.
[26]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8頁。
[27]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9頁。
[28]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199頁。
[29]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202頁。
[30]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202頁。
[31]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205頁。
[32]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204頁。
[33]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236頁。
[34]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248頁。
[35]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249頁。
八六海戰及烏坵海戰失利後，蔣中正才真正明白「國光計畫」只是紙上談兵，因而對反攻大陸逐漸死心。1967年12月1日國光作業室縮編為105人，1971年10月2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被中共取代。1972年7月20日，國光作業室被裁撤，併入國防部。
